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老三届反思录：人性兽性之谜

我国在五六十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是：“旧社会将人逼得如同鬼魅，而新社会则将鬼魅般的存在转化为人。”这句口号，承载着人们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感悟。《白毛女》随后的反思与警示。“文革”结束后，众多历经磨难、声望卓著的资深作家，如巴金、冰心等，发表了类似的感慨：“‘文革’让人性沦丧，沦为兽性、那个时代，人性尽失，沦为兽性！”究竟是谁从人变成了兽？答案显然，首先是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及其追随者、打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红卫兵群体也难辞其咎。

我们不过是犯了错误，我们的初衷却是出于革命，只是受到了蒙蔽！有人评论道：“红卫兵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光彩却难以抹去的一笔，然而，若深入挖掘这群年轻人的内心动机，亦能发现其中纯真而可人的部分。”另有人指出：“红卫兵运动中亦存在是非曲直。例如，红卫兵确实抄出了所谓的‘变天账’，以及一些枪支弹药和国民党的委任状等。”

我校党支部书记，自幼即投身革命，于14岁便崭露头角，成为一位资历深厚的老干部。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批斗会。他们将乒乓球台铺上桌子，并在桌面上撒上一层煤渣，强迫书记跪于其上。不幸的是，书记被一脚踹下桌子，从数米高坠下，加之煤渣的摩擦，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某些残酷的往事，即便时至今日仍令人痛心疾首。我亲身目睹，我校两名学生，一人为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人则是全国知名右派分子的后代，在1966年那个炎热的夏日，遭到了红卫兵的特别对待。校园内，时常能听到某教室传来的殴打声，那哀嚎之声，竟让人难以置信竟出自人类之喉。他们被囚禁在楼道尽头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室中，为了让他们在卧躺时也不忘反省自己的罪行，深刻体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地上便被定期泼上厚厚一层水。在这两个同学只能趴在水中，舔舐着身上的伤痛。

一位目睹暴行的陈述者言道：此类蛮横之举，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即便想象也不敢奢望，而今却成真。令人恐惧的并非这些现象本身，更在于某些红卫兵将其视为一种肆无忌惮的娱乐手段，并津津乐道。更有甚者，竟有人专门研究如何能够击中内脏而免伤皮肉的高超打人技巧。

“红卫兵又是被何种情绪所激起的呢？……他们长期接受革命教育，深信雷锋的教诲，对阶级敌人应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同时也坚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述，革命不应温文尔雅，革命是阶级对阶级的激烈斗争；若非激烈，何谓革命？在实施暴力时，例如用皮带抽打老师的脸庞，他们因为认为这是代表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的正义行动，从而能坦然进行，毫不皱眉，不眨眼地完成在平时无法想象的暴行。”

确实，若要摒弃对世间悲壮与残忍的简单人性论解释，若要公正地审视包括那些曾野蛮伤害他人在内的红卫兵一代，我们必须深入探究他们在“文革”前的特殊教育背景，以及那个时代弥漫的社会紧张氛围和主导的政治理念。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育目的。

在“文革”的孕育阶段，教育领域里，政治因素压倒了知识的地位，当时流行的说法便是“红”远胜于“专”。整个学校与社会的精神文化氛围，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那便是“革命”。革命固然是积极的变革（尽管现今少数知名文化人士宣扬“告别革命”），然而彼时“革命”的实质并非马克思所倡导的根本发展生产力，而是一种虚构的革命中心不断东移的观念，将中国定位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进而编织出全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围攻、企图颠覆的神话。当一个国家自诩为革命时期，亦即非常时期，法律被废除，秩序被破坏。当人们自认为身处革命之中，便会滋生出真理在手，有权消灭异己的狂妄心理。

维系革命思想的基石，是所谓的阶级分析法与阶级斗争理论。彼时，阶级与阶级斗争被反复强调，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频率中，逐渐偏离了其本源意义——即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演变成了一种带有强烈主观性的解读。无论是1957年响应号召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抑或是投身革命数十年之久的资深干部，都有可能被冠以“阶级敌人”的标签。一旦事物被纳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框架，理性与政策便无从谈起。

在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口号声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准则遭受了严重的颠覆，“人性”的理念如同瘟疫一般遭受了贬斥与剿灭，人的尊严被无情地践踏。那些人类社会中与生俱来最珍贵、最温暖的情感，如师生间的深厚情谊、同窗间的真挚友谊，乃至母子间那份不可替代的亲情，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火焰中化为灰烬。有人回忆说，在北京的一所知名学校中，一名女生因“喜爱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小说”（即外国名著）的罪名，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斗争，最终愤而选择了服毒自尽。与她同班的红卫兵“齐向东战斗小组”将她定性为“反动学生”，并禁止医生进行抢救。令人震惊的是，医院竟然照做了，将她转移到了停尸间，几天后，她便离世了。在同一班级里，还有一名学生亲自带领红卫兵抄查自己的家，亲自动手毒打自己的母亲，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曾经是小业主，他必须表现出与“剥削分子”的明确界限。

红卫兵深信“革命”的口号，也就信奉了暴力的手段。尽管关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中曾明确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却是：革命并非如斯文雅，不是那种悠然自得、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态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暴动，是某一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激烈颠覆。在狂热与盲目情绪的笼罩下，这种激烈的行动并未在敌对阶级之间发生，而是部分学生将暴力施加于自己的师长、同窗以及其他无辜之人。

对于“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文化方针与政策，以及其否定经济建设、推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导向，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剖析与反思。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文革”前的教育毫无价值，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等理念的宣传教育也不应全盘否定。“文革”的教训警示我们，人的尊严、价值，以及享受生命、追求美好事物的权利，理应得到保护。换言之，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将人性的真善美置于首位。教育的根本原则，在于教导人们理解人的本质，学会尊重与呵护人性，并探索发展人性的意义。在特定情境下，人可能不得不成为某种工具，例如革命或斗争的工具，但从根本意义上讲，人是目的本身，而非工具。若一味将人培养成工具，如同猎狗追逐猎物一般，人性便可能演变成兽性。

曾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成员，我认为在审视文革前后的客观环境和形势时，不应忽视或规避个人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尽管我们可能经历了强烈的思想灌输和塑造，但涉及道德和良心的许多决策实际上源自我们的内心。我的研究、广泛的调查，以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均表明，驱动红卫兵行为的力量并非仅限于当时的教育和社会宣传，个人利益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学习雷锋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的善行，故意放在容易让团干部和班主任看到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为何有人会在集体生活中刻意观察他人的衣物，一旦发现就争先恐后地去清洗，同时精心维护自己的衣物，避免成为他人“行善”的目标？这种小心谨慎和竞争心态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可能只是小伎俩，但在“争做接班人”的过程中，那些凭借家庭背景优势争夺团干部和班干部职位的人，难道其中没有个人野心和权力欲的存在吗？

“历尽沧海，波澜不惊；移步巫山，别有洞天。”许多人自认为已历尽三十载的激流涌动与跌宕起伏，对如今的风吹草动已不再在意。诚然，许多人心经狂风暴雨般的动荡和黄河般的浑浊，心灵得以净化，澄澈见底，在人际纷争与利益纠葛中坚守自我之本。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对生命保持那份定力。“文革”时期，人们的本性曾一度陷入迷惘，那是一场政治的灾难。如今，我们所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另一种诱惑——那就是经济的侵蚀。恶势力或许不再挥舞棍棒与皮鞭，却会以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的方式登场。善与恶的较量或许形式变换，但决不会销声匿迹。

来源：徐友渔：《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