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李海文：周恩来是如何逐步停止红卫兵大串联的

1966年9月的北京，暑气已退，可是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十分繁忙。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中有少数是从长沙、哈尔滨等地来的学生，他们被请上天安门，并安排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样串联就在全国开始了，但是一开始人数较少，而且一般是自己买票。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联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形式，马上支持。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宣布他支持大串联。消息一见报，刚成立的北京红卫兵二司立刻决定派三四千人到全国各主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串联，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的学生，首先是离北京近的、交通方便、大城市的学生涌入北京，每天到北京的就有几万人，没有地方住，他们住在学校的教室里。北京的大中小学的教室、饭厅都住满了学生，就连车站、广场都是学生。不仅住的地方不够，吃饭、坐车也都是问题，而且天气渐渐冷了，问题会越来越多。来京学生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如何安置、接待?这都需要周恩来解决。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规定在北京期间吃饭不要钱，交通费不要钱。但是，通知还想限定一下，限定只来代表，每人在北京只停留四天。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不听招呼了。

学生们说:见了中央领导人，我们就走。为了动员学生们回去，9月7日周恩来接见了来京串联的学生，他说:“你们想想，如果只进不出就要增加一个北京城!你们在车站、广场上住，精神很好，但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接待你们，没有地方招待你们。我们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彼此有矛盾。首先，8月31日以前来的回去，第二，9月7日以前来的也陆续回去，这样才能让出地方，迎接明天以后来的同学。”

他苦口婆心动员学生们回去，可是学生却说只有见了毛主席才走。周恩来派代表和学生讨论，学生也不听。

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同志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联与生产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联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因为他知道，六亿人民一日都离不开吃穿用，国家一日都离不开生产建设，他是总理，他的职责就是管好国民经济。

9月12日，周恩来打电话给建委主任谷牧，要谷整理一份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百万来京串联的学生。串联的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冲破了在北京停留四天的规定，而且也冲破了代表的限制。北京的学生发特制的车票，谁都可以领到。北京的学生大规模地到外地去串联。外地的学生有学校的证明即可上车上船，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涌到北京来。谁要是阻拦，谁就是反对红卫兵小将。在那个时候谁戴上这顶帽子，都受不了!因为，反对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学生们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们走到哪儿，“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喊到哪儿。学生串联严重地影响了铁路交通秩序，影响了起码的物资运输任务的完成。

周恩来心急如焚，9月底他要谷牧突击起草一份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自然这个通知没有下发。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150万学生。

国庆后中央决定10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联一个月，要求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150万至170万的盘子安排运力。

一个车厢可坐100多人，一列火车是12个车厢，150万人要1000多列车才能运完。那就是说其他的货运、客运都要停止，光运学生也运不过来。

谷牧向周恩来叫苦:“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很紧张，进出北京各150万很难安排。”

周恩来说:“你可以搞一个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送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停顿，整个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当然周恩来向中央常委提出的困难并没有得到重视。而串联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中央的预想，不是150万，而是上千万。

到北京去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当然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更何况吃、住、行都不用花钱!

到北京去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这个消息迅速地由城市传到乡村，由平原传到山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学生也不着急回家，更不用着急上课，因为全国大学、中学、小学都已经停课闹革命。既然出来了，他们也要像北京的学生一样到全国各地串联，既可以闹革命当“左”派，又可以看看祖国大好河山，何乐而不为?能坐100多人的车厢挤了几百人，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一个小小的厕所竟挤进来八九个人，如果不是笔者亲眼所见，难以置信。出差的同志回不了单位，奔丧的人回不了家，串联的学生也不是个个都能挤上火车、轮船，车站、码头都挤满了人。一切交通秩序都被打乱，一切生产秩序都被打乱。眼看冬天到了，车辆不能进库维修，今年不能正常维修，就会加速设备的损坏，势必影响明年的生产。

青年人火热的心，决心大得很，坐不上车，走也要走到北京去。大连海运学院15个学生组成“红军长征队”，步行一个月于10月中旬到达北京。

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接见这些红卫兵，号召大家学习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徒步行军串联，不坐火车、汽车。他是想以这种办法减轻串联学生对交通运输的冲击。

