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 ： 中共党史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内在逻辑

2021年12月1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在法学门类增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2022年9月13日，教育部网站公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正式设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学科代码0307），与政治学（学科代码030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代码0305）等并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此之前，中共党史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七个二级学科之一，学科代码030204，完整名称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新学科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定位，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归纳起来，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主要有四种观点：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支学科、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党史研究者，已从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比较详尽地讨论了上述观点的理由和依据。这些看法揭示了中共党史的不同面相，也阐明了党史研究者应该追求的多元目标，相互之间具有密切关联，很难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之际，仅结合本人从事党史研究的经验和体会，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多重属性及其内在逻辑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作为历史学的中共党史

中共党史的历史学属性，首先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早在1987年，党史学者张静如便明确指出：“凡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者是分类的，都应归属于历史学科。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中共党史首先属于历史学科，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曾被列入政治理论课等，就把它当作一门政治学。中共党史首先是一门历史学，应该说得到了党史学界、历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如丁俊萍对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界定和理由，和张静如完全一致；李金铮强调传统党史学界所说的政治性、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特性，都只能说明党史和普通史学有一定区别，而不能作为划分学科属性的依据，中共党史“无论在哪个学科层次上，都应该划归历史学科，而不是其他学科”；王顺生则认为：“经过多年的讨论，中共党史学位点的同仁几乎一致认同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它首先应该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

从历史学属性出发，中共党史便和其他史学分支领域一样，必须恪守史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以探寻历史真实为己任。由于党史研究和其他史学分支相比具有更强大、更显著的政治功能，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曾在某些历史时期遭到破坏。直到改革开放后，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求真为目标、遵循历史学规范和方法的党史研究才重新开启了学术化的进程。尽管对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最近40年来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和繁荣发展的局面，是和党史学者摆脱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束缚、遵循史学规范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实证研究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回忆录、年谱、传记等大量编辑出版，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更坚实的史料基础；另一方面，涉及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党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并逐渐拓展出新的视角和新的领域。

张静如认为，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求历史之真，务研究之实”，就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深入研究，“弄清楚真实的历史过程，弄清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群体的真实情况，弄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具体说来，党史研究的求真务实包括三个方面：求历史本原之真，务搜集考证之实；求历史情节之真，务分析研究之实；求历史发展规律之真，务党史资政育人之实。他还一再强调，党史研究要坚持历史主义、做到求真务实，就必须充分占有和认真分析第一手资料，排除来自过去和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以及研究者自身立场和情感的一切干扰，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党史学界也越来越认识到对党史上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性，只有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有争议的重大事件、重大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以形成某种共识，回应或消除一些杂音、噪音”。

作为历史学的中共党史，需要处理好与中国史一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的关系。

中共党史无疑是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但中共党史显然不能等同于中国近现代史。从时段上看，中国近现代史通常是指1840年以后的中国史，比中共党史研究的时段要长得多；从范围上看，中国近现代史既包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包含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要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得不将其放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史不能只探讨其字面含义所示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而应该在时间上纵向延伸，探讨建党之前的历史；在范围上横向拓展，探讨中共之外的历史。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古今中外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指出，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共的历史，也要研究中共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建党创造社会基础和思想前提，而且延续到建党以后的很长时期，比如“反对党八股”，就必须联系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所谓“中外”，不仅指“中国和外国”，也指“己方和彼方”:“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

就研究领域而言，要处理好政治史、军事史与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各种专史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军事史领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通常以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战争为依据，划分为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几个阶段。打通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论性党史著作，也大多以政治局势变化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整作为基本的叙述线索和分期标准。

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们意识到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因素对于党的发展进程的重要性，主张突破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藩篱，拓展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张静如率先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主张“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李金铮主张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推动中共革命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革命史”的倡议。陈金龙强调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应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关联的角度，深化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研究，也逐渐超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范畴，有学者尝试从思想史路径对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再研究；有学者主张考察党史史料的生成过程，以“揭示组织运作与文本表达的互动关系”，“呈现中共认识和改造客观环境的思想过程”。

