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 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的若干史料问题探析
史料是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的绝对基础与核心依据，史料的搜集范围和体量、解读史料的深度和力度、利用史料的理念和方法等，决定着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底层逻辑与写作质量，这早已是党史学界的常识性认知，无须赘述。但正如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非对应关系，仅从党史研究学术期刊收到的诸多来稿观之，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非常突出、普遍的问题和不足，且长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这不仅显著削弱了一批论文的历史学水平和发表前景，而且给学术期刊的审稿和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多困扰，尤其是浪费了一些具有较好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选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与转型进程。鉴于此，本文不拟建构一个有关党史研究史料问题的系统理论框架，而是重点强调和尝试分析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和不足，希冀为今后改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史料搜集和利用状况，提供来自期刊编辑的个体化观察与思考。
一
史料单一化或未达到最低限度的史料类型多元化标准，是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在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出现最多的一个问题。根据笔者对十多年来期刊所收来稿的统计分析和抽样检核，在具有一定程度学术研究属性的论文来稿中，史料单一化的情况几乎每年均占到三成至四成，其中有三年接近五成，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和弊端的严重程度，涉及的论文主题、类型和形态等相当广泛，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1世纪以来逐步兴起和发展的中共地域史和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其在地方档案和中国外交对象国档案的搜集和利用方面的学术水平很高，极大地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可谓20多年来党史研究领域的主体学术形态。但这两大研究形态过于依赖档案史料，对易见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严重不足，成为导致其学术边际效益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已直接影响到相关论文的刊用率。实际上，从史料利用的基本整全性要求来看，公开史料、易见史料的搜集难度很小，且常常与档案史料所内含的历史信息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照与互证。它们既是绝对不能遗漏的重要历史信息来源，也是绝对不能轻视的基础史料类型。比如，就地域史研究而言，各地各级党委、政府主办的机关报刊，出版速度快、服务范围广，涉及当时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对档案史料及其历史信息的有效补充，在很多时候可以与档案史料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互证，惜乎长期没有得到地域史研究者的真正重视。就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而言，在外交对象国当地出版发行的各种类型的报刊史料同样非常重要，特别是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新闻出版业较为发达，不同类型和层面的报刊数量庞大，所承载和反映的历史信息异常丰富、多元、复杂，很多报刊信息的史学建构能力并不亚于档案史料，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在思想认识方面的认可和重视，遑论实际利用。即使有学者提出的“多国档案互证”理念和方法也仍然局限于档案史料。党史学界一直在努力推动的改革开放史研究，由于档案搜集和利用的难度很大，因此更加依赖公开史料和易见史料，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无法在短时间内超越的研究发展路径。但目前大部分来稿的问题是单一报刊史料源的情况太过突出，特别是已有电子检索功能的《人民日报》的利用比重畸高，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弊端之一，无法满足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
