陈剑：“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十年内乱期间重大事件人和事点评（六）

从严格意义上分析， “评法批儒” 和批林批孔应看作是两场运动。因为两者的侧重点和来龙去脉有所不同。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1974年7月）时间短，是政治批判运动。而 “评法批儒”运动跨度时间长（1973年8月—1976年10月），是一场假借学术讨论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也是为后一运动提供历史依据与理论包装的历史观运动。

一、 运动全过程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搜查林彪住宅（毛家湾）时，发现了林彪、叶群抄录的许多孔孟格言（如“克己复礼”）。以此认定，林彪在政治上走的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思想根源则是古代的“孔孟之道”。

毛将林彪事件提升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他提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儒法斗争”的历史。 在这场历史重构中，法家被定义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革新进步的代表（如商鞅、秦始皇）；而儒家则被定性为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主张开倒车和复辟的代表。

1973年9月，毛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郭沫若《十批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出版），借秦始皇暗讽蒋介石的独裁。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作两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是其中一首：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表达了“百代都行秦政制”、“孔学名高实秕糠”的观点，为全党确立了“评法批儒”基调，成为“评法批儒”运动动员令。

由此，全国掀起了学习历史中“儒法斗争”的热潮。1973年9月，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仓”为笔名，在《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了一篇《论尊儒反法》，并先后在同年第十期的《红旗》杂志与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论尊儒反法》提出了儒法斗争的概念。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不是学术主张之争，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儒法斗争不仅在春秋战国时期存在，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篇文章揭开了儒法斗争史研究的序幕，并为后来的儒法斗争史研究定下了基调。

此后，“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及其追随者又发表了一批研究和宣传儒法斗争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的笔名在《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唐晓文在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等。

与此同时，报刊杂志还发表了一些著名学者，包括冯友兰、杨荣国等赞扬秦始皇、批判孔子和历代儒客的文章。通过对比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来影射党内的路线斗争，为现实中的政治清洗提供历史依据。

1974年1月18日，以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为起点，批林批孔运动全面展开。此役名义上是思想运动，实则深具政治内容。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等地宣称“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将运动正式由单纯的批孔，演变为“赞扬法家、批判儒家”的全面运动。运动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简单粗暴地归结为“法家（进步、革新）与儒家（倒退、复辟）的斗争”。秦始皇、汉高祖、曹操、武则天等被奉为“法家代表”受到非理性赞美。

运动走向社会基层，工厂、农村、军队、学校全面停工停课进行“评法批儒”学习。工人、农民、士兵被迫撰写根本不了解的白话版“法家著作注释”和“历史批判文章”。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这个通知下达以后，意味着批林批孔运动结束。

但评法批儒运动仍然在继续。1975年底，随着政治形势再度变化，斗争重心转向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法批儒”逐渐退居次要位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场持续三年多、违背历史科学的“评法批儒”政治闹剧也随之彻底结束。

二、运动缘起

 

1972年前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纠正文革的“极左思潮”，并着手恢复经济、落实干部政策（让大批老干部复出），开启中美关系新局面。深受党内元老与民众拥戴，其极高的国际国内威望引发猜忌与不安全感。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期间，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提议在两国间建立核预警秘密热线，即若苏联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美方将向中方提供情报与核保护。周表示“一切由毛主席定”。但毛认为周对美态度过于软弱，于11月17日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帮助”和批评周。江青将此上纲上线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在长达十天的批斗中，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被责令必须自己动手写违心的深度检讨，使周恩来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利用外交偶发事件，敲打周恩来，防止文革成果被否定，强行扭转他认为的“右倾”势头，并借此重新确立所期望的接班人权力平衡。这是敲打的真实意图。

在后续的“评法批儒”中，江青公开叫嚣“当前有很大的儒”、“批孔就是要批现代的大儒”，并直接点名周恩来为当今的“大儒”。 她授意发表了《孔丘其人》等大量文章，把历史上的孔子强行和现实中的特定人物挂钩。文中刻意强调孔子“71岁、重病在床”，并将鲁国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加在孔子头上，甚至把描写孔子的词汇故意改成“端起胳膊”，进行极其低劣的人身和病体影射。