不用说，中共党史研究还要处理好党史自身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从相关著作、论文、学术会议、资助项目的数量来看，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成果远为丰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研究则相对薄弱。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间发展历程比较曲折，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下，对某些历史问题展开深入学术研究的难度较大。此外，档案资料获取不易、“当代人不修当代人”的观念等因素，也对研究者的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改革开放史为例，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事业之后，党史学界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纳入研究范围。《中共党史研究》在2000年之前仅发表三篇标题含有“改革开放”的文章，且都是关于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的政论性文章，并非改革开放史研究论文。2002年，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写出版《中国改革开放史》，较系统地反映了改革开放24年的历史进程。2008年，党史系统召开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提出要总结改革开放史研究经验，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研究工作；副主任章百家在主题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现状和历史线索，并从历史背景、战略选择、上下互动、市场经济等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此后，萧冬连、郭若平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经过许多学者的呼吁和努力，改革开放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2016年以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并称为“四史”，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学习教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所涵盖的时间段分别为1921年至今、1949年至今、1978年至今，所涉及的内容和主题既密切关联又各有侧重，社会主义发展史则将时间一下子拉回到500年前（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被视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起点），从而构筑了一幅线索清晰、层次分明、视野开阔的历史图景，为正确把握党史与相关历史研究领域之关系提供了指导。

二、作为政治学的中共党史

尽管多数学者认同中共党史具有历史学的基本属性，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史在学术建制和人才培养的意义上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被当作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早在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中，就把中共党史列为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1990年正式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为中共党史二级学科加了一个备注，即“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中共党史的政治学属性，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历史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由于“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而屡遭挫折和失败的局面，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始终是中国政治舞台上至关重要的力量，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引领性和决定性因素，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情境下，无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还是政治理论研究，都须建立在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基础之上。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政治与历史、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政治（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内的广义政治）始终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直到19世纪，许多西方史学家仍将历史等同于政治史。英国学者弗里曼（E.A.Freeman）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至今广为流传。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希莱（John R.Seeley）云：“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德国学者舍费尔（D.Schaefer）说得更为详细：“历史家的责任在明了政治，了解国家的起源，政治的演变，政治存在的条件和政治的使命。政治是往古来今一切单一问题的集中点，以往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仍是这样。历史的结论，即是全赖政治决定的。” 民国政治学家张慰慈从制度视角阐明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的任务是“叙述接续不断的往事，研究各种制度怎样发生、怎样变迁、怎样进化”；政治学的任务“不只是说明现在的制度，必要研究现在的制度所以发达的原因和所以进步的道理”。历史学要知道从前的现象“已经怎么样”，政治学要知道现在或将来的现象“应该怎么样”，二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历史而无政治，虽然不是个死尸，也是个跛子。政治而无历史，好像是闭着眼睛，在暗中摸索的人”。

将中共党史视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意味着党史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和研究方法，还需要引入政治学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比较视野，这样“才能够产生既符合中共党史学科发展要求又能满足社会变革和发展需要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从1990年起，中共党史二级学科的名称中就用括号加了一个说明：“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在这个略显冗长的名称中，“党的学说”“党的建设”不能简单解读为中国共产党的“学说”和“建设”，而应该将中国共产党放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政党学说和政党建设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对政治学一级学科所涵盖的“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学科方向说明如下：“以政党政治、政党活动为对象，专门研究政党活动规律性，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及其历史发展，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说明文字就明确地表达了研究中共党史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又要以政党政治、政党活动一般规律为参照的观点。

