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告御状”与知青运动——十年内乱期间重大事件人和事点评（十一）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到由外交部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这是一位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告御状”，内容是关于自己孩子在上山下乡中遇到了实际问题的来信。当读到悲凉处，老人家不禁流下泪来。

第二日，给来信人复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并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同志从老人家自己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随后，毛泽东责成周恩来总理立即着手解决时下“知青”的相关问题。

毛泽东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不久，李庆霖的这封信连同毛泽东的复信及中共中央有关解决“知青”问题的文件，迅速下发到全国各机关、学校。

二、李庆霖信如何到达毛泽东手里

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因其下乡插队的儿子生活极其困难，且目睹了知青政策执行中的诸多不公与走后门现象，愤而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告状信。

信写好后，如何寄，这是一个问题。李庆霖深知直接寄给毛泽东，很可能无法送进中南海。

聪明的李庆霖，在当时的报纸和电视（新闻纪录片）上，经常看到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了解到王海容是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哥），并且能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于是，李庆霖决定将信放进信封，收件人直接写上“外交部 王海容”，并在信中恳请王海容看在知青受苦的份上，务必将信转交给毛主席。

李庆霖的这一超越他人的智慧，1973年初，这封信终于通过普通邮路顺利寄到了北京外交部王海容的手中。王海容拆阅后，被信中反映的知青悲惨遭遇和福建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所触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审查、转交直接反映“上山下乡”运动负面情况的群众来信，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作为毛泽东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和翻译，王海容在处理此类人民来信时十分谨慎，需要寻找合适时间。1973 年4月下旬，机会来了，王海容在进入中南海向毛泽东呈送日常汇报材料时，特意将李庆霖的这封信放在了当天材料的最上面。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 直接促成了中共中央调整和改变了当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很多具体政策。这其中，无疑有王海容的一份功劳。

三、为什么能够打动毛泽东

李庆霖的信之所以能够深深打动毛泽东，笔者以为，核心在于其朴实无华、真挚坦诚且“土洋结合”的语言风格，完美契合了毛泽东的阅读偏好与平民情怀。

这封信打动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白质朴，接地气

信中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套话、空话或官样文章，而是用大白话如实诉苦。例如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和“无米之炊”等民间俗语，将下乡知青家庭面临的口粮不够吃、生病没钱治的绝境，写得极有画面感、直击人心。

2、敢于直言却留有分寸

李庆霖在信中写道：“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 这句话既坦诚了自己的无奈与抗争，又不失幽默和对最高领袖的敬畏。

3、态度拥护，就事论事

最令毛泽东动容的是，信中虽然将基层知青工作的尖锐矛盾和干部“走后门”等阴暗面揭露得很深刻，但字里行间依然表达了对上山下乡这一大政方针的拥护，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恨情绪。这种对政策的拥护与对实际困难的如实反映相结合，显然不是别有用心，更能够被接受。

4、文字功底扎实，逻辑清晰

作为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李庆霖的行文不仅没有错别字，且条理分明，语言流畅。毛泽东一生喜爱文字洗练的文章，这封原原本本、一字未改就被印发为中共中央文件的信件，在文字表达上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许。

正是这种“敞开心扉说真话”的朴素直白，以及同样当过乡村教师的经历共鸣，深深打动了毛泽东。特别是李庆霖在信末写道“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这种底层民众的绝望哀鸣，极大地震动了具有强烈农民情结和群众观点的毛泽东，使其产生了深度关切。

促使毛主席不仅从个人稿费中拿出300元接济李庆霖，更推动了中央对全国知青政策的统筹调整。

四、 对知青运动的深远影响

李庆霖的信件及毛泽东的回复，成为知青运动重要转折或者重要催化剂。

1. 揭开了知青政策纠偏的序幕

在李庆霖上书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视为毛泽东的最高战略部署，是政治上的绝对正确，任何关于知青生活困苦的言论都极易被扣上“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李庆霖的信撕破了这种粉饰太平的局面。毛的回信不仅为反映知青苦难“平反”，而且确立了“容当统筹解决”的基调，使得批评和纠正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上合法化。

2. 促成了知青政策的重大调整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议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

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系统性地调整知青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保障知青生存权益的实质性措施：