江青在运动中极力拔高吕后、武则天的历史地位，甚至组织班子专门研究法家路线下的“女皇政治”。称吕后是“了不起的法家”，以此为自己走向权力巅峰制造历史依据和合法性舆论。

江青在“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中的表现是一场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政治阴谋。她将一场名义上批判林彪和孔子的运动，扭曲为满足其集团“近批林彪、现实批周公、最终乱中夺权”的工具。

三、批走后门

1974年1月的万人动员大会搞“三箭齐发”，批判矛头由孔孟之道引向现实生活中的“走后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徇私舞弊）。由于当时利用职权“走后门”（如在招工、招生、提干和分配住房等方面）在干部队伍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这一批判方向直接引发了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普遍怀疑。大批主抓生产和日常工作的党政军老干部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既得利益者”的帽子遭到批斗，造成严重的行政瘫痪和思想混乱。

“四人帮”成员及其亲信（如迟群、谢静宜）借“批走后门”大做文章，他们企图以此打乱中央的正常工作部署，在各地培植亲信势力，企图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面对借“批走后门”制造的混乱，毛明确指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运动中涌现出了一些抵制“走后门”的典型人物。例如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一名大二学生钟志民的自愿退学申请。他公开要求退学以抗议父母为他安排的“走后门”，其事迹被《人民日报》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4天之后，《人民日报》再次在头版头条刊登出钟志民主动退学的相关报道，钟志民一时间成为了典型代表，火遍全国。

四、风暴中的郭沫若

在“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郭沫若一直处于一种极其被动、孤立且承受巨大政治与精神压力的境况。他早年的学术定论与运动的政治走向发生了剧烈冲突，迫使他在政治高压下进行公开的自我否定与表态。

郭沫若在1940年代撰写的学术名著《十批判书》中，为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对孔子和儒家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孔子在当时是顺应奴隶解放潮流的；而对秦始皇则持否定态度，将其定性为暴君。

1973年，“评法批儒”全面升温。毛泽东将郭沫若的观点与柳宗元进行对比。写下了著名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两首诗，这是其中的另一首。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曾写下著名的《封建论》，全面肯定了秦始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的历史功绩，属于古代历史观中倾向于“法家”的代表人物。毛认为，郭沫若在对秦始皇和郡县制的评价上，甚至不如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看得透彻。另一首在上文中已经提及。

这两首诗对郭沫若而言是极为沉重的政治判定，使他瞬间在全党和全国的思想舆论中陷入了极其孤立的境地。 为了生存和保护家人，不得不违心地写了一首名为《春雷》的七律，作为直接认错与回应：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在这首诗中，郭公开承认《十批判书》是“大错”。

1974年1月24日至25日，江青等人未经中央允许，在北京擅自召开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两次当众叫郭沫若站起来，已届82岁高龄、重病在身的郭沫若只能低头站立，默默忍受公开的羞辱与批判。

郭沫若早年是一位充满叛逆与激情、有着独立学术见解的先锋学者；但在晚年的这场政治风暴中，他在思想上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政治上扮演着战战兢兢的顺从者角色，最终靠着彻底的自我否定和政治妥协，才在动荡的岁月中得以艰难地保全自身。

五、其他当事人

1、冯友兰（1895年—1990年）

冯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著作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影响深远。

冯在1973年至1976年的“文革”后期深刻参与了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运动。他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笔名 “梁效”，受江青集团直接控制）的顾问。利用其深厚的中国哲学史背景，为当时“尊法反儒”提供历史材料和理论支撑。

1973年，他相继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篇文章被《光明日报》等全国主流媒体全版转载，成为全国批孔运动的学术风向标。1975年出版了《论孔丘》一书，是他当时对孔子思想进行系统性批判的最全面、最极端的代表作。为配合当时的政治风向，尝试将中国哲学史的演变生硬地套入“儒法斗争”的政治线索中。