如果说中共党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须以“求真”即探寻历史真实为目标的话，那么它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则应该以“求解”为旨趣，即通过对政治学基础理论和一般规律的深入探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中国政治与各国政治的系统比较，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合理性，找到“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有学者曾从历史与政治、规范与经验、文化与权力、时间与结构、逻辑与证据五个方面，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脉络、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文中呈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自觉，对于从政治学视角拓展中共党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既然中共党史长期被列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之一，不妨从与之并列的其他二级学科，来看看究竟有哪些政治学资源可供中共党史参考借鉴。在1983年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中，政治学下设政治学、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等五个二级学科；与此同时，在法学门类下另设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一级学科。1990年正式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调整为八个，即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行政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1997年，撤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一级学科，将其二级学科并入政治学，调整后的政治学二级学科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1997年目录中的这些二级学科，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05年增设为一级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也随之成为其中一个二级学科）外，另外七个一直延续到2022版学科专业目录公布为止。在此期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修订学科目录时，为进一步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将重心从以二级学科为主调整为以一级学科为主，只公布了13个学科门类的110个一级学科名称，而没有列入二级学科名称。但为配合新目录的实施，又委托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其中政治学一级学科“涵盖但不仅限于以下学科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与中共党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公共事务与治理、政府与政策。简单梳理一下，以下政治学知识领域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是政治学理论，即对以国家为核心的各类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概括和描述，以及对各种政治主张或政治理想的系统性阐释和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印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共党史研究既要在政治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进行定位和阐释，又要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政治学理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对于推进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为此，应该将中共党史置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学术视野中，探讨与中共党史相关的重要概念、思想、学说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又在何种意义上推进、补充或修正了既有政治学理论的相关内容。笔者近年来倡导中共党史基本概念研究，探索将概念史方法用于党史研究的可能性并尝试建构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体系，就是遵循这一学术旨趣展开的。

二是中国政治，即对当代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团体、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和理论透视。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政治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因素，是当代中国各种政治制度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经验还是理论的意义上，中国政治研究都是和中共党史密不可分的。一方面要从前往后看，不了解中共党史便无法真正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另一方面也应从后往前看，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真切把握可以帮助我们深入领会中共党史的发展逻辑。当前国内学者编写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教材，大多先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及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然后依次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应当说，这是与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相吻合的。

三是比较政治，即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过程、政治参与等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指出，在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上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既体现时代精神，又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立足国情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恰恰相反，只有在与其他国家、体系、道路相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国情。正如有学者所说，需要建构一种“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的新认识范式，即把中国置于长时段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底色和进程。例如，通过与西方代议制背景下“作为部分的政党”相比较，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逻辑；通过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政治传统相比较，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国为何要有一个“中心力量”去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四是国际政治，即对国际社会演变和发展规律尤其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和奋斗的历史，始终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展开的。只有将其置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局势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党史的完整面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著名的“年代四部曲”中，将1789年至1848年、1848年至1875年、1875年至1914年、1914年至1991年的世界历史分别称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对西欧国家通过“双元革命”向现代迈进、资本急剧膨胀推动海外殖民扩张、列强瓜分世界引发国际危机和世界大战、战后冷战格局的出现和终结等等，都作了脍炙人口的叙述和分析。如果把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置于这个广阔的国际舞台和世界背景中，就能更真切、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理解先进中国人为争取独立、统一、富强、民主而进行的艰苦奋斗，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代背景和初心使命。

这些政治学知识资源的引入，可以帮助党史研究者获得必要的理论视野和参照体系，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位置与意义，理解中共党史和中国政治发展史的延续与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所倡导的“历史政治学”，是值得党史学者借鉴和反思的。

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共党史

1990年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含：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030207）和“思想政治教育”（030208）两个二级学科。1997年，二者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030205）。此后直到2005年，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出《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在法学门类下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0305）。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的定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级学科，它与哲学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等方向一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系统。这以后，学界开始出现中共党史党建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按照丁俊萍的归纳，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有二：既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就不能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主要内容之一；中共党史曾长期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开设，当时的思政课中也有两门课程与中共党史直接相关，按照课程功能与学科性质相一致的原则，中共党史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毫无疑问，中共党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各项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中共党史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有研究者指出，党史教育和教学首先要明确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党史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党史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之有机统一的整体”；党史主流就是党的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即江泽民、胡锦涛总结的“三件大事”或习近平总结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就有总结党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的传统，先后于1945年、1981年、2021年通过了三个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是党在重大历史关头对党的奋斗历程所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党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基本依据，虽然不能取代对中共党史各时期、各领域、各层面的具体研究，但对党史研究具有宏观指导作用。1945年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强调决议的作用在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在内容上“宜粗不宜细”，在写法上“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2021年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有党史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对党的百年历史的全面总结，更意味着中共党史研究从“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向“中华民族复兴史范式”的转移，也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主题的确立具有参照意义。这些看法，都更多地体现了中共党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共党史，同样需要处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为一级学科时，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五个二级学科。2008年，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在这六个二级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共党史有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重点展开”。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则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等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无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最核心的因素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与这些二级学科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交叉重复和相互影响。

