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为什么说应该带着敬畏心来看永载史册的两个“历史决议”
两个“历史决议”还应当是基准点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现在已经过了百年。
百年里，党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有成就有失误，成就是一定要肯定的，失误也一定要正视。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一贯是这样做的，“两个决议”就是例子。百年以后有第三个历史决议，这里先不说。
但是，有了决议不见得就有共识，现在在很多问题上还是众说纷纭。众说纷纭也不怕，只是决议有了定论的，还是要以定论为基准点。
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之前创办南翔书苑，卖了很多关于党史的图书，有不少读者朋友很热心，不断地问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党的决议中都有回答。
百年里，党非常郑重地作过两次关于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两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党给自己的鉴定书。而且，这个鉴定书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党的领袖或者笔杆子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经过了很多重要干部的讨论而产生的。不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多少年，还要存在多少年，这两个决议一定是永载史册的。
其实，应该说，这两个决议就是史册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带着敬畏心来看这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但是，有了决议不见得就有共识，现在在很多问题上还是众说纷纭。众说纷纭也不怕，只是决议有了定论的，还是要以定论为基准点。
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之前创办南翔书苑，卖了很多关于党史的图书，有不少读者朋友很热心，不断地问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党的决议中都有回答。
百年里，党非常郑重地作过两次关于自己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两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党给自己的鉴定书。而且，这个鉴定书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党的领袖或者笔杆子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经过了很多重要干部的讨论而产生的。不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多少年，还要存在多少年，这两个决议一定是永载史册的。
其实，应该说，这两个决议就是史册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带着敬畏心来看这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时候，是1944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中国共产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可以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了。说实话，跌跌撞撞走了二十多年，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路倒是越走越宽了，总结一下过去，是为了将来走的更好。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决议的产生。
在当时的延安，这个决议是一件大事情。
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数以千计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这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用集体智慧建立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第二次，是在1979年到1981年，党建立近六十年，而且取得全国政权三十年的时候，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产生，也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需求。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历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全党的思想还在混乱中，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央决定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做出梳理。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胡乔木肩上。
为了这个讲话，邓小平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月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
总结建国以后党的历史，最棘手的就是评价文革和毛泽东。
邓小平是起草这个决议的灵魂人物。对于这个难题，他成竹在胸。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题时，比较集中地谈到评价毛泽东问题。
邓小平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指出：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决议草稿不断地修改，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亲历亲为，胡乔木、邓力群等党内的笔杆子也投入了全部精力，历时一年多。
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讨论了20天。
1981年3月31日，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共中央52位主要负责同志手中征求意见。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70多人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修订后于5月16日基本通过，随后又征求了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使决议逐步臻近成熟。
从1981年6月中句开始，第九次修改稿提交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同时也向4000人讨论中的1000人及民主党派征求了意见。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决议》。
从起草和讨论的过程看，这个决议出台实属不易。
最后通过的《决议》共分八个部分，阐述的基本内容是：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那时的具体情况之下，目标是在决议通过以后，争取党内、人民中问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全党全国同心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所谓过去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因为连毛泽东白己也说过，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之一就是文革。第一件事情，上一个决议有了说法。这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决议说的非常明确：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乐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共只有这样两个经过全党讨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怎么评价也不为过。这是党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值得世世代代保存下去。
来源：新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