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几篇讲话的背景与后果

1962年5月31日到7月11日，邓子恢应邀在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全国性会议先后作了六场报告，内容大致相同，都是关于农业问题。邓子恢擅长宣传和长篇演讲，每次报告至少半天。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场演讲分两天讲完，是7月9日和11日在中央党校对全校学员和17级以上党员干部所作的报告，其记录稿长达4.5万余字。

这几场报告，是邓子恢一生无数次报告中最有影响但也是最后一次系列演讲，是他在对人民公社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工作和农民问题作了长期考察和大量调查研究之后，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见解与政策主张，其中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人民公社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共产风”等方面“左”倾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可谓振聋发聩，在今天读来依然令人震撼。

然而，他的这些言论在十多天以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成为他“大力提倡包产到户”、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之一。

演讲的背景

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前，在这么集中的时间里连续发表批评党在农村工作方面的错误、阐述自己理论主张的长篇报告，绝非偶然。事实上，邓子恢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在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早就察觉并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希望予以纠正。特别是在1960年冬以后，邓子恢多次带领工作组深入到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对农民问题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存在的大量问题有了深刻的体验，逐渐积累了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主张。

1961年，中共中央在制订《农村六十条（草案）》和《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的过程中，采纳了不少邓子恢的意见。这些意见对纠正农村工作的“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对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确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确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规模控制在20户至30户；同时，确定向农民开放“小自由”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停办农村公共食堂。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

但是，作为“左”倾错误的制度性根源，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依然如故，并未动摇。加以“大跃进”以来各种“左”倾政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各级干部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在短期内难以克服，广大农村和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困难，农村形势依然严峻。

1962年初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农村形势和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指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认为对农业增产要求过高，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困难。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又先后于2月下旬和5月间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在这两次会议上对形势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估计还不够充分，“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指出：“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困难估计不足。他认为应该充分估计困难，勇敢地面对困难，并且严肃地批评了过去的“左”倾错误。

对于中央连续召开的这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精神，邓子恢都十分赞同，尤其是对刘少奇关于形势问题切中要害的分析，更是深有同感。他在后来的一系列演讲中，一再引用刘少奇的观点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

问题正如刘少奇所判断，由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依然是农村政治经济的基础，横行于农村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的所谓“五风”，成为农村工作的顽症，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阻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处在极度贫困之中，出现“饿、病、逃、荒、死”的严重状况。

为了维护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安徽、湖南、广西等省区一些地方的农民采取种种方式，或明或暗地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广西各县很大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单干的思想，“五风”问题和受灾减产严重的地区高达60%。其中柳城县竟有65.2%的三级干部主张分田单干。

事实上，在此之前，邓子恢从来不赞成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即使是1961年11月他在返回家乡福建龙岩开展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试点调查时，针对一些干部群众提出分田单干的要求，他还是明确地表示反对，指出单干是“倒退”，是“异想天开”。然而他在1962年4月到广西，深入到广西桂林地区龙胜县作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之后，他的这一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像龙胜县这样居住分散、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山区，不一定强求集体生产，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群众的意愿，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单干，等以后有条件时再组织起来。

邓子恢从广西回到北京以后，出席了5月7日至11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发言，一是主张扩大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或借地等等“小自由”，二是明确表示支持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邓子恢关于扩大社员小自由的主张，遭到了党内的批评与反对。但是邓子恢坚持他的主张，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有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吗？政权是我们的，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他在同一篇发言中，认为广西龙胜县这样人口分散的贫困山区，不便于集体生产，“这样的地区不要集体，就让它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上调，有什么不好？”

但是，邓子恢的意见仍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会议之后，邓子恢于5月24日直接向毛泽东写出书面报告《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这份近万字的意见书，从理论与政策方面阐述人民公社必须从中国农村体制的实际出发，在巩固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鼓励社员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小自由，同时根据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制订既有利于集体又保障农民个人利益的产品分配和国家征购派购政策；同时，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干部特殊化问题，改善党群关系，巩固集体经济。关于包产到户，邓子恢的意见书认为，全国各地社队大约有20%左右实行不同形式的单干，有些县甚至达到总户数60%以上。这种情况表明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各项农村政策尚未完全贯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尚未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多数未上轨道，集体生产尚未真正搞好”。

邓子恢认为，突出的问题是保证农民个人利益，这就必须尽快解决五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即所有制问题、按劳分配、干部特殊化问题、社员小自由问题、征购与等价交换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制和小自由问题。他认为，既然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和社员小私有并存的制度已经明确，就应当制止长期以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必须固定，30年不变，否则农民就不相信党的政策。关于社员小私有，他强调在农业生产力还处在以人畜力经营为主的当前阶段，“这种小自由小私有，是最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的”；全体干部应该理解和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不能够“把农民依靠自己劳动、生产自销的经济看作资本主义”。

总之，邓子恢的这份报告坦诚地向毛泽东陈述了对于人民公社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政策上克服“左”倾错误、保障农民利益等等建议，强调人民公社必须坚持集体经济与个体多种经济并存。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而且是要冒着被斥为“资本主义” 的风险的。不过，迄今为止，没有见到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份意见书有过支持或者反对的答复。

上述历史情况表明，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后短短几个月内，邓子恢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由反对包产到户到同情与支持包产到户，由积极推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转而探索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与社员个人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冲击，也是对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左”倾错误的批判。

