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人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内幕
编者按：文革期间，从中央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以及学校，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失去生命。
当时，我（许人俊，下同，时任）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以下简称国务院农办、农政）工作，亲历全过程，了解清查“五·一六”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有切身感受。
国务院农办、农政是中央农林口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统管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农机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及所属大专院校的行政业务和政治工作。
“文革”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革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革”运动。
1967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在红卫兵会议上，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秦化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台”。于是，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从此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接着农林口各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又是同他一起从上海警备区调进北京的，因此，被划为秦化龙的“亲信”和“五·一六重要骨干”，长期遭到关押并经受专案审查。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借“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在中央机关制造混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
1966年5月，康生、陈伯达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确定了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1967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策划“一月夺权”，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指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肯定“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大大鼓舞了首都红卫兵的夺权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参与中央机关夺权斗争。
尽管当时中央机关许多领导对上海夺权“不理解”，认为中央机关的权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普遍反对在中央机关搞夺权，但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有些人还是响应号召，布置自己信任的群众组织抢先夺权，避免造成工作被动。
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就是如此。
机关一部分人按照领导安排夺权，宣布成立“国务院农林口革命委员会”，由机关红卫兵、工人造反团实行一派掌权。并模仿上海“一月夺权”的做法，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机关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围攻、抄家、抓人、打人、监督劳动。原先平静的机关，顿时形成对立的两派。
恰巧此时，谭震林、陈毅等在“文革”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意见分歧，出现激烈争论。康生、陈伯达、江青等马上借题发挥，炮制了一个“怀仁堂事件”，并在毛泽东面前诬告谭震林、陈毅等人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二月逆流，复辟资本主义”。还指责谭震林在农林口搞假夺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等人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战斗打响后，各院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纷纷进驻农林口各部机关，顿时农林口机关局势大乱。
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驻农林口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正在农林口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他们的秘书和同情者，同样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
有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震时，当面说过：“王胡子啊，听说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王震问题显然已不成问题，剩下让周恩来操心的是秦化龙问题。
五一劳动节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国务院农办、农政及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机关干部和院校红卫兵的代表，广泛听取大家对秦化龙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当场明确指示召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希望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消除分歧。
然而，江青等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在五一劳动节，安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上天安门城楼心怀不满，暗中唆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首都红卫兵中，进一步煽动极左思潮，散布“牢牢掌握大方向，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斗争目标明显对着周恩来。
在5月16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一向受大家尊敬，特别是不久前多次接见我们，指示开辩论会解决秦化龙问题，我们非常感激。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居然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我们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顾大局，无事生非，给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他们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短命，只有一天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无穷灾难。
“五·一六”思潮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周恩来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正面引导。但江青等人借题发挥，贼喊捉贼，利用抓“五·一六”排除异己
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出现，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又打倒了陶铸。接着，指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趁热打铁，在狂热的 红卫兵中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矛头直指国务院。
为了搞垮“旧政府”，他们编造谎言欺骗毛泽东，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涛骇浪，策划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统统打倒，从而试图搞垮“旧政府”。
当时，江青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仍不甘心。于是，1967年5月，他们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再次煽动红卫兵，打着纪念、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兴起极左的“五·一六”思潮，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制造社会混乱。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才出现了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等处也突然出现“火烧李先念”、“油炸余秋里”、“炮轰徐向前”这一类标语、传单，落款均为“五·一六”。他们还在首都繁华地区，秘密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攻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号称“五·一六”的组织，突然不约而同地出现，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其不同点是：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农大“五·一六兵团”，是公开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只成立一天，参加者有名有姓；后者则是在夜间秘密活动，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秘。
广大群众对这些肆意攻击周恩来的恶劣行径极为气愤，强烈要求严惩。不久，秘密活动的“五·一六分子”（首都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很快被群众和公安机关抓捕，“五·一六组织”遂告瓦解，不复存在。
其实，无论是农大“五·一六兵团”，还是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它们都是“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煽动的政治思潮下出现的产物。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用“东方红”、“井冈山”、“延安”、“红旗公社”等革命色彩鲜艳的字眼，建立造反组织，标榜自己特别革命。甚至荒唐提出“一切权力归×××”的极左口号。用“五·一六”命名造反组织，就属于这一类型。
1967年5月以后，林彪和江青等人认为全国乱得还不够，提倡“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自己”。于是，他们指使王力、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不断鼓动红卫兵大闹特闹，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
到了七八月间，全国混乱局面达到了高潮，冲击领导机关，揪斗党政军领导人，抢劫军火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失控。
于是，毛泽东及时发出最新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还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
尽管“五·一六”攻击的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但他认为那是红卫兵中少数人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对学生主要应该进行思想教育，着重正面引导，没有必要扩大追查范围。
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组组长袁光强曾经回忆，他最早发现“五·一六”的标语后，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汇报，后组织了“五·一六调查组”。经过一两个月深入、全面、认真的调查，查明秘密“五·一六”的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所有骨干分子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捕。
