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整理 姚力文口述：我给刘少奇当秘书——刘少奇和七千人大会

机缘巧合，我和姚力文前辈先后在同一个部门工作。

2013年的一段时间里，姚力文前辈集中时间，口述担任刘少奇秘书的前后经历，并对我完成的整理稿作了审阅和订正。这篇口述整理稿，以《我给刘少奇当秘书》为题，全文发表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的2025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

刘少奇（1898-1969）是新中国重要领导人，194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6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一段时期里主持中央常务，1959/1965年两次当选国家主席。“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11月在开封逝世。1980年，中共11届5中全会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本文仍采用第一人称，对个别文字再作订正，对个别处作稍许增补，主要是整理者的提问和补充介绍，以及姚力文的回答，增补部分在文中尽可能加以标识。

上文讲述了跟随刘少奇回故乡——湖南宁乡花明楼的经历，本文谈“七千人大会”。

 

跟随刘少奇视察东北林区，准备“七千人大会”

从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不久，刘少奇关注了我国的林业生产。他对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砍伐树木去炼钢”非常不满，认为把树砍了，钢却没有炼出来，还使农民饿了肚子，结果把子孙也连累了。

从湖南回到北京的1961年7月12日，他召集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川、张昭、杨延森汇报东北地区的林业，表示说，砍了多少树，应该很快栽起来。

刘少奇说起话来有时候是有点冲的，他对三位林业部门的负责人说，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

刘少奇决定亲自去东北林区视察。这次视察时间有20多天，7月16日出发，8月11日才回到北京。我一路随行。

视察林区行走了山路，不少是林间小路，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所下降，特别是冒雨步行的时候容易滑跤，毕竟他是六十三四岁的人了。

这次从东北回到北京，刘少奇开始改变自己的作息，慢慢地调整到以白天工作为主，早晨起床，中午开会座谈，和常人一样了。但是如果毛泽东在夜间有招呼，仍然是随叫随到的。这样一来，我的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累得我非常难受。好在那时候年轻，也就挺过来了。

我那时工作很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中南海工作的人也吃不饱了。

“困难时期”对高级干部是有补助的，13级以上干部每月有一条烟，一斤糖，还有一点肉；17级以上干部，有一点黄豆。当时刘少奇有4个秘书，两人浮肿了，一个就是夫人王光美，还有一个是刘振德，他有3个孩子。

王光美也是这种情况，她和刘少奇也有3个孩子。刘少奇的级别高，但是王光美的级别并不算高，他们家的孩子多。我是12级，每月有一斤食用糖。王光美15级，因为吃不饱浮肿了，大腿一按一个坑。其实王光美管自己是不会浮肿的，她是要把自己的粮食和供应省给孩子吃。

有一天朱德夫人康克清到刘少奇家串门，看到孩子们狼吞虎咽吃饭的饥饿样子。刘少奇对康克清说，不行，经济困难要让孩子们知道，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干这样大的蠢事了。

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议论，要给王光美一点补助。我们的机要科长级别很高，是副部级别的待遇，他听说王光美挨饿了，向我们提出来，你们把我院子里的草坪开出来种花生吧。因为刘振德就在办公的地方开一小块地，种了些花生补充食品不足。

我们提出，给刘少奇的夜餐补助提高一点。刘少奇不同意，他说在夜里工作就是我的正常工作，为什么提高补助？

“七千人大会”是怎么开起来的

我们从东北回来，就知道省市和基层缺粮相当严重，京津沪3大城市的市民口粮都已经告急，出现了两次断粮的危机。周恩来总理整天忙于从各地调配粮食，被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的人们称为“粮食调度员”。

京津沪三大中心城市的储备粮食已经见底，粮食危机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矛盾，刘少奇和周恩来商量，调不上粮食来怎么办？就在北京举行一次粮食工作会议，把六大区书记都召到北京来，当面确定调粮任务。

