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院士部长李强亲历的“蜗牛事件”：江青曾让中国彩电业停滞了4年……

今天讲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和李强有关，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李强与蜗牛。

这里说的李强，可不是现在的总理。李强是个老革命，他是江苏常熟人，他要是还活着，119岁了。其实他原来不叫李强，叫曾培洪，这个曾培洪有点叛逆，在家乡上中学时，先生留了一个作文题目：惜字。先生说，写过字的纸，不能随便扔掉，要郑重烧掉表示崇敬。曾培洪的作文写道，不一定要烧掉，也可以包装、糊墙甚至上厕所。老师气坏了。

曾培洪只得到上海去读了南洋路矿学堂，在这里他学了英文和理工科的大量知识，成为革命队伍里的能人。

曾培洪后来改名为李强，这是一个大众化的名字，很适合他的保密工作。李强年轻时候参加革命，闹学潮，但是不妨碍他成为学霸，在上海，他是中央特科的通讯科长，负责建立秘密电台，1932年到1934年，他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当教员，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和无线电基本原理。后来，李强又做过延安的军工局长。他也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

后来他成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当时这是最繁忙的驻外的商务机构，因为中苏之间有着大量的经贸往来，比如156项苏联援华项目，和国内的冶金、机械、燃料、轻工、纺织等各个部都有关系。在这里，他积累了丰富的外贸经验，为他以后当外贸部长做了准备。

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学部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学部委员，这是中国最高的学术荣誉职位，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院士部长。

李强，真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有很多传奇故事。今天只讲他和蜗牛。

文革中，发生了一起著名的蜗牛事件，今天讲这个故事，是想到了现在类似蜗牛事件的事件还在不断地发生，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1971年，中央批准了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设备项目，并责成四机部，就是现在的电子工业部和外贸部所属的中技公司承办。中方在和日、美两国有关厂商进行技术交流后，于1972年12月开始组团出国考察，先考察了日本电子工业，参观了东芝、日历、松下、索尼等工厂，后来于1973年12月考察了美国的一些企业，如BCA公司、康宁公司等。

代表团参观美国康宁公司时，走过该公司的一个礼品小店，美方陪同人员出于热情，准备为代表团成员各购一件该厂制品，作为圣诞节前的礼物。

美方人员专门询问了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说买什么好？副团长说，随便。这样，美方就买了13个玻璃蜗牛，每个只有50美分，分送给各位代表团成员。

这种蜗牛礼品不是专门给中国做的，康宁是生产显像管的，他们巧妙的以蜗牛形象象征他们的产品，两个触角代表电视机的天线，而晶莹的玻璃质地代表荧光屏的纯度。

没想到出事了。

四机部第10研究院有个干部徐某，看到从美国考察归来的同事带回的一个玻璃蜗牛工艺品，就给江青写信说，这是美帝诬蔑我们像蜗牛，是爬行主义。

1974年2月10日，江青来到四机部，声称支持徐某，不能让美帝污蔑我们爬行的阴谋得逞。

于是，所谓蜗牛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考察团成员们都被搞得心情紧张。

当时，李强是外贸部长，派出去的人里面有他的属下，在美国接待的商务参赞也是外贸部派出去的。

李强对这种无理取闹非常气愤，他对王震副总理说，这件事是一个投机分子加一个官僚主义搞的。

顺便说一句，王震是主张引进先进技术的，1956年他当农垦部长时，就到日本访问，考察先进的农业技术，他是战后第一个出访日本的部长。

但是江青不依不饶，要求外交部向美国提抗议。外交部没有照办。李强还夸奖当时外交部的部长助理王海容做得好。

外贸部在美国的派出人员也没有闲着。当时驻美国联络处商务参赞张建华回忆说，国内考察团回国后，大概过了个把月，他突然接到了国内的电报，问蜗牛在美国象征什么。他想，肯定是蜗牛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是江青在发难。

这时候，驻美联络处的主任黄震在北京，他向韩叙副主任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商定，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把美国人送蜗牛这个礼物的意义告诉国内就行了。冀朝铸当时是驻美联络处的参赞，他从小生长在美国，他说，美国一到圣诞节都送这个。张建华又请教在美国的老华侨，他们也说，在美国，蜗牛是有耐力和吉祥的意思，他们就把这个情况发回了国内。

2月13日，江青到四机部发难后第三天，外交部得到驻美联络处的明确答复，说明蜗牛是美国人民的吉祥之物，送蜗牛礼品，并没有诬蔑之意。这以后所谓的蜗牛事件才慢慢淡化了。

李强后来回忆说，我们考察团到美国去准备买一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美国商人送给我们几只玻璃蜗牛，是艺术品。四机部有个徐某，他说美国商人是讽刺我们爬行，写信给江青，一定要同美国商人交涉，而且说我们不能买美国的产品。

四机部也有办法，不买外国人的，就自己做，而且请徐某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没那么容易。徐某这种人，捣乱可以，正经事情做不好，这也是“亚人”。

李强说，假如没有蜗牛事件，彩色显象管早就可以生产出来了。他说，江青为什么要坐着飞机来来去去？最好骑毛驴走！她自己坐外国飞机，英国飞机，美国飞机还有苏联飞机，她就不说了，我们把人家成熟的经验和设备买进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就是为了自己能够生产出来。

因为李强在外贸部领导进出口工作，他对江青喜欢用进口商品非常了解，他说，他们买外国的东西可多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崇洋媚外，江青看的电影就一定要买美国的不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江青要买美国柯达胶卷，李强就是不同意，但是后来他也挡不住，还是买了。江青用的录音机，也非买西德的不可，录音带也要买西德的。当然我们也有斗争，外汇紧缺，江青买的这些东西，用了很多外汇，许多工业部门需要的设备就不敢买了。

蜗牛事件使得中国电子显象管的引进拖后四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才重新开始这个项目的引进工作，1978年夏天在天津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对外合同谈判，八月份和日方的几个公司签订了显像管总装的进口合同，总金额1亿多美元。签约四年以后，中国第一家显像管厂在陕西咸阳建成投产。

其实当时这种现象不只是蜗牛事件。70年代是技术引进的高潮，很多外国专家来帮助中国的建设，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四川某个化工厂引进乙烯设备，江青借口说，社会主义的工厂里竟然有酒吧间！用此来批评引进先进技术。其实，所谓酒吧间，只不过是那家工厂提供给指导安装设备的外国技术人员吃饭的地方，有时外国人喝点酒，听听音乐罢了，其实就是有酒吧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更为可笑的是，广交会因为制作了一扇进口材料的大门，被江青等大作文章，说成是“洋大门”。可见，这种极左思潮和所谓的政治正确，在中国是有土壤的，一有合适的条件，这样的怪苗就会生长出来。

来源：新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