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罕逊：从《人生》到"人生"：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份困境与国民待遇

引言：一本书，一代人的集体创伤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发表，在中国社会激起巨大回响。主人公高加林——一个才华横溢却出身农门的青年——在城乡之间的挣扎与坠落，成为一代农村青年的精神镜像。当时有一位上大学二年级的同学读到《人生》时，竟然"激动得十几天无法上课"，因为他在高加林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个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不得不与农村恋人分手的自己，那个被城乡二元"身份制"撕裂人生的自己。

更令人心碎的是这位同学恋人的选择——"还未等他开口，那位姑娘就泪水涟涟地先提出分手，并匆匆嫁人，她不愿牵连自己恋人的一生一世甚至是世世代代。"这不是个人的薄情，而是制度性绝望的提前内化为自我牺牲。 当一个农村姑娘认定自己的身份将成为爱人"世世代代"的负担时，这种悲剧已经超越了个人情感，成为一种结构性暴力的微观呈现。

一、《人生》的文学力量：以感性叙事呈现制度性悲剧

路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隐秘的痛点——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更是一种"身份制"的社会等级。 高加林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恰恰相反，他比许多城市青年更有才华、更有抱负，但他始终无法挣脱"农民"这一身份的宿命。

小说中最刺痛人心的，不是高加林最终回到农村的结局，而是他在城乡夹缝中的精神撕裂：他看不起农村却又无法离开，他渴望城市却又被城市排斥，他爱巧珍的淳朴却又嫌弃她的"土气"，他追求黄亚萍的现代却又深知这份感情的脆弱。这种撕裂不是道德缺陷，而是制度性歧视在个体心灵上的投射。 当一个社会将人按照出生地划分为"城"与"乡"两个不可逾越的等级时，处于边界上的人必然承受最剧烈的身份焦虑。

那位同学的故事比小说更加残酷——因为在现实中，连"被抛弃"的主动权都不在高加林式的进城者手中，而是被那个深爱着他的农村姑娘提前接管。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是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人的"身份跃迁"与另一个人的"身份固化"之间的永恒鸿沟。 这种清醒的自我放逐，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地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制"对人性的扭曲。

二、"身份制"的结构性暴力：超越经济差距的权利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被称为"身份制"，是因为它具备传统身份制度的核心特征——先赋性、世袭性与不可选择性。 一个人出生在城镇还是农村，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却决定了他一生的资源获取能力：教育机会、就业前景、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乃至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

这种"身份制"的残酷性在于它的代际传递效应。那位农村姑娘说"不愿牵连自己恋人的一生一世甚至是世世代代"，这句话道破了天机：在户籍制度下，农村身份不仅是个人的烙印，更是家族的宿命。高加林即使个人奋斗成功，他的子女仍可能面临"农二代"的身份困境；而那位姑娘如果与高加林结合，她的农村身份将成为整个家庭"世世代代"的结构性负担。

这与印度种姓制度、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逻辑上具有同构性——都是将人按照出生身份进行制度化区隔，并赋予不同群体以不平等的权利配置。 区别在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为技术载体，以"工业化原始积累"为历史借口，以"城市优先发展"为政策导向，将数亿农民固化在权利金字塔的底层。

历史学者雷颐提出的判断切中肯綮：打破"身份制"，给农民"国民待遇"，才是扶贫的根本。 因为贫困不仅是收入不足，更是权利缺失。当农民在土地、教育、医疗、养老、迁徙等方面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时，任何物质帮扶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高加林式的悲剧反复上演，不是因为农村青年不够勤奋，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与城市青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权利。

三、从1982到2026：改革瓶颈与未完成的"国民待遇"

路遥的小说《人生》发表已逾四十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但城乡二元结构真的被打破了吗？

表面看，变化是巨大的。 户籍制度改革在持续推进，城镇化率已超过65%，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乡之间的物理壁垒正在消融。城市落户门槛在逐步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写入政策文件，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但深层的"身份制"逻辑并未根本改变。 城乡之间在教育质量、医疗保障、养老水平、就业机会上的差距依然显著。更隐蔽的是"新二元结构"的形成——进城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却难以享受同城同待遇；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仍面临种种门槛；他们在城市买房、落户、享受公共服务时，"户籍"依然是一道无形的筛选器。

前面提到的那位农村姑娘四十年前担忧的"世世代代"，在今天以新的形式延续：城乡教育差距导致的阶层固化、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创伤、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过客"心态、农村老人"老无所养"的困境。 这些问题本质上仍然是"身份制"的衍生品——农民尚未获得完整的"国民待遇"。

扶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但相对贫困与权利贫困的解决，需要更深层的制度变革。 如果农民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迁徙自由、教育权利、社会保障和政治参与，那么扶贫的成果就可能缺乏可持续性，高加林式的悲剧就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演。

四、从"他者"到"国民"：扶贫的深层逻辑

历史学者雷颐提出的"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上触及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公民身份的平等性。

在现代国家观念中，国家合法性来源于"主权在民"，而"民"的基本单位是平等的公民。无论出生在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每个公民都应享有宪法赋予的同等权利。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份制"，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不平等配置，它将农民降格为"二等公民"，将农村视为城市的"附属地"。

真正的扶贫，因此不能停留在"给予"的层面——给予资金、给予项目、给予政策优惠。这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承认"——承认农民作为平等公民的尊严与权利，承认农村作为文明组成部分的价值，承认城乡之间不是"恩赐与被恩赐"的关系，而是"共同体内部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

那位农村姑娘的悲剧，根源在于她从未被制度承认为与高加林平等的"国民"。她自觉地将自己视为爱人的"拖累"，这种自我贬低是制度性歧视内化后的必然结果。当一个人的存在本身被制度定义为"负担"时，她的退出就成了唯一"理性"的选择。 这是比贫困更深层的人性悲剧。

结语：让《人生》真正成为历史

四十年前，路遥以一部《人生》感性呈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悲剧。四十年后，我们不应再让类似的悲剧继续上演。

高加林的挣扎、那位农村姑娘的泪水、那位当年上大二的同学心灵深处"说不出的痛"——这些都是"身份制"留下的集体创伤。扶贫的根本，不在于让农村青年更努力地"逃离"农村，而在于让农村本身成为值得留下的地方；不在于让农民通过个人奋斗"跃迁"身份，而在于彻底废除造成跃迁必要性的身份壁垒。

"国民待遇"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需要打破数十年来形成的利益格局与制度惯性。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无法回避的命题——如果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那么全体人民就必须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无论他出生在城市的楼房还是农村的茅草房。

只有当"农民"不再是一种被固化的身份标签，而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选择；只有当农村青年不必在爱情与前途之间做撕裂式的抉择；只有当那位姑娘可以坦然地相信，自己的"农村出身"不会牵连恋人"一生一世，甚至是世世代代"——到那时，《人生》才能真正成为历史，而不是一代又一代人正在经历的现实。

来源：学者钟罕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