大区书记们都来了，11月10日开会。结果，他们的表态十分勉强，因为他们往下分配指标，地委书记们也是磨磨蹭蹭不痛快。

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都叫到北京来，便于打通思想。

毛泽东同意陶铸的建议，感到中央调不上粮食是大问题，干脆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也召来，一起开会。中办主任杨尚昆发通知的时候，建议把重点厂矿的书记、厂长加上来。毛泽东也同意了，这就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由来。

所以说，会议的第一个动机是把各地余粮调上来，由中央统一调配。后来，规模变得很大，准备工作显得仓促。

现在来看，确定开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会议以后，刘少奇逐渐起主导的作用。这个大会原打算由邓小平作报告，在扩大到县委书记的规模后，明确由刘少奇作报告。

这时，毛泽东居二线，已经有将主要问题交刘少奇来处理的想法。开大会总要有人代表中央做报告，这是常规。

刘少奇完成的报告和大家的讨论

刘少奇组织了一个报告起草小组，有23人，是智囊小组，其中有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有大区的个别书记，还有知名的“秀才”，比如吴冷西，当时已经是人民日报总编辑。

刘少奇来到起草小组作了一个小报告，讲话中有两句原话我记得很清楚：“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你们想怎么想就怎么写。”

初稿完成以后，刘少奇又向小组讲了一次话。

起草小组23人中间，有17人讲到建设成绩的时候是抽象的，但是讲缺点的时候是具体的。说明这个会议比较务实。

但是，临到大会快开幕的时候，1962年1月9日或10日，刘少奇把大会报告送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还在1月11日要求，将报告印发全体与会人员听取意见，不在大会上宣读了。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就不作报告了？也不是，毛泽东要求刘少奇离开讲稿，在大会上做一个口头报告，对已经下发的报告做补充。

结果，这个从1月11日开始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没有开幕式，会议开始以后按照省区市地域分组，讨论下发的工作报告。这等于是把地方的会议和讨论搬到中央来了，不同的是会场上有来自中央的干部、工作人员参加听会，中央领导人也可能出现在会议上或者讨论的时候。

开大会的时候，我是参加的，开始分区讨论的时候作为中央办公厅人员去旁听，带有“二组”联络员的性质。六个大区分成六个组，六个组都有中办的人参加。当时中央办公厅规定，一开大会的时候，办公厅设有一个综合组，还有农业、工业组等等，成员中有级别较高资历很深的负责人。

当时我熟悉的中央办公厅人员，大部分比我年长。一开始我在河南组是我选择的，因为我和纪登奎很熟悉，1944年他和赵紫阳在一起，他是抗联主任，我在那时就认识他了。开七千人大会，他是当时的洛阳地委书记。一开始我问杨尚昆说，我去哪里呀？他说，你就自由吧。因为中办人员由他调配，我就选定在河南了。

讨论刘少奇书面报告的时候，就有与会者提出了，全党面临的严重局面，问题出在哪里？是地方的分散主义，还是中央的主观主义？有相当一部分负责干部认为，问题主要是中央的主观主义造成的。湖北省省长张体学首先提出，现在的大问题，不是地方的分散主义，而是中央的主观主义。

由于已经下发的刘少奇报告引起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觉得应该在会议上形成一个由他本人认可的报告，于是又成立一个以刘少奇、周恩来为首的21人起草班子，花了10多天时间，又搞出了一个报告。

同时，刘少奇再向大会作“口头报告”不变。这样一来，等于刘少奇向大会作两个报告。

10来天时间，一方面要关注大会进展，再形成一个报告是很花心思的，所以留给刘少奇准备口头报告的时间很短，到1月26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才审议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内容，毛泽东决定，第二天下午2时作报告。

我是看到刘少奇争分夺秒写这个口头报告提纲的。时间虽然紧迫，但是面对哪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刘少奇已经想了很久了，有很多话要说。所以我觉得他完成这个讲话提纲基本是顺利的。

第二天（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整整作了3小时的报告，这也是第一次全体大会。刘少奇就是凭借手里的10来张提纲纸讲的，提纲纸上的字写得很大，总共10来张，并没有多少字，刘少奇一口气讲下来。