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卖力表现，使其与周一良、魏建功、林庚并称为“梁效”的“四皓”，冯则是之首。他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在当时及后世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文革结束后，冯友兰在生命最后阶段撰写的《三松堂自序》中对这段经历进行了坦诚的检讨与反思，承认自己当时“放弃了独立的学术立场，转而服从于极左政治”，是一生中无法挽回的巨大遗憾。

2、杨荣国（1907年—1978年）

“评法批儒”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除了冯友兰，就是杨荣国了。杨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教授。 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因其一贯持“抑孔扬法”的学术观点，其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相关文章在运动中被广泛推崇，成为“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学术骨干和红极一时的人物。其“孔子是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等观点，将历史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当时的党内权力斗争，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为迎合需要，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晚年学术活动完全失去了独立性，沦为政治运动的传声筒。

1982年6月，在杨荣国病逝4年之后，中共广东省委给出的结论：”杨荣国同志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杨荣国同志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

3、 周一良（1913年—2001年）

周一良是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被作为“梁效”大批判组中骨干的老教授之一。根据当时的政治部署，周一良积极参与了“评法批儒”的写作，并为中共中央转发的批孔纲领性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二等）进行逐条注释。他在《北京日报》和《红旗》杂志等媒体上发表过多篇带有政治意图的学术文章（如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讨论等），客观上为当时“四人帮”借批判孔子来影射周恩来等国务院老同志的政治图谋提供了舆论工具。

周一良在晚年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也对这段“白首终惭”的违心经历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与忏悔。

4、梁漱溟（1893-1988）

 

与上述教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批林批孔”期间，他虽迫于形势参与学习，但坚持认为“批孔”也应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且对同行的转变表示失望。1974年2月，梁漱溟讲了两个半天：如何评价孔子？就是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当时正值批林批孔热火朝天，梁漱溟长篇发言针锋相对。为此，批判会开了一百多次，到9月23日，主持人一再逼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林彪根本不尊孔，这场运动是政治罗织，并在面对围攻时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名言”，这句话真称得上惊天动地！表现出了强烈的知识分子独立气质。

5、张岱年（1909年—2004年）

张岱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张岱年展现了坚守学术良知与屈从政治压力的双重图景。

在当时严酷的政治高压下，他撰写过顺应运动潮流的批孔文章。与其他激进学者不同，他在发言和文章中尽量避免无底线的政治陷害。在批判的幌子下，他暗中保留并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内核。文革结束后，他公开表达了对当年被迫违心表态的遗憾与愧疚。

张岱年在运动中的表现是典型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的无奈自保与良心坚守。

6、 钟志民（1953年—）

1968年初中毕业，到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百花园生产队下乡插队，随后参军入伍。1972年靠父亲的关系作为解放军学员入读南京大学，班主任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胡福明。

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1973年9月29日，向时任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递交退学申请。

1974年1月退学申请获批后，钟志民先返回部队办理退伍，并于同年2月来到江西落户插队。文革结束后，钟志民曾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江西省驻赣州地区物资局局长等职务。1997年，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他前往云南曲靖投身燃气事业。截至2020年代，他旗下的燃气集团拥有超过500名员工以及十余家子公司。钟志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退学选择。

六、运动后果

“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导致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孔庙、孔府及其相关文物古迹遭到了严重破坏，孔子墓也被挖掘破坏。中国几千年历史，被简化为片面的“儒法斗争史”，大量知识分子被迫参与这种违背学术规律的政治运动。

运动打乱了周恩来在1972年前后艰苦恢复的社会稳定秩序，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生产、科研和教育秩序再次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后，批林批孔运动偃旗息鼓。而这场运动，普遍产生的质疑已经愈加广泛深刻，难以平复。这是一场天怒人怨的运动。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在思想领域内混淆是非的错误政治运动。

在现代历史学和政治学视角下，这场运动被视为一场“借古讽今”的政治阴谋。它不仅没有达到“防修反修”的初衷，反而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混乱、派系斗争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

评价

“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打着革命旗号、实为政治和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一场地道的闹剧。这种将学术政治化、历史公式化的闹剧，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现实，在民间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心理疲劳与消极抵制。它不仅在意识形态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也成为文革后期进一步破坏法治与经济的标志性事件。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