事后，这个直属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
然而，江青等人却违背事实，继续借题发挥，在“五·一六”问题上大做文章。
就在记者调查组提交了调查报告后，他们却精心策划把一大批军内外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同根本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挂起钩来，进一步排除异己。
在此之前，他们首先拿农林口秦化龙问题做文章，以求“一箭数雕”：
一来，因为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后调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主任，“文革”初期还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开会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上天安门陪同中央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有社会影响。二来，林彪、康生他们也知道周恩来十分关注秦化龙，曾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组织辩论会，想通过解决秦化龙问题，要求为平息中央机关派性斗争做榜样。三来，他们还知道1940年马明方、秦化龙等100多人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解救回延安的。秦化龙等人的“叛徒”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四来，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不久前又出现过农大“五·一六兵团”。
所以，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反“二月逆流新反扑”和清查“五·一六”如出一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以便从不同方向排除异己
1967年9月后，首都红卫兵开始返校“复课闹革命”，工宣队、军代表相继进入学校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组织大联合。轰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五大红卫兵“领袖”失去价值，不再成为依靠的力量。不久，他们的政治命运走到了尽头，先后成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该予以彻底揭露。
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后，江青等人看到形势不妙，马上采取丢卒保车、贼喊捉贼的手法，抛出经常出头露面、煽动造反的头面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公开宣布将他们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逮捕，以平息毛泽东的震怒。
进入1968年后，林彪和江青等人又玩弄政治权术，在军队领域相互勾结，开始导演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制造了一个“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诬蔑在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诽谤他们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就在这一期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着重思想教育的指示，极力夸大“五·一六”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任意扩大清查范围。
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
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我们这些保秦化龙的干部，立刻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骨干，实行专政，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罪行。
为了大造声势，发动群众，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高潮，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特地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我，分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随后，“五·一六”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我们，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竟对我连续进行三天三夜72小时残酷审讯。幸亏当时我年轻，身体好，意志坚强，终于挺过了磨难。
由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制止逼供信，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令人费解的是，《通知》竟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文革”初期帮助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诡计的“王、关、戚”等并列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和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的清查运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深挖”扩大。
那时，农林口干校到处张贴“坚决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标语。周围农民搞不清楚，他们好奇地问：“你们干校只有200多人，怎么会有516个反革命分子？！”原来他们把“五·一六”当成数字理解，并没有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理解，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文革”风云瞬息万变，变幻莫测。
1970年8月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同林彪集团秘密串联，抛出了“天才论”。没有想到毛泽东恼怒地指责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此，陈伯达由政治舞台的巅峰突然跌入谷底，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陈伯达，一夜之间反而被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你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听后一头雾水，面面相觑：到底谁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谁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大家哭笑不得，莫名其妙。
粉碎“四人帮”后，原有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五·一六反革命”案真相大白，它完全是阶级斗争虚构的冤假错案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农林口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好汉，他们继续对我们进行审查。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不再是残酷斗争审讯，而是改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天天让我们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他们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五·一六’组织，那就交代‘五·一六’思想吧！”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要我们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秦化龙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后来，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也不甘心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五·一六”，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
有一次，我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我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调离上海警备区后，刘传新调到南京军区任某军政治委员。“文革”期间，他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过去，我们都十分熟悉，他进京后与我们也有过接触交往。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我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那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我们诉说：“我在这里抓‘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作‘五·一六’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
刘传新是奉命进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命的军政治委员，又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居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五·一六”问题。
时隔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因刘传新为“四人帮”在北京办了不少事，群众愤怒，强烈要求审判他。刘传新自杀了。（公安局长以自杀落幕——刘传新的跌宕人生）同样，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选择了自杀之路。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成为“文革”史上一幕既可悲又荒唐的历史。
后来，我们单位当初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捕的吴文平等人也出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分配了工作。
在这之前，胡耀邦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秦化龙问题，作出结论指出“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秦化龙在狱中受迫害致残，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中央特地任命他当顾问。
农林口其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后台”的梁步庭、吕清、王振扬、吴振等人，也统统恢复名誉，相继分配了工作。至于农林口司局和处以下干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数更多，也都分配了工作。
对于“五·一六”问题，胡耀邦感触很深。“文革”期间，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目睹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志，一个个莫名其妙被打成“五·一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发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干部，也因被打成“五·一六”在不断告状，人数之多相当惊人。他审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发现：虚构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他极为气愤地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几个数字吗！于是，胡耀邦下大决心，大刀阔斧为“五·一六冤案”众多的受害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
来源：史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