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思：老三届六十年祭，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考？

今年是文革发动六十年祭，与之相对应的，也是老三届遭难六十年祭。文化革命一声炮响，腥风血雨席卷大地。山河变色，天地翻转，社会动乱，生灵涂炭。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正在学校读书的六届中学生。我们被迫中断学业“停课闹革命”。正常的高考和中考被废除，升学的美梦成了一枕黄粱，上山下乡是唯一出路，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灭顶之灾。直到粉碎“四人帮”，国家获得了新生，人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改革开放给中华大地迎来春色，换了人间。

六十年就这样一晃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如今都早已步入了古稀之年，老高三的学子们已成了耄耋老人。最近几个月，全国各地六六届的高初中毕业生不少班级都举办了毕业6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在想，我们在举办这些纪念活动的时候，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思考？

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思考。

一、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

六十载风雨沉浮，世人对我们的评价，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至今争论不休、争议难平。

有人说，我们是最坚韧的一代，挨过饥荒、吃过粗糠，上山下乡，进了工厂，转又下岗，我们都坚强地挺过来了；有人说，我们是最可悲的一代，学业被腰斩、命运被裹挟、本来很美好的前途被摧残；更有人直言，我们是被愚化、被欺骗的一代，狂热的一代，野蛮的一代。

但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最核心的真相：老三届，从来都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群体。

第一，老三届学生被划分为多个层次和等级

在校期间，家庭出身一开始就把我们分成了三六九等。干部子弟、工农子弟、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弟、剥削阶级家庭子弟、反革命家庭子弟是最基本的划分，在学生中形成了森严壁垒的鸿沟。干部子弟高人一等，是升学保送的主要对象，工农子弟入团优先。剥削阶级和反革命家庭子弟低人一等，处处受到歧视，处处小心谨慎，其中不少人成绩优秀，各方面表现很好，但入不了团，而且早已被学校内定为“不宜录取”而被拒绝于高校大门之外。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很快形成的红卫兵运动，将学校和社会推进了灾难的深渊，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各地。阶级出身更是将学生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成了当时风靡一时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蛊惑下，“红五类”掌握着对“黑五类”的生杀予夺大权。“黑五类”学生和他们的父辈一起随时准备接受“红五类”的训斥和批斗，被打进另册。

但仅仅两年之后，这群曾经的“红卫兵小将”，骤然沦为“犯错误的青年”，从万众瞩目的天之骄子，跌落尘埃。时代给了他们最猝不及防的重击，也开启了他们半生的颠沛流离。

此后，老三届群体迎来第一次大规模命运分流，1200多万青年的人生，被彻底改写。其中90%的人告别城市、告别校园，奔赴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上山下乡、插队务农，在贫瘠的土地上摸爬滚打，熬过数年甚至十数年的艰苦岁月。

其余少数出身好的学生幸运地获得招工名额，进入国营、集体企业，成为普通工人，靠着一身力气养家糊口；还有少数军人和干部子女走后门参军入伍。在那个年代，这是最体面、最令人羡慕的出路。

那些扎根乡村的知青，绝大多数前途渺茫。少数人后来被招工返城，还有少数人靠困退、病退而回城，更多的人硬生生地熬到70年代末，满身伤痕、一无所有地重返故土。还有一部分人，彻底扎根乡村，此生再未回归城市。更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天灾人祸、重大事故而失去了生命，将自己的灵魂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

纵观整代人，仅有10%左右的少数人，后续通过“工农兵推荐”，或通过恢复高考，得以走进大学、补齐学业短板，成为极少数的时代幸运儿。

其余九成以上的人，终生带着学业断层、知识残缺的硬伤，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

第二，晚年思想撕裂，三观完全对立

如今步入古稀之年，这群同龄人的思想分歧，更是达到顶峰，堪称“同一个时代，三种人生态度”。

一部分人清醒通透、敢于反思。他们直面时代的缺憾，深刻反思文革的灾难与伤痛，认清动荡对国家、对个人的摧残，坚定认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巨大价值，明白苦难不该被美化、被歌颂，错误不该被淡化、被掩盖，始终保持客观理性的认知。他们属于“两头真”：年轻时真心跟着口号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革命路线；年老时真心反思历史，总结历史教训，反思自己的错误。是真心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表现。

一部分人固守旧念、沉溺过往。他们沉浸在年少的集体荣光里，选择性遗忘动荡与苦难，片面怀念旧时光，极力美化极“左”思潮和文革岁月，否定改革开放，否定社会进步，否定时代发展。在各类同学群、社交场合，坚持文革思维，动辄上纲上线、抨击异见，延续着当年的派系斗争和对立的旧的一套。

