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整理，姚力文口述：我给刘少奇当秘书——西楼会议和离开刘少奇
怎样看刘少奇和“七千人大会”
从七千人大会的结果来看，刘少奇还算是比较满意。总体上看，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大家也是比较满意的，还是抱着团结一心的态度去克服困难。由于这个大会，对经济政策做出了一定程度调整，党内民主作风有一定上扬，对两年前“反右倾”造成的大量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大会以后，比较有成效地进行了经济调整，人民生活有改善，这是好的。对这次大会，刘少奇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有不足。在为“反右倾”进行纠正、甄别的同时，“七千人大会”没有对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一案进行甄别和纠正，刘少奇还在会上对彭德怀讲了一段错误的话，说“斗争有必要”，说彭的问题“有国际背景，搞颠覆活动。”
我很为少奇同志惋惜，他说这段话，和他在庐山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讲话有前后的联系。
“七千人大会”没有解决彭德怀庐山上书的问题，彭德怀继续蒙冤，更谈不上对“反右”的数十万受害者进行甄别，所以“七千人大会”的指导方针是一定程度调整，还谈不上大调整，因为它根本就不能阻止几年以后“文革”的发生。
七千人大会各个组讨论结束后，中办到各组的联络人都向杨尚昆汇报。多年以后，杨尚昆当了国家主席，有一次他对我说，力文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们党有没有民主啊？
我说，我没有考虑过？
杨尚昆又说，如果有民主，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时候，我谨慎了，没有回答，也没有问他。
再回到“七千人大会”上来，对这个大会，刘少奇也有不够满意的地方，主要是认为“对形势没有讲透”。由于没有“讲透”，随后的调整就受到很大制约。但是，他仍然积极地投入调整、改善国民经济的繁重工作。
（姚力文认为，他读到了一些当代史著作和文章，对“七千人大会”的评价似乎高了一些。对这个大会没有能阻止“文革”发生这一点，一些党史和当代史文章说的不够，分析得不足，这是需要今天的人们继续去认识的——本文整理者注）
西楼会议和刘少奇委托的石家庄之行
“七千人大会”结束当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也叫“西楼会议”。会议总结七千人大会的成果，组织落实对国家经济的调整。陈云做重要讲话。
毛泽东没有参加“西楼会议”。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成立了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我作为秘书人员，也是“西楼会议”的经历者，随后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一项任务，带几个人到石家庄，参加对一些大型企业实行“精简”，以取得经验。
《杨尚昆日记》有记载，1962年6月13日，下午约贾步彬、姚力文同志谈石家庄精简工作情况。
经济调整的内容之一是要在全国范围进行“精简”，目标就是“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有一些大企业要关闭，员工要退回农村去。城市人口减少到适当的水平。因此在石家庄进行试点。
刘少奇要我打电话接通李富春副总理，然后他和李富春讲话。刘少奇说，请以你的名义向石家庄派两个同志，还要有几名有一定理论修养，又有实际经验的人参加这个组，到石家庄进行调研。
中央办公厅还另派了一个组，组长叫苏鲁起，是建国初期第一任苏州地区专员，他也和我们一起去石家庄，任务是相同的。
去之前，刘少奇对我说，你去把情况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我们遇到了困难，没有那么多粮食，没有那么多棉花，企业办不下去了。如果在旧社会，资本家没有办法就跳楼吧。现在，我们还是要负责任，不能跳楼，还要把工作做起来。你们这个调查组，名义上是国务院派的，但是你们是有职有权的调查组，发现了问题，有什么办法，提出意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把这个情况向杨尚昆同志通报一下。
结果我们到了石家庄以后，得到了很好的配合。一个姓刘的副市长，还有一个劳资处的科长专门配合我们。
我们调查之后就觉得确实太困难，一减，会把厂长也精简了。石家庄的纺织厂已经很有规模，接近青岛的水平，有5.5万人，要减少3.3万人，怎么减？我们回来向刘少奇汇报，他要我们制定一个政策，搞一个计划，还是要精简到3.3万人的水平。
结果，我们基本平稳地把这个精简工作完成了，关掉了两个大纺织厂，把这两个厂的保全工加强到了华北制药厂。
这项工作花去了一段时间，到了1963年要开始“四清”了，我结束了刘少奇秘书的工作，编入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由杨尚昆领导。随后我跟着杨尚昆到陕西长安县搞了将近一年的“四清”运动。
等到从长安县回到北京，“文革”就临近了。
（姚力文是怎么离开刘少奇的？这位前辈说得很简短，一语带过，比初见刘少奇简单多了。他甚至没有对自己的儿女说起此中过程，因此在女儿的回忆中没有留下一点印象。现在回想，我当时认真追问就好了，应该追问一声的）
（姚力文口述至此结束，不过他和刘少奇的故事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下一篇——《姚力文离开了刘少奇的日子》）
2026年4月2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