现在看，不能说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讲得有多么好，因为他讲话的前提还是不触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是他比较坦率地承认了面临的巨大困难。将已经取得的成绩和错误相比，过去总是说“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手指和七个手指的关系”，他说在有些地方，“可能不止三个手指”。

在这之前，中央领导人没有在这样的大场合讲过“七分和三分”的关系，刘少奇向着“实事求是”走近了一步。他还提到了“高指标”和“过火的斗争”，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有积极意义，引导参会人员正视过去几年的错误，从而去消除它。后来在讨论的时候，许多参加会议的人提出不同意见，是听了刘少奇口头报告受到启发以后说出来的。

我留心到了，刘少奇讲完话以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没有讲一句对刘少奇口头报告的评论，说了几句开会的事就宣布散会了。

林彪讲话使七千人大会积极成果大打折扣

两天以后的1月29日，是中央副主席林彪讲话，也是第二场大会。林彪第二个作报告，说明他在党内的位置很高。

林彪的讲话也是没有讲稿的，依靠手里的提纲。中心思想是要维护毛泽东，赞扬毛泽东，强调“集中”。他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说法，就是过去的工作受挫折，发生困难，不是因为指导方针和政策有问题，“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八九不离十”，但是下面的人不能很好体会，总是向“左边拉”。

林彪讲话结束，会场鸦雀无声。按说，常委讲话之后应该是大家热烈鼓掌，可是没有，大家静了。过了一会儿，主席台上毛泽东带头鼓掌了。他喜笑颜开，对林彪的报告说了肯定的话。

林彪的讲话使得七千人会议的积极成果大打折扣，开局盛大，收场缺少点仪式的感觉，说是让参加大会的人放松一下，在北京过了春节再走。朱德要回了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谈起了反修问题，现在要求斟酌一下。

现在看来，这个会议参加者的总体认识能力和认识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大家觉得毛泽东都说自己错了，这就很不简单了。似乎是应该满意了。（这两段未在已发表文稿中）

这是指毛泽东在1月30日大会讲了话，说中央的责任，自己也有份，他语气严厉但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有些省的省委书记，说他们不让人说话，为此号召来开会的大家提意见“出气”，他宣布延长会期一周。

七千人大会最后一周，真变成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这一来，有几个省的地委和县委书记，对省委的意见就多了，尖锐了。其中安徽省特别突出，有人表示坚决不回去。当时安徽有一个地委书记痛哭流涕，说工作中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对不起老百姓呀，会议简报上没有充分反映呀。

刘少奇把我从河南调到安徽组去，去听听那里对省委书记曾希圣都有什么意见？他也要亲自去。

我去听了，确实有许多参加会议的干部对曾希圣有意见，说他作风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意见说了很多。

我是参加会议简报工作的，明显地感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迎合毛泽东，他在会议上抵制地委和县委书记对中央工作提出的意见，不让上会议简报。我向杨尚昆汇报的时候，也明确地说柯庆施抵制大家的批评意见。但是，我没有记得向刘少奇当面做这样的汇报，既然我向杨尚昆汇报了，我的感觉是刘少奇对安徽组的情况是了解的，何况他还要亲自来。

刘少奇是1月30日到安徽组的会议上来的。在正式会议上，刘少奇通常比较严肃，这回也是。他批评安徽的工作没有做好，发生了饥荒饿死了人，说省委要承担责任。

他这样一说，参会的人提批评意见就收不住了，听得刘少奇非常生气，他最后宣布散会。隔两天，2月3日他又去了，听大家发言。这时就有决定，七千人大会2月7日结束，但是安徽的代表不结束，留在北京，刘少奇还要去听取他们发言。

结果，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到安徽组，宣布将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书记。他批评曾希圣阻断调查、阻断言路，说1960年冬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王惟纲受中央委托，到安徽调查情况，曾希圣设置障碍，甚至有一次把路截断了，不让王惟纲到基层现场去。这个情况中央掌握，但在安徽没有人提出。

曾希圣是七千人大会中唯一调离岗位的省委书记。我认为毛泽东是包庇曾希圣的，但是这回刘少奇将他搬动了。这会不会引起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

                                                                                                                    2026年3月27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