还有大多数普通人，选择沉默认命、安度余生。他们吃过最多的苦、受过最多的委屈，却从不反思，从不争辩，从不抱怨。根本原因是出于一种担心，担心文革再来，担心自己再遭批判，担心连累子孙。我们一生坎坷，现在只求安稳，余生所有的期盼，都寄托在儿孙身上，默默消化一生的遗憾与创伤。

昔日同窗，如今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人坚持初心，坚持信念，坚持将来会更好；有人坚持文革理念，坚持整人恶习，坚持偏执偏激。六十年岁月，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青春共性，留下了无法逾越的人生鸿沟。

二、我们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时过60年，我们回头看，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在文革中高举造反大旗，做了很多坏事错事，上当受骗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盲目盲从、上当受骗呢？我们想过没有？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这要从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上找原因。

老三届成长于1950—1960年代，小学、初中直到高中阶段的整套教育体系，好的方面是主要的，是主流，但从课程内容、思维训练、价值导向、考核标准四个层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主要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和阶级斗争，植入了极端化的政治认知，弱化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这是我们当年轻信极“左”口号、投身造反运动的核心内因。

第一，课程体系上，阶级斗争成为“主课”，理性人文教育被持续压缩

政治课贯穿全学段，斗争叙事全覆盖。虽然我们也接受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良好教育，但更多的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教材。1964年后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课本、班会、各项活动基本围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不两立”“资产阶级就在身边”来展开。教材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敌我对立，让学生形成“凡事必分敌我、必须斗争”的单一思维，不懂辩证看待问题。

文史教材高度政治化，社会发展史被改造为阶级斗争史。历史课不讲生产力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只讲农民起义、阶级反抗；语文课大量收录革命檄文、批判文章，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凡涉及人性、温情、多元思想的内容全部删减。我们几乎接触不到中立、多元的历史与人文视角，缺乏多角度分析事件的知识基础。

1958年教育革命、1964年四清运动后，学校反复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勤工俭学、下乡劳动、政治批判挤占不少文化课时间。教师不敢强调专业知识，学生被灌输“阶级斗争一抓机灵”，逻辑推理、实证思辨的训练严重缺失，难以用理性逻辑辨别政治口号的漏洞。

第二，思想塑造教育，个人崇拜的系统化灌输，形成无条件服从的认知惯性

全场景常态化的个人崇拜教育，从热爱领袖变成了绝对崇拜个人。音乐课、美术课、思想品德课全部服务于领袖形象塑造。从孩童时期就建立“领袖永远正确、指示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绝对认知，没有“质疑权威”的教育空间。

英雄模范教育简单化，只塑造“阶级斗争”的榜样。雷锋、王杰、刘文学等模范宣传，重点突出“听领袖话、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雷锋日记里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深深地印在了我们脑海中。弱化独立思考、包容宽容的人格教育。学生被引导为服从最高指示、主动批判“坏人”，就是最高的道德。一旦上层发出“造反有理”的号召，会天然认为这是我们的正义使命。

感恩式的政治教化，绑定个人命运与政治路线。“忆苦思甜”是中小学必修课，反复对比旧社会苦难、新社会幸福，把所有美好生活都归因于领袖与革命路线。学生形成心理定势，质疑路线、质疑口号，就是忘本、背叛自己的出身，从情感上拒绝反思、拒绝怀疑。

第三，思维训练缺失，学校不教分析性思维，只教“站队、表态、批判”

课堂教学模式，标准答案至上，禁止独立质疑。所有政治、文史题目都有唯一“官方标准答案”，学生提出不同看法会被批评为“思想落后、阶级立场不稳”。长期训练下，学生养成“只背结论、不问逻辑”的学习习惯，不会主动推敲口号背后的事实、逻辑漏洞。

批判式活动成为常规教学，强化“揪对立面”的思维。从1957年反右之后，学校常态化开展批判会，批右派，批右倾，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教育教会我们，遇到不同声音，第一反应不是求证、讨论，而是批判、打倒。当文革号召“批判走资派”时，这套思维模式直接被激活。

缺乏信息对比渠道，信息来源高度单一。当时学生能接触到的读物、广播、报纸全部是统一口径的官方宣传，看不到不同观点的书籍，看不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没有参照系，无法判断宣传内容是否片面、夸大，极易被单方面叙事完全裹挟。比如宣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让我们激情满怀，斗志昂扬。

总之，我们的教育只教立场，不教思辨；只教服从，不教质疑；只教斗争，不教包容，让一代青年失去辨别极端口号的思维能力。长期的个人崇拜、单一信息环境，让我们天然相信上层号召的绝对正确，看不到运动背后被野心家利用、践踏法治与人权的现实。阶级对立的叙事、政治绑定个人前途的评价体系，从现实利益和思想情感双重层面，迫使我们主动投身运动、不去独立思考。所以，一旦运动到来，许多人都虔诚地毫无保留地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一教训极其深刻。