广大学生纷纷响应周恩来和中央的号召。在祖国大地，出现了许许多多打着小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行进着长长短短的长征队。全国各地的学生似潮水般地涌入北京，从北京出去的学生到全国各地，一千万学生在神州大地上涌动。他们要吃饭、要坐车、坐船，要住宿。随着天气渐冷，问题越来越多，南方的学生到北方没有冬衣，住宿没有被子。有的人生了病，甚至个别学生死亡。学生们涌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了麻烦，影响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不仅北京告急，全国各地也告急。一份一份的告急电报送到西花厅，摆在周恩来的面前。

串联已使国家不堪重负。周恩来认为串联必须停止，11月初他起草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只能是暂停，还不能讲是停止。第一要使这个通知在中央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要靠学生串联冲垮各级领导，怎么能同意停止串联。另外，这样一个上千万人的行动也不是一个紧急通知就可以停止的，要由近及远，由易而难地做，要做大量的工作。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组织好已到北京的学生。

周恩来对北京军区负责人郑维山说:红卫兵近期从外地到北京的趋势上看，要准备接待300万人。他们来京后，进行短期军政训练，要北京军区抽调10万个班以上的干部和战士协助进行这项工作。

11月10日、11日毛泽东连续接见红卫兵200万。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来的比走的还多，连中南海都住上了红卫兵。

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紧急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提出暂停免费乘车船串联。他说:免费乘车船串联暂停，使今年国民经济完成任务，生产上需要增加运输，煤、粮、生活用品也要运输嘛!还要准备明年生产备料，旅客运输，车辆维修。他要先做好红卫兵的工作。

两天后，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中央终于发出关于暂停串联问题的通知，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各地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

11月25日，北京的气温降到摄氏零度左右，60万红卫兵按照班、排、连、团、师组织有秩序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26日毛泽东又接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180万。检阅后，红卫兵直接到火车站上车回家。

新华社在发表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的同时宣布“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万。但是不少刚刚上路的学生仍然向北京进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于12月1日发布《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规定:12月20日以前在外串联的革命师生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从12月21日起，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上千万人的大串联的势头得到控制。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包括步行串联。因为步行串联的学生难以在21日以前回家，而且他们对交通的冲击较小。他们多以延安、韶山、井冈山、瑞金等革命圣地及大寨、兰考为目的地。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地方又小，师生过多，拥挤在一起，学生们出不去，进不来。天寒地冻，吃住极为困难，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活。有的地方还发生传染病。国务院派军队运粮、运衣、运药品，甚至动用直升机给井冈山等地运粮。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决定“长途步行串联，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联队在返回的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针对到北京的学生没有见到毛泽东不肯回去的情况，通知规定:来北京“吃饭尚未交费的，自2月8日起一律交费，不再免费”。

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学生们渐渐回原地复课闹革命，到2月份终于停止了大串联。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利用串联的学生搞乱国家，有的学生因为既没有课上，也不愿意待在学校，违反停止串联规定的事时有发生。1967年1月夺权席卷全国，随后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全国局势进一步混乱，无政府主义再次抬头。很多人期待着春暖花开后的第二次串联。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串联，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希望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并说“这个通知可在城市、农村和部队中张贴”，广为宣传。

可是，就是有人想借着学生串联，把国家搞乱。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八二六”、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共五六百人进驻成都铁路局，向军管会提出设立办公室、安电话、发电报，北京的学生蛮横地说:“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成都铁路局军管会认为他们这样做不符合中央停止串联的指示，但又不敢表态，于是打电话到北京请示如何处理。4月21日下午，周恩来的秘书张作文将此事书面报告周恩来。4月23日，周恩来批示:“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先去一电话，看能否劝走，如无效，再考虑发正式电报。”

这一批示，既严肃地维护了中央停止串联、对铁路实行军管的决定，支持了成都铁路局军管会的工作;同时巧妙地让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出面处理，使红卫兵组织不能有恃无恐，使中央文革也不能公开支持串联。经周恩来的批示处理，事态很快平息，没有扩大、蔓延。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终于停止了一千多万人的大串联。

来源：节选自《周恩来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