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可白：一份重要历史文献的产生(下）

当康生们决定要打倒一个人，或者说要整一个人时，通常要经过两个阶段，即群众专政和专政机构审查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被整者都将遭受炼狱般的肉体折磨和人格羞辱。

(一)第一个阶段,群众专政阶段

在康生和四人帮的鼓励和带动下，文革中通用一整套以“群众专政”，“大民主”为借口的整人程序。

首先，是揪出。宣布他是阶级敌人，把他从革命群众中揪出来。

第二，写大字报批判。罗列种种罪状，造舆论，许多是无限上纲和捏造。

第三，抄家，抄家古已有之。

以前是官方对家庭财产的强制剥夺。清代最甚，抄家财物纳入皇家私库。文化大革命时期，抄家已不是官方行为，许多造反派对揪出来的人就可随意实施，不仅抄财产，还抄书籍、照片、信件、文稿等文史资料，这一点江青最热衷，她趁机隐瞒历史和报仇。此外还抄文物，这一点康生最热衷，因为他可趁机将其据为己有。

文革初期康生一伙在中南海抄了刘少奇的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曾在1967年10月24日向江青等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七月十八日，从刘少奇家中抄出刘少奇、王光美笔记本，共一百八十八本。其中，刘少奇的笔记本六十一本，王光美的笔记本一百二十七本。”

普遍的抄家行为导致许多历史资料、珍贵文物遭焚毁。抄家时还有连带的打人、侮辱人，甚至打死人等行为。例如1966年恐怖的北京“红八月”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

第四，批斗，或称揪斗，即揪出来进行批判斗争。

“批斗”是政治运动中特有的术语和行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打土豪斗地主开始，延安整风时期也有，至文化大革命泛滥成灾。

往往采取“批判大会”、“批判小会”、“游街”、“武斗”、“文攻武卫”等形式来进行。批斗一定要在显要的地方，而且一定要让大多数人都知道。

批斗对象的确定，不用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任何一个造反派头头，或者群众组织都可以决定，带有很强的随意性。被批斗者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首当其中的是要打倒的当权派，还有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商人（资本家、小业主）、宗教人士（和尚、修女、教士）、甚至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都遭到批斗。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许多人因不能忍受批斗的屈辱、毒打而自杀。大作家老舍就是在批斗后跳湖自尽的。

批斗形式，一是给“挂牌子”，给“阶级敌人”脖子上挂上纸板、木板，甚至沉重的铁板；二是“戴高帽”，给“阶级敌人”头上戴长圆锥形的高帽子，上面写上罪名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三是“喷气式”，指批斗姿势，被批斗人始终都要弯着腰低着头，还有人不断用手把被批斗的人的头往下按，即坐喷气式飞机。那个年代，全国上下到处都可以见到“喷气式”。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中评价“喷气式”批斗说：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四是把敌人两手用墨水或黑油漆涂黑，称为“反革命黑手”。还有游街，下跪，打骂，剃阴阳头，武斗，“游街”，宣布罪状后如被批斗人进行辩解或不承认将会遭痛打……

批斗组织者宣布其罪状（许多都是捏造的莫须有，硬栽上去的），带领台下的群众振臂高呼口号：打倒某某或砸烂某某狗头，火烧油煎等口号，最后当然还要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

批斗中的重要特征，即除了体罚，还有各种侮辱人格的行为，用当时时髦的话，不但触及肉体，还要触及灵魂。被定为阶级敌人的人，不只是批斗一次，要经常遭到这样的批斗。这一切都是为了摧毁被整人的意志。

这类批斗是特殊历史时期对人身和人格的严重侮辱与侵害。文革初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影响很大，许多人效法其中的形式，“在太太小姐的牙床上踩一踩”，“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成为流行的语言。许多人认为批斗、打骂“阶级敌人”是理所当然的，在延安整风和土改、镇压反革命等许多运动中都流行过。而被斗者则失去了任何权利和法律的保护。

文革中的批斗，也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是典型的多数人暴力，它通常以诬告和挑唆的形式激发大多数人狂热情绪，然后做出群体极端非理性行为。而这种“民意”是被人操控的。