很多类似论文明显背离了研究对象本身所拥有的史料载体多元化的天然属性，某些历史研究对象注定不能使用单一类型史料源进行研究，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的学术论文写作。比如，一篇研究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婚姻问题的历史学论文，对地方志的仰赖程度过高，几乎只利用了各地的司法志（包括一部分审判志）资料。该论文即使具有不错的学术水准，但显然并未体现婚姻问题在史料类型和载体等维度的天然丰富性。一篇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水利建设问题的历史学论文，则以各地编纂的文史资料为主体史料。但类似水利建设的历史事件往往在各种媒介中都会有所记载和反映，况且文史资料带有极强的个人回忆和纪实文学性质，是否适合作为历史叙事的直接利用材料也需要谨慎考量。还有一些史实考证论文过于借重和依恃日记史料，尽管作者对某些个人日记表述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但完全仰赖各种日记内容的比照，说服力仍然不够充分。这种情况在考辨类似《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年谱》等党史基本著作中的若干史实问题时较为常见。此外，若干研究某种制度的历史学论文，常常涉及对其历史作用和效果的评价，此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共制度史研究本身的学理特殊性，亦即需要将某种制度置于历史的整体结构中（且往往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视域），并尽量照顾到所有相关历史活动主体，才能更为科学地评价其作用和效果。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团制度，确实具有比较明显的协调、动员、团结非党群体与阶层的作用和功能，但若仅从某一方历史主体的单向度史料来评判其“实效”还显得有些不足，显然需要充分调动与党团制度相关主体有关的多重历史要素和结构，否则就会削弱党团制度研究的实证性。概言之，不同的党史问题或研究领域具有相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属性，研究者需要据此确定最低限度的史料搜集范围和类型，否则就会削弱党史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科学化程度。
正因如此，近些年来学术生产数量极大的单一中共报刊史研究论文，将基于单一史料来源的历史学论文写作的问题和不足展露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步。无论是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报刊，无论是直接研究某一报刊曾报道过的特定历史问题还是在论文主标题中冠以一个宏观性问题，由单一史料基底所引致的学术前提不充足和科学性程度不高等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严重削弱了此类论文的学术水准和史学价值，事实上也与21世纪以来党史研究领域在史料开掘工作中所取得的较大进展等现实境况和发展趋势有所不符。当然，单一报刊史研究在培养乃至提高新一代年轻学人的基础史料功底和学术写作能力等方面，仍然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得益于近些年来由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来源多样、类型繁富的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以往研究不够或研究较为薄弱的党史问题的继续展开乃至创新研究就具有了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势下，即使研究者找到了一种新型史料，也仍然需要在论文写作中确保较高程度的史料多元化水平，尤其需要与研究对象本应仰赖的主体史料形态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张力。此外，随着很多人物传记、年谱和回忆录的出版以及类似个人日记、工作笔记（账本）等类型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加强，一些党史事件的细节得到更为鲜活地展现。但正如一批类似投稿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呈现的那样，如果研究和论证某个维度的历史问题太过仰赖某一类型的史料，缺乏与其他类型史料的有效补充或交叉互证，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审阅者的担忧与困惑。这在史实考证类的学术论文中体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当研究者在这种单一类型史料的知识基础上作出具有全局性和结构性的历史判断时，学术编辑和审稿人的“不安全感”就会显著增强。比如，曾有一篇重新考证百团大战期间一次战斗的具体细节和双方战损的历史学论文，不仅重点利用了新发现的一批日方史料，而且着重比照了中日双方军人在事后回忆记录中的差异，确实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即使如此，仍然有评论人对此表示疑惑：“在战争环境下对战斗损失进行较为准确的统计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宣传等），双方都会有夸大对方损失、缩小自身伤亡等情况；亲历者在战后几十年的回忆中难免会有记忆的误差，而他们本身当时对整个战况也缺乏全面地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过中日双方史料互证，也很难将问题论证得令人信服。这也是战史研究的难点所在。”由此言之，过于突出或依赖某一类新史料，厚此薄彼，常常会削弱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科学程度，不利于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转型。
