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和他的四大金刚——十年内乱重大事件人和事点评（八）

1975年初，总理因病重无法主持工作。为了稳定动荡的国内局势和停滞的国民经济，邓小平复出，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要职，代为分管党、政、军日常工作。

一、“三项指示为纲”

从1974年8月开始，伟人陆续发出了包括了安定团结、经济建设和基本理论的“三项指示”。 1975年7月4日，邓将三条指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这是一个天才的融合，借助伟人的权威，合法地对抗“四人帮”的干扰，将政治运动的重心实质性地转移到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上。试图通过全面恢复秩序，在实践中逐步否定极左做法，寻找一条经济建设新路。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两个重要论点：

1、“整体”论

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条。

2、“大局”论

强调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对三项指示的总体把握，使１９７５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的气势。

二、全面整顿内容

邓小平在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伟人赞成。进而明确全面整顿包括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商业整顿、文化教育整顿、科技整顿、文艺整顿和党的整顿九个方面。

全面整顿采取了“由点到面、层层推进”的策略。

1. 突破口，铁路与工业整顿

雷厉风行地着手领导铁路整顿， 以解决严重瘫痪的铁路运输为第一步。颁布中央9号文件， 首先解决老大难单位——徐州铁路局的问题，不到一个月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迅速恢复了全国铁路大动脉的畅通。

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恢复企业秩序，起草了《工业二十条》（《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强调恢复规章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坚决反对派性动乱。并乘胜转入钢铁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交战线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

2. 核心保障，党的整顿与落实干部政策

坚决反对派性，清洗造反派、帮派分子，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批被打倒、靠边站的经验丰富的老干部重新复出、主持工作。

3. 基础支撑，军队整顿

四届全国人大一开过，邓小平即为落实伟人早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通过精简军队编制，加强纪律性，消除“九一三事件”后的消极作风，解决部队“肿、散、骄、奢、惰”等问题，

4. 深化领域，科技、教育整顿

科技整顿：起草《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保护知识分子，恢复科研秩序。

教育整顿。批评“白卷英雄”，主张恢复高考和正常的学校教学质量。

5、抓住有利时机，推进文艺整顿

７月初，M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接连对“周扬一案”（７月２日）和电影《创业》（７月２５日）作出批示，再次对文艺调整发表谈话（７月１４日）。并批准了邓小平的提议，把整顿从经济部门引导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反对文艺界的“百花凋零”。

1975年的全面整顿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了国民经济迅速复苏、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的显著成效。

1975年的全面整顿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1975年9月20日下午。当总理即将进入手术室进行一次（实际是最后一次）重大癌症手术，在生死考验前，他特意拉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并当着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及医护人员的面，提高声音、环顾左右高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句评价被身边人传开，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成为后来“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怀念周、支持邓的精神火种。

三、全面整顿中断

1975年9月，毛远新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员，负责在伟人与政治局之间传达信息。毛远新由于自身的极左立场，对邓小平整顿措施极度不以为然。

1975年9月至11月间，毛远新多次密报，声称在基层感到“一股风”，主要就是对WG的评价问题。

毛远新攻击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并直指国务院开会时的发言有严重问题，担心“中央出反复”。

他将邓小平的整顿定性为“系统地否定文革”、“复辟资本主义”。

M一生将“文化大革命”视为自己的两大历史功绩之一，绝不容许任何人否定。毛远新的汇报切中了M最敏感的神经。

M听信了毛远新的话，认为其反映的情况“客观真实”。为了挽救局势，指示毛远新等人开会，试图让邓小平做出让步。

M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基调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面对试探与妥协机会，邓小平展现了极高的政治骨气。 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由，婉言拒绝了主持做这个决议的提议。

邓小平的态度让M彻底失望，认为邓小平确实是在“翻文革的案”，并批示：“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M这段话也是有缘由的。全面整顿期间，针对造反派不肯好好上班生产，邓小平在内部会议上幽默地引用四川俗语：“只要能拉车，不管是黑毛驴还是白毛驴；只要能抓老鼠，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这让四人帮极为恼火，随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猫论”被作为资产阶级唯生产力论的典型罪状编入大批判教材。

197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相继召开会议，在M的授意下开始公开对邓小平进行批判。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停止了中央大部分工作，持续仅仅九个月的1975年全面整顿被迫宣告中断。

四、全面整顿中的“四大金刚”

全面整顿期间，以及后续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重用了四位雷厉风行、功勋卓著的干将，被民间形象地称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这四位分别是：胡耀邦（中国科学院）、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工委）和周荣鑫（教育部）。

张爱萍对“四大金刚”这一说法极为反感。张爱萍晚年，儿子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你知道吗？”

这一问，竟惹恼了张爱萍。

父亲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金刚？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张爱萍的回答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某一个人的工具，而是坚信真理。思想、路线正确，就跟着；错了，就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认识，在今天，无疑有着更强烈的现实意义。

民间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显然是明显的褒义。本文只是借用这一说法。

（一）全面整顿期间的贡献

1、 胡耀邦（1915年11月—1989年4月）

1975年7月至11月，胡耀邦遵照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精神，主持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的整顿工作（被称为“百日维新”）。其整顿的核心目标是“把科研搞上去”，主要内容有：

清洗造反派势力，逐步夺回被“造反派”掌控的院机关及下属研究所的领导权。

将包括钱三强、邹承鲁、陈景润在内的800多名被迫害、下放或劳动改造的科研人员解放出来，恢复其名誉和工作。并帮助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为其创造安心科研的后勤条件。