康生及“四人帮“不仅支持鼓励所谓革命群众随意批斗干部，他们首先身体力行，带头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给造反派树立榜样。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7月15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批准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7月17日晚，戚本禹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戚本禹说，“批斗会低头弯腰都可以，夫妇都可以斗”。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设下刘少奇女儿平平遭车祸的圈套欺骗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并把她扣押。12日，戚本禹指使中南海造反派“红色造反团”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陈伯达、康生都同意，江青提出批斗时，叫王光美也到会场陪斗。

在中南海这个党中央最高领导干部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居然发生批斗国家主席这样的丑剧，在全世界面前是丢人现眼，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一切，只是为了取悦最高领袖。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后，1966年6月18日至20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1966年8月15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在康生、曹轶欧的直接煽动下，8月19日，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上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的第二天，就在康生的直接操控下，被造反派揪出，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挂牌子，在校园游斗，进行人身污辱。为社会上出现的批斗走资派风潮树立了一个样板。

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虽然社会上已经批斗成风，但林枫却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批斗的中央委员，这件事还上了中央的简报，在高级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说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审查报告披露，对此，康生当时却轻飘飘地说，戴个帽子没有关系，帽子很轻。

当时在传达康生的这个指示时笔者在场，感到不寒而栗！要知道当时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圣旨”，讲话传到社会上，影响极坏，既然中央文革领导说了，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而且当时还有所谓“要武”的最高指示，那么全国造反派的武斗当然纷纷效法，愈演愈烈。野蛮的、践踏人格、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子游街”，蔚然成风，成了文革中“革命大批判”的“规定动作”！让全世界世界目瞪口呆。

随后不久，12月18日，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批斗大会上，林枫校长被打断肋骨三根、前胸、后背、左肘等多处受重伤，当场昏迷不醒。当夜送301医院抢救。最终，林枫校长被迫害致死。

第五，蹲牛棚

牛棚也是文革时期的一个常用词。这里的牛棚不是指饲养牛的棚子，而是指羁押的受害者进行隔离审查的地方。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是陈伯达的文笔。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随之掀起揪斗学校领导的高潮。红卫兵造反派将被整对象称为牛鬼蛇神，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关押在包括办公室，学校，招待所，地下室，农场等地，以交代历史问题，工作问题等和改造思想，进行体力劳动和思想批斗的地方，简称“牛棚”。关押在“牛棚”，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所以不等于正式逮捕，还是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非法拘禁。

牛鬼蛇神原意是指是阴间鬼卒、神人，牛头马面、人面蛇身之鬼神。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毛泽东称那些右派们，即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以及右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五类分子中的资产阶级右派为“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关押批斗“黑七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风暴，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各省市县、以及农村的基层公社、村镇都开始效法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些做法。农村将原有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集中关押批斗改造，城市则将“四类分子”及其延伸的“黑七类”（包括四类分子以外的“右派”、“历史，现行反革命”、“资本家”、“走资派”等）还有很多犯了错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以及部分群众遭到批斗，被戴上各种帽子，这些人被引申统称为“牛鬼蛇神”。

各个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们常常自行审查批斗这些阶级敌人，不经正规的法律程序便限制“牛鬼蛇神”们的人身自由，不许他们回家，被看管在单位里，接受他们自行组织的审查，批斗大会，强制进行劳动改造。这些严重违反法律、侵害人权的行径，广泛流行。

文革结束以后，一些回忆录把这种非法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被称为“牛棚”，这个称呼流行开来。某人“被关进牛棚”的说法，实际是那个时代受单位迫害的代指。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著有《牛棚杂忆》一书，成了名著。此书以作者自己的回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对他的迫害。他说，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法“对着干的”。还有著名作家冰心也曾在文化大革命时进过本单位的牛棚，在烈日之下遭受造反派的批斗大会！

在文革中群众专政时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被许多人写文章书籍披露，被广大人群知晓。可是，对于一、二、三办中央专案组残忍迫害“敌人”的程度和细节，并没有深入研究分析与揭露，这是历史研究的一块遗憾至极的缺失。

(二)第二个阶段,国家机器专政阶段

许多受迫害者经过群众专政的炼狱后被抓进监狱。

这种抓人，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群众扭送进监狱，一种是专政机构直接抓人。这时，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中央专案组出现，决定这些受迫害者的生杀予夺。

将整肃对象逮捕，送进监狱后，罪名也是步步升级。同样，如果仅仅是路线错误，如走资派等，还是内部矛盾，还有可能被解放，“翻案”，甚至东山再起。所以要想将受迫害者置于死地，一定要有所谓“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使其成为敌我矛盾，就会判刑，甚至枪毙，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康生整人时，对“里通外国”的罪名非常感兴趣。