经济与生活补助。各地政府开始重视知青的口粮和住房问题，明确了知青在下乡初期的生活费补助和物资供应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米之炊”的生存危机。

干部队伍整顿。中央严厉查处了迫害、侮辱甚至强奸女知青的地方腐败干部，改善了知青的整体人身安全和政治环境。

回城与招工机制的完善。为了缓解长期滞留农村带来的矛盾，中央开始逐步探索和拓宽知青升学、招工、病退、顶职等回城渠道，为后来的大规模知青返城埋下了伏笔。

3. 极大地改善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成千上万的下放的知识青年及其背后的家庭，在毛泽东对李庆霖回信公开后，普遍感到了领袖对底层疾苦的关切，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慰藉。

信件下发后，各地知青的生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改善。李庆霖由此被千百万知青尊称为敢说真话的“知青英雄”和“李青天”。

笔者作为70年中期的下放知青，深刻感受到李庆霖这封信给知青带来的直接利益。包括下乡初期的生活费补助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借写此文机会，向李庆霖在天亡灵表达敬意。

五、李庆霖其人（1929-2004）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家庭出身贫民。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他的大儿子李良模是一名1968年初中毕业生，响应号召前往莆田县荻芦公社插队落户。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李庆霖亲眼目睹并深切感受到了儿子作为知青在农村所遭遇的残酷现实：

知青的工分收入极低，口粮常常不够吃，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以及生病就医，都需要用钱，而知青家庭往往无力长期贴补，生活难以为继。

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严重的“走后门”现象。一些干部的子女通过各种关系得以招工、参军或回城，而普通百姓的子女却只能常年困在贫困的农村，这种不公让底层民众极为愤懑。

作为一名父亲，李庆霖为了改变儿子的艰难处境，曾多次走上上访之路。他找过公社党委，去过莆田县革委会的知青主管单位、地区民事组反映过情况。然而，他的呼吁犹如石沉大海，问题没有得到丝毫解决。在此背景下，出于无奈与悲愤，李庆霖决定采取“告御状”，1972年12月，他直接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实际困难。

1973年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1973年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300元钱一直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因一封信名扬全国的李庆霖，人生轨迹在此后发生了剧烈的翻转，他被卷入了顶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最终以悲剧收场。

毛泽东的回信公开后，李庆霖的名字家喻户晓。福建省军区及地方高层领导纷纷接见他，为他平反了过去因教学成绩差而被扣上的“白旗”帽子，恢复了名誉。此后，李庆霖步步高升，先后出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

1974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进入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在1973年《红旗》杂志上，他还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被视为反潮流英雄。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加之他与江青、张春桥等人有着密切的政治交集和通信往来，1976年11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1979年，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书指控他追随“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进行反革命宣传等。对此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坚称自己只是忠于毛主席的指示，是在执行中央的号召，并未犯下如此重罪。

李庆霖被判刑后，在福建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农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因在狱中表现较好，且老知青们和管教人员对他心存同情与敬意，他获得了减刑。1988年，他的刑期减为10年有期徒刑；1994年3月，他提前出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福建莆田。

出狱后的李庆霖和老伴生活陷入贫困。令他感到些许慰藉的是，全国各地的老知青们并没有忘记他，常有知青通过信件、汇款甚至亲自前往莆田看望他。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在福建莆田的破旧老宅中离世，享年73岁。

 

点评

李庆霖“告御状”是一次勇敢的、充满悲壮色彩的民意直达，它在客观上充当了千万知青的代言人，具有不可磨灭的民生改良功绩。 但它同时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普通人难以摆脱的政治漩涡与悲剧命运，是反思文革和知青运动历史的重要标本。

毛泽东在信中表现出了对底层群众的深厚同情，对官僚特权风气的愤怒，以及在特殊历史时期，试图通过国家机器的内部改良来“统筹解决”社会矛盾的执政逻辑。

李庆霖只是一名底层的小学教师，当时只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他的行为更多是时代挟持下的盲目跟风，与有预谋、有组织、企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核心集团有着本质区别，主观恶性有限。在此情况下，在具体罪名（现行反革命罪）和刑期（无期徒刑）的裁量上，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过重倾向。

 

附件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 ，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 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来源：常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