而且，这种教育的遗毒在一些人身上变得根深蒂固。我们看到许多当今的老人，即当年的红卫兵，还是喜欢唱那些敬祝“万寿无疆”的“红歌”，跳那些“三忠于”的忠字舞，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殊不知这些都是文革后就被批判的宣扬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的东西。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带来的后遗症。

以上是从所受到的教育方面来分析的，属于外部因素。从内因，从个人角度来分析，年轻人单纯、天真、幼稚，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容易冲动、狂热，好走极端，好表现自己，有些人私心杂念严重，这些弱点也容易让我们上当受骗。而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青年学生的这些弱点，贩卖自己的私货，使得青年学生上当受骗。这也是重要原因。

三，我们该不该有所忏悔？

老三届一代人已经步入古稀和耄耋之年，回望青春岁月，一段沉重的历史拷问摆在我们面前：当年的青年学生都盲从地参加了大批判，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不少学生参加打砸抢，使用各种非人的手段，对领导、老师和同学进行残酷斗争、无情迫害，还有人卷入武斗，打死打伤无辜群众。现在对这些行为该不该忏悔？又该以何种方式完成发自内心的自省和忏悔？

有人认为，我们当时年幼无知，是上了“文革旗手”江青一伙的当，自己无需忏悔。我们认为，时代裹挟不能抵消个人责任。首先必须区分两种情况，如果仅仅是参加了大批判，那可以从认识的角度反思自己上当受骗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如果参与了打砸抢，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动手打人、斗人、迫害人，那更要进行真诚的深刻的忏悔。

时代大环境是客观诱因，绝非个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忏悔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一，从道德良知层面来讲，人身伤害、人格羞辱、破坏秩序的行为，直接对师长、同学、无辜群众造成终身创伤，必须忏悔。许多被批斗的干部、师生一生背负精神屈辱，有人因被残酷殴打落下终身残疾，有人不堪迫害含恨离世。陈小鲁、宋彬彬等当年红卫兵垂暮之年公开致歉，一句“虽有时代裹挟，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灭”，道出最朴素的良知逻辑。伤害已经造成，良知终需安放，晚年忏悔是对受害者迟来的慰藉，也是自我灵魂的解脱。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也曾坦言，不苛求追责，但期盼当年施暴者直面过往、坦诚回望，唯有双向的历史叙事，才能完整还原浩劫的教训。

第二，从民族历史层面来讲，个体忏悔是全社会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石。倘若一代人以“都是时代造成，都是上了江青一伙的当”为由回避自省，轻易抹平当年践踏法治、漠视人性的过往，便容易淡化对“无法无天、斗争至上”历史教训的警醒。个体坦诚忏悔，能展示极端运动如何扭曲普通人的心智，为后代留下鲜活的历史镜鉴。

我们要‌跳出派性思维，完成彻底的认知告别‌，不再用文革时期的是非观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真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建立尊重人权、敬畏法治的现代认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反思记录下来，补充这段历史的个人记忆，让后人清晰地看到“集体之恶”是如何由一个个个体的选择堆砌而成的，以此警示社会永远不再重蹈类似的历史覆辙。

第三、从个人责任层面来看，当年参与文革暴行的亲历者，‌发自内心的忏悔是自我救赎的必要手段。无论时隔多久，只有直面自己曾经施加的伤害，才能卸下背负一生的愧疚，获得真正的心灵安宁，避免带着遗憾走完人生。

要‌跳出“集体之恶”的责任盲区‌，不能把所有过错都推给时代和少数元凶。每一次具体的批斗、每一场具体的伤害，都是由个体行为构成的。有些人天性暴戾、残忍，无恶不作，从别人的受折磨、受羞辱中寻求快乐，这种人更应该忏悔，为自己亲手做出的恶行承担专属责任。

我们要‌直面真实记忆，不刻意遗忘和美化‌，主动梳理自己当年的具体行为，不拿“理想主义”“上当受骗”当挡箭牌，坦诚承认自己的怯懦、私心膨胀和对他人造成的实际伤害。要‌优先向直接受害者当面致歉‌，尽己所能找到当年被自己伤害过的领导、老师、同学或其家属，以真诚的态度当面道歉，不推诿，不解释，不避重就轻，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

六十载岁月流转，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已是垂暮老者，历史的尘埃不会自动抹平伤痕，唯有自省和忏悔才能够治愈时代与个体的双重创伤。对于老三届一代人而言，忏悔从来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与历史、与自我、与受害者和解的必经之路。未实施人身伤害者，当终身自省、以史育人；确曾施暴伤人者，当放下逃避之心，直面过往，深刻忏悔。个体真诚的忏悔汇聚起来，才能让“文革”十年浩劫的教训真正扎根民族记忆，让理性、法治、宽容的价值深入人心，确保苦难历史永不重演。

我想，在这老三届六十年祭之时，我们都能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认真的思考，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写于2026年7月20日）

来源：好人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