然而邓子恢意识到，他的那些主张在党内未必能被主流思想所接受。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但他更加感受到了必须尽快改变农村连续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严重局面的紧迫性。因此在他看来，除了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积极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还应当让更多的干部了解农村的情况，了解中国农民的要求，而且还应当了解1958年人民公社化乃至50年代合作化运动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问题。邓子恢认为，有必要公开地阐明自己对人民公社体制变革的见解和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特别是他在6月间充分了解到安徽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果之后，这种意识更加强烈。

事实上，许多远离农村又非常关注农村情况的国家机关和部队干部，也希望更多地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同时，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民主气氛比较宽松。毛泽东一再号召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多方寻求解决农村工作方面问题的办法，对邓子恢的意见也很尊重。当然，邓子恢或许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与刘少奇、邓子恢的观点相差甚远，毛泽东对农村人民公社经济体制改革的底线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不会容忍再后退到包产到户或单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2年5月31日到7月11日的43天时间里，邓子恢应邀分别在军委后勤部礼堂、中央农村工作部、南方林业会议、农业机械科学会议、中直机关下放干部会议、中央党校，作了六场报告。这六场报告的内容和题目大致相同。其中7月9日、11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是最后一次，也是内容最丰富并且讲得最为透彻的一次演讲。

演讲的后果

邓子恢在中直机关的几场报告，讲得酣畅淋漓，振聋发聩，把他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人民公社体制、经营管理、分配方式、干部作风作了毫无保留的评述，在基本上肯定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评。

对于邓子恢的这几场报告，有人受到鼓舞，也有人感到震惊和恼怒。在那个年代，邓子恢敢于公开声言“我不怕戴右倾的帽子”，公开鼓励“包产到户”，呼吁给农民以“生存权”，并且要以国家法律保护；敢于宣扬“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要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还“不叫社会主义”。邓子恢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邓子恢的直言和坦诚，表明了他对“左”倾错误严肃批评的无私和无畏，也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坦荡的胸襟与赤忱的情怀。

但是，也许邓子恢未能意识到，正当他在军委后勤部和中央党校等中直单位发表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人民公社“左”倾错误，大力提倡包产到户“责任田”的系列报告之时，他的上述观点和理论主张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也可以说，邓子恢的这几场报告，成为了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反对“单干风”，严厉批判邓子恢乃之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重要原因之一。

7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子恢一到北戴河，就应约去见毛泽东，试图说服毛泽东推广安徽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但毛泽东不同意，而且批评邓子恢对集体经济发生动摇，无异于鼓励解散合作社。邓子恢据理力争，但始终未能说服毛泽东。

显然，这是一次很不愉快的谈话。邓子恢同毛泽东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更加深刻。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期间，邓子恢遭到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而他在中直机关的那几次讲话，成为重点批判的内容。陈伯达指责邓子恢所谓“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单干”的“荒谬说法”，实际上是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柯庆施则指称邓子恢以为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是最先进的主张，是“十二年一贯制”，是“富裕中农的代表”。

邓子恢极力为自己的观点申辩，强调他的报告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而是分析农业生产增产不快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破坏了1957年以前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原因；他提倡安徽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的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各尽所能，分工合作，发展农业生产。

然而邓子恢的辩白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原谅。在中心组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了邓子恢在中直机关的几场报告。为此，邓子恢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讨，承认他在报告中的观点“是与毛主席、党中央的方针相违背的，是方向性的错误”，表示“这是1955年以来又一次大错误，应该向党作检讨”。

但是，对邓子恢在中直机关的这几场报告的批判并没有因此而结束。8月26日，毛泽东决定把邓子恢5月31日、6月1日在总后勤部礼堂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9日，毛泽东又对这篇报告作出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的这篇报告又被作为批判材料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员。

9月24日至27日，在短短4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关于“包产到户”的主张继续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方向而受到批判。

9月25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发言时插话点名批评邓子恢：“像你一套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现在搞单干不能持久，总有一天要搞资本主义大农业。”毛泽东又说：“邓老把包产到户作为唯一正确的管理办法。我提出一个问题，他不答复，又提出一个问题，又不答复。我和他谈了一个钟头的话，受了一个钟头的训。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单干道路；作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赞成单干。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出路，不是农村普遍劳动者的出路。”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邓子恢的点名批评，使得邓子恢处境孤立。在各个小组的讨论会上中央委员们对邓子恢纷纷展开了批判，特别是他在中直机关的几次报告，更是批判的重点。

对于这些批判，邓子恢据理力争，反复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对于在军委后勤部的报告，他说：这次报告“是你们请我去讲的，是你们把干部的思想情况反映给我的。……你们整的记录没有给我看。”

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邓子恢的任何申辩都毫无意义。后来的结果，正如人们所知，是以邓子恢作公开检讨，不断遭受上纲上线的批判，直至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而告结束。

今天，我们重读邓子恢在中直机关的这几篇讲话，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和军委后勤部礼堂的演讲，似乎把我们重又带回到那个“左”倾错误严重而抵制者寥寥的年代。然而邓子恢以极其坚强的党性和原则性，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公开站出来否定与批判人民公社严重的“左”倾错误。他的这种精神，他为追求真理维护人民群众最高利益而奋力探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道路的勇气，将得到人们永久的敬仰。

来源：芦草梁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