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刘少奇1961年5月致毛泽东信中的最简唯物史观原理：有自留地，生活就能改善；没有，生活就大不如前

（一）关于湖南农村问题，毛泽东给中央工作会议印了四封信

1961年，湖南农村的大跃进后遗症似乎还比较严重。1961年6月1日，毛泽东就湖南工作印发了四封信，加了批语：

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

工作会议指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提到的四封信是：(一)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给汪东兴的信》。(二)张平化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关于湖南农村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三)王任重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关于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四)刘少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关于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和在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情况给毛泽东的信。

（二）刘少奇的信：农民生活在1957年前后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湖南长沙天华大队很有可能是被漏网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实际上掌握领导(正在进行审查)。社员生活远不如一九五七年，这主要是由于社员过去都有自留地，还在山上开了些荒士，每家都收入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埂上的豆子，养了猪和鸡鸭，而现在这些几乎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山林竹子受到严重破坏、房屋拆毁三分之一，干部贪污多占的现象也相当严重等等。信中还对社员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刘少奇所写之材料非常朴实，全是事实，没有理论。可是，稍微深入想想，朴实事实中的深层理论就冒出来了。

（三）刘少奇信的最简唯物史观原理

这里涉及的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自留地、荒地即生产资料；

种地即生产力的运用；

红薯、芋头、豆子，还有猪和鸡鸭，即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能够种自留地和不让种自留地即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前者承认个人利益的生产关系，后者是不承认个人利益，只承认公共利益的生产关系。

刘少奇描述了两种类型生产关系（以1957年为界）的结果：

让种自留地和开荒的生产关系，带来了“每家都收入有几千斤红薯、芋头和田埂上的豆子，养了猪和鸡鸭”；

不让种自留地和开荒的生产关系，结果是“现在这些（杂粮和猪鸡鸭）几乎没有了，只有定量的大米和小菜。因此，都感到不够吃。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山林竹子受到严重破坏、房屋拆毁三分之一”；

显然，这里的关系是明摆着的：实行一种允许个人努力为自己改善生活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能发展和提高；实行一种限制个人努力的生产关系，实际的生产力水平提升总是不那么顺畅的。这一点，1962年实行的“三自一包”补救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联产承包，以及工商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都予以了证明。

刘少奇的描述其实隐藏了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凡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产关系，就应该采用。这也是邓小平在1962年所认识到的，被后人称为猫论。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