党史研究分布于若干不同学科这种“多点开花”的格局，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固然意味着空间和契机，在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义上却也带来了困惑和挑战。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中共党史博士点和学科建设会议上，就有学者提出，随着1985年到2005年高校三次政治理论课改革，中共党史的内容不断被削减，新课改革和新学科设立客观上使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与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容易造成几个相关学科之间关系模糊混乱、研究内容重叠、学术资源竞争的难题。不少党史专家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两个二级学科“将中共党史教研队伍的大部分吸纳进来，党史学科因此面临队伍分离分散、学科空间萎缩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学科属性模糊，“研究力量分散，学科建设滞后，甚至被边缘化”。此外，这一学科体系结构还在党史成果发表（包括大学学报在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较少发表党史类论文）、党史期刊评价（学科归属不明确导致期刊评价结果不稳定，进而造成稿源质量下降）等方面，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党的建设”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二级学科后，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201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校思政工作的意见，提出“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引领作用，支持有条件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党的建设二级学科”。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纷纷增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这样一来，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就面临着双重交叉的局面：一方面，偏重于党史的研究主要归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当然还有中国史一级学科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偏重于党建的研究主要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共党史中以括号标注亦即“含”的形式有所体现。

党的建设单独设为二级学科后，学界对其学科属性和主要内容进行了许多讨论。如欧阳淞指出，既然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就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一般原则和目标要求，以服务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高校思政课教学为基本任务。靳诺认为，该二级学科必须深刻把握党的建设的本质和规律，进而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但无论如何，党史、党建分别设置在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下，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加剧两个二级学科之间的“二元对立”，不利于中共党史党建的融合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最终在2022年增设为独立一级学科，或许多少与此有关。

中共党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属性，也体现在它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之中。同中共党史一样，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97年之前的名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长期被设为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但从其内容和旨趣来看，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其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研究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本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中共党史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东方的实践和发展，又是20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是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力量，并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中的内外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冷战格局和中苏关系是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性外部变量：一方面促使中国走上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又干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推动了“左”倾错误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先是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后是金融危机，政治极化，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深刻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而艰难的国际形势下，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尝试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党史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四、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

鉴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从21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提出将其设为一级学科的建议。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增设为一级学科后，这一话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2008年，宋俭和丁俊萍提议将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从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单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因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既包括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也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社会、其他政党及各种社会团体的关系问题”，不能将其简单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学等任何一级学科。2010年，张静如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主张把“中共历史学”提升为独立的一级学科。2019年，王炳林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将中共党史学科设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功能；培养高素质人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批驳各种错误思潮。2021年，杨凤城主张“以中共党史为基础，以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骨干构建新的一级学科”。2021年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2022版学科专业目录的正式公布，是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不断呼吁密不可分的。

设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党史学界很快就如何建设该一级学科提出建议和设想。王炳林提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四个方面的内容。李飞龙认为，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应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海外中共学研究、相关理论方法和学术史等内容。林绪武建议按照第三个历史决议所划分的四个历史时期，分别设置四个二级学科，再加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与理论、党务管理与实践。还有人主张将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研究整合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中共学”，有高校还举办了以“中共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想到建党先驱李大钊100多年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洞见。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和逻辑加以整全性理解，其宏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三个部分：关于过去的理论，即历史论（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现在的理论，即经济论（资本主义经济论）；关于将来的理论，即政策论（社会主义运行论）；“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就在时间脉络（过去、现在、将来）中被贯通起来了。