停用绝对化政治口号。提出停止不加区别地使用“开门办科研”等消极口号。明确指出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胡耀邦等深入北京各研究所，频繁召开座谈会以了解基层真实情况。在全院倡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纠正文革时期的唯意志论和极左思潮。

组织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并于9月26日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这次整顿被视为中国科技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先声。

2、万里（1916年12月-2015年7月）

万里在铁道部的整顿，以徐州铁路分局为突破口，旨在扭转因“文革”派性斗争导致的铁路瘫痪和运输混乱局面。

针对派性严重、闹山头、拉帮结派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限期改正；对到期不改的果断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组织措施，坚决打乱派系组织。选拔并充实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负责、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干部进入各级铁路局的领导班子。

平反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富有经验的铁路骨干干部和技术人员。

开展专项打击行动。铁道部与地方公安部门密切合作，重点整治大干线上的治安混乱问题。严厉打击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车辆和铁路设施的行为，依法逮捕和惩办了一批内外勾结、贪污盗窃、哄抢运输物资的严重犯罪分子，迅速刹住了行业歪风。

明确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强化了铁路的管理、运输指挥和职工调配权力。重新建立并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和技术负责制，扭转了无政府主义状态。

加强职工纪律教育，要求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恢复正常的铁路运行秩序。

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奔赴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问题严重的铁路局，召开几万人甚至十万人的大会进行宣传动员。引导广大铁路职工和干部“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把运输生产作为铁路工作的中心，打破政治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干扰。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顿，到1975年4月，全国20多个铁路局中绝大多数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不仅扭转了交通运输的被动局面，也为随后的工交战线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提供了样板。

3、张爱萍（1910年1月—2003年7月）

1975年3月8日，张爱萍复出任国防科委（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工委的前身）主任。对当时因“文革”陷入严重混乱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以负责航天导弹研制的七机部为重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张爱萍上任后不进机关，直接率工作组深入问题最严重、派性闹得最凶的七机部230厂（陀螺仪生产厂）蹲点整顿。罢免了利用派性夺权、瘫痪生产的造反派头目。宣布各种跨行业的帮派组织为非法并予以取缔，强令对立的两派必须停止内耗。果断清除了文革中由造反派把持的各种临时权力机构，迅速恢复了国防科委及各研究院、所、厂、办的正常党委工作秩序。

还亲自登门邀请被关进“牛棚”或靠边站的专家、干部重新出山，并落实政策、恢复他们的名誉。他明确提出“不抓生产，不搞科研，算什么革命”，将工作重心重新纳入“以科研生产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

面对前期多枚火箭发射失败的严峻局面，张爱萍将整顿成果直接转化为科研战斗力。重点推进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即著名的国防“三抓”任务）的规划与研制。

在他的督导与指挥下，国防科研战线在数月内面貌大变，中国于1975年11月26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4、周荣鑫（1917年2月—1976年4月）

1975年出任教育部部长后， 首先是清理错误的“两个估计”。周荣鑫指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否认建国17年教育成就、将知识分子打为“资产阶级专政”对象的“两个估计”，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他强调要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停止宣传“朝农经验”等极左典型。

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对教育战线的形势、路线、方针以及整顿领导班子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旨在经中央批准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彻底的教育大整顿。

针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荒谬言论，周荣鑫利用教育部主管的《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文，直接驳斥极左思潮。严厉批评“学生不读书”的现象，针对当时学校里不看书、不重视文化课的混乱状态，周荣鑫多次发表讲话进行严肃批评，主张学生必须学好文化知识。

注重因材施教。他明确提出对文科和理工科要“区别对待”，不能用同一种粗暴的方式搞教学改革。

强调教育对实现现代化的作用。他呼吁抓基础科学，主张理工科、外语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避免人才断层。

公开为教师正名。他多次在高校干部和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教育上的主要问题责任在“教育部门的领导”而不在教师，极大地保护并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

上述四位在WG后期的特殊政治高压下，他们临危受命，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在各自领域大刀阔斧推行改革，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扭转乾坤的坚实支柱。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贡献

为1975年全面整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四位，除了去世的周荣鑫外，其余三位，在改革开放时期，也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1、胡耀邦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特别是在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推进全面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他大力支持并推动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平反冤假错案。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魄，顶住重重阻力，组织并领导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平反了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长期被审查、迫害的骨干干部。

推进全面改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积极推动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大力选拔年轻专业干部。

2. 万里

在改革开放时期，万里被称为“改革闯将”。

1977年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顶住极左路线的压力，全力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尝试，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当时民间流传“要吃米，找万里”）。

调任中央后担任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改革。他主持起草了多个关于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彻底激活了中国农村生产力。

后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制定了大量经济与民事法律，推动了全国人大的立法与监督制度建设。

3. 张爱萍

改革开放时期，他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等职。

推动国防科研战略转型。在经费紧张的背景下，他主持了国防科技工业由“单纯军事型”向“军民结合型”的战略转变，推动军工企业转向生产民用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指挥重大两弹一星后续工程。1980年成功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向太平洋预定海域的发射试验，随后又指挥了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和通信卫星发射，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与战略威慑力。

推动军队现代化与精简整编。协助推进“百万大裁军”，精简军队机构，提升军队的科技、装备和法律化建设水平。

4. 周荣鑫

1976年4月12日，在长达数小时的严酷批斗中，周荣鑫突发疾病并陷入昏迷，因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于4月13日凌晨在非正常情况下逝世，享年61岁。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7年为周荣鑫举行追悼会，正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其在教育整顿中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1975年对极左教育路线的猛烈批判、对保护老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呼吁，为邓小平在1977年正式复出后立即决定“恢复高考”以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践先声和舆论准备。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