为此，必须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这就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康生还亲自批示逮捕了不少人，把人送进监狱。

在《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揭露了，为坐实王光美的所谓特务罪名，康生亲自批示逮捕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彬同志，任彬同志1968年5月10日冤死狱中。

康生不仅热衷于将干部送进监狱，对年轻学生也不放过。审查报告揭露，中央高级党校青训班学员，年仅20岁宋扬之，由于曾经挑头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实名揭露康生，被康生恨之入骨，他亲自批示将其逮捕，还说与江青商量过。

此外，审查报告中还记录了许多人经康生批示被送进监狱。例如：李敦白（美）、汪璜冯（基平）、张洁清、张秀岩……

康生在1967年7月19日在“彭真专案组”上报材料上的批语，先将杨（成武）妻赵志珍秘密逮捕、还有欧阳飞、贾震、袁庚等人，都被康生送进了监狱。

康生的批示经常是铅笔手书，最奇特的是对某一个人的批语，定性-罗织罪名-总结罪状-怎么处置，因此常常会有一页纸，最长的会写满四五页纸。查阅在文革期间一、二、三办专案办存档的文件中，显示出康生的迫害狂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六《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的不足之处

这一点,《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也指出：

“根据许多材料揭发，康生一九三〇年前后在上海秘密工作期间，有被捕和出卖同志的嫌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和破坏档案消灭罪证的嫌疑。由于很多历史档案，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康生个人历史有关的档案，被他们一伙所破坏，有关人员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书刊材料又无法查证，这些问题还不能做出结论。

康生在编辑《毛泽东选集》、外事工作中，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作系统的审查。”

如上所述，由于对康生问题审查的时间短促，《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涉及的内容也只是侧重于他的整人问题，对于康生这样的复杂人物，在党内肆虐这样长的时间，这个审查报告还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研究。

就拿他迫害人的规模看，光是点名诬陷，就有839人之多，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不说每个人，如果把多数人的被迫害史都记载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可以从中总结出多少经验教训呀！然而，这方面的记载却少而又少！

此外，康生这个人在世上77年，身上充满了各种谜团。随手拈来，就有：

入党之谜，入党时间和介绍人；被捕，叛变之谜；下令处决知情人之谜；销毁档案之谜；情报之谜；“王、康指示”，使东北抗日联军遭到破坏之谜；肃托之谜；婚姻之谜，特别是与小姨子苏枚的关系；升官迅速而从不挨整之谜；与苏联关系，共产国际延安代表对康生不佳看法之谜；与最高领袖关系之谜；与江青关系之谜；与党内高层人际关系之谜，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等；本人精神状态之谜；文物书法专家之谜，……

如此等等。

最后，还有康生研究受阻之谜及后果。

漫长的岁月，复杂的人生，康生的一生，里面有多少故事，秘闻，值得人们去挖掘，吸引人们去探究，并从中汲取教训。然而，由于康生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疮疤，所以，几十年来，对康生这个人物的揭露和研究，被刻意淡化。至今为止，在康生研究的这一富矿上，目前成果却是一片荒芜，惨不忍睹。

从近年披露的苏联档案中，俄罗斯研究者都说，你们把康生忘了，我们还记得。是的，现在你去问年轻人，连听说过康生这个人的都可以说寥寥无几。

特别是，由于严肃的、真实的历史研究的严重缺失，在康生研究问题上，还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一些人声称要寻找不同于中央文件结论的“康生的另一面”，还有些人将历史真实指责为“妖魔化”康生云云。

最近，有部《康生年谱》出版，此年谱不符合年谱的写作规范，遗漏了大量事实，对康生的恶行，采取了“不予采纳”的立场。

康生研究中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对康生本人的历史评价，更重要的是，康生的流毒远未肃清，康生们制造出来的体制中的种种问题，有些还在大行其道。比如，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等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可见，不揭露、清算康生的罪恶，不利于我们接受教训，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因此，对康生问题的历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总之，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由于事实全面，资料翔实，证据确凿，它不仅是一个政治报告，也是一部最早，最靠谱，至今看来仍是水平最高的关于康生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一部信史，是有关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之后出版的关于康生的各类图书，各种论述、回忆录，其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脱离这一报告内容的范围。

（全文完 ）

来源：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