我们不妨借用这一说法，来理解中共党史研究的多重属性和内在逻辑。作为历史学的中共党史，旨在探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是指向过去的；作为政治学的中共党史，旨在透过历史脉络和比较分析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的特征和规律，是指向现在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共党史，旨在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索与创新，是指向未来的。探究过去，须以寻求历史真实（“求真”）为目标；探究现在，须以寻求科学解释（“求解”1）为目标；探究将来，须以寻求解答方案（“求解”2）为目标。将中共党史提升为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则需要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积极探索和可能贡献，以构建一个复合性、贯通性的学术阐释框架（“求通”）。应星在建党百年之际发表长文，主张从社会科学视角探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进而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展开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落地虽然只有百年，但“为了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对照，我们还是可以用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视之”，这样可以“克服目前研究中史学取向的单一性”，并从“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趋势”中得到启示。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来说，这正是一种值得赞赏和借鉴的“求通”的学术尝试。

中共党史成为一级学科后，党史学者更应有意识地整合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不同学科属性，努力追求融会贯通，提升党史研究的解释力和学术境界。

首先是前后贯通。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百余年。这一个世纪，既是超越了个体生命历程的漫长时段，又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重要一环。笔者最近撰文，主张从3000年、200年、100年三个历史时段出发，对传统时代、近代以降和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加以宏观透视，进而对中国政治的变与常、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合理性进行学理反思。周秦以降，形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官僚君主制、儒法兼用的传统政治形态；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独立、统一、富强、民主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而不断奋斗；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只有置于复杂而独特的长程历史脉络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党史的时代背景、发展规律和历史意义。对于百年党史自身而言，更应该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阶段，尤其不能把1949年前后、1978年前后的历史进程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其次是内外贯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现代化事业，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史研究应该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贯通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并将中共党史置于与西方、与全球密切关联和相互比较的视野中加以理解和探析。仅举一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受此前发生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就需要引入比较视角，在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深入比较的基础上体察中国革命的共性与个性。美国政治学家斯考切波的经典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在此意义上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沿着斯考切波的思路继续思考，可以看到中国革命既有三大“社会革命”共享的特征，如以专制王权为特征的旧制度、内外交困的结构性危机、革命后建立了权力集中的强大国家等；又有与法国、俄国革命两两相似的特征，如中俄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革命后建立的党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中法革命的急迫心态和革命浪漫主义等；还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如一元主义和民本主义传统的延续、外部因素的示范效应、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等。

再次是学理贯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共党史研究也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历史决议的基本论断，这是绝大多数党史研究者的共识。但所谓“指导”和“遵循”，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决议去替代具体的党史研究，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有机融入对中共党史相关内容的学理分析。此处也举一例。笔者20年前开始研究土地改革运动史，注意到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在中共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撰文对阶级划分的动员功能和整合功能作了初步探讨。但当时尚未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仅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上展开分析。后来研究兴趣转向中共建党史，发现李大钊在百余年前已经察觉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论之间的张力，并以“阶段论”（阶级斗争只适用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能动论”（唯物史观只有通过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来化解这种张力，从而阐发了一种“能动的唯物史观”，有茅塞顿开之感。之后，笔者遂下定决心，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撰成长文，从二元与多元、经济与政治、过去与未来、结构与能动等角度，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整全性的再思考。从学科属性来看，三篇拙文可以分别归入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但是对“阶级”问题的持续关注和融会贯通，使这些文本呈现学理上的关联性和互文性。

以上三种“贯通”大致是对中共党史之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种属性的进一步延伸。党史研究的“求通”，还可沿其他方向展开，如研究内容的多领域贯通，除了过去侧重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外，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也应纳入党史研究的视野；研究层级的上下贯通，既要关注中央决策和高层动态，还应探讨革命和建设的地方实践、不同区域和层级间的互动关系、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研究方法的多学科贯通，除了前述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规范，还可以借鉴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以及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跨学科领域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对中共党史展开全方位、立体化的考察。

总之，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之际，党史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其多重属性和内在逻辑，打破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学科壁垒，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实现求真、求解和求通的有机融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