从学术编辑的角度视之，很多在理论上应该拥有更多公开史料来源的选题，如果没有达到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常常会被认为作者在史料搜集这一基础学术环节上没有付出应有的努力，这应当是不难理解的一种经验感觉和逻辑推理。由此观之，所谓“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起码内含着不能遗漏“应知”“应查”“应有”史料的意思。研究某个特定领域的党史问题，相关研究者利用的史料类型大多是类似的，有些史料拥有无法绕过和回避的基础学术功能，必须将这些相关史料全部收纳其中，充分利用起来，否则就会出现“应知不知”“该用未用”的情况，这应该是史料搜集和利用过程中绝对不能出现的失误。比如，一篇讨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贸易问题的历史学论文，主要利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这套史料集，但几乎没有利用任何苏联方面的历史资料，这多少令人有些不可理解。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苏联史料集可谓成就卓著，诸如《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等就收录了较多有关中苏贸易的史料，更何况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文稿、文集、年谱等基础史料群也包含此类历史内容。再如，一篇研究“改革开放叙事”发展历程和历史影响的学术论文，仅仅利用了邓小平本人的相关思想论述材料，这就脱离了“改革开放”和“叙事”两个关键词所内蕴的历史内容的高度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史料类型的多元化要求：就“改革开放”而言，以邓小平的思想论述为中心史料是必需的，但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对此作出了很多重要论述，这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基础史料；就“叙事”的概念内涵而言，改革开放叙事的形成和演变还高度仰赖诸如龚育之、李君如、冷溶等一批党内“笔杆子”的高端理论阐释以及整个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这批思想史材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叙事”研究的主体资源。又如，一批研究当代中国基本概念或话语演变的历史学论文，对《人民日报》的利用程度太高（大概率与其拥有电子检索数据库有关），这与中共党史基本概念及其承载和延伸的历史主题必然反映在几乎所有重要报刊上的一般性知识原则有所悖反，起码《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红旗》等报刊就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基本史料来源。
由上可见，“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标准”在理想情况下就意味着既不能忽略基本史料群和关键史料群，在各种类型史料的搜集和利用方面也需要尽量保持均衡，特别是在利用易见易查的报刊史料方面不能存在畸轻畸重现象。如果一个党史问题非常或相对重要，那么在基本的媒介或材料来源上大多会有所反映，比如拨乱反正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批判就以大致相当的报道数量出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报纸中，如果要研究中共在拨乱反正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和理解，研究者就有必要全面查询、梳理和解读这些报纸上的相关材料。因此，“应知尽知”“应查尽查”的史料搜集和利用原则，既指各种类型史料的基本整全性，也指同一类型史料在范围和数量上的相对均衡。唯其如此，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史实梳理或理论建构，方可实现最低限度的“证据三角形”或“三角互证”原则，这对党史研究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学化或学术化表现。
从确保部分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质量角度观之，核心的史料类型或史料来源必须得到突出或彰显。比如，中共地域史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论文的主体史料类型就是档案，这是学术质量的基本保障，其他类型史料只能作为互证、对照和补济之用。这应该是近20年来党史学界取得的重要学术共识，也是党史研究学术期刊及其编辑的主要审稿准则。诚如上文所论，这两大研究领域忽视易见史料固然是显见的问题和不足，但完全依据易见史料来研究和写作或易见史料的数量所占比例过高，既不符合党史研究在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的时代进步，论文所构塑出来的地方性历史知识和外交史叙事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内令审稿者或读者信服，档案史料和易见史料显然应当形成合理的学术张力。总而言之，能否在学术论文写作中保持并提升史料的多元化水准，能否根据具体选题类型切实消除史料单一化弊端，绝非简单的研究策略问题，而是关涉党史研究的基本历史学气象以及整个学术化发展事业的一大根本问题。
二
当然，史料多元化的标准并不意味着面面俱到，研究者在具体搜集和利用史料的过程中也很难做到“竭泽而渔”，多元化标准的相对性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都不可能在搜集完所有材料后才开始阅读和利用，陷入因追求绝对或过于理想化的全面搜集材料工作而耽误研究和写作的泥淖是没有必要的。这一点业已为很多历史学者所论及，此处不赘。仅就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情况来看，目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和不足是不加选择地利用史料，起码在史料的选择和利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地方。很多年轻研究者试图将好不容易搜集来的史料充分甚至巨细靡遗地利用到论文写作中，不能或不敢有效地割舍材料，从而造成内容的重复叙述、篇幅的“过度水肿”等情形，既会使读者和审稿者不能尽快把握论文的基本内容和框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历史研究的思想性和创造性，进而失去学术阅读的畅快感和顺滑感，毕竟学术论文尤其是期刊论文的优势主要是以思想识见高低而非史实数量多寡为核心判断标准的。与此类似，以往一些党史问题的相关研究之所以存在不足，可能的确是由某些材料的缺失所招致的，但也不能因为研究者找到了一批可以补足这方面的材料，就将其使用到极致，以致连叙述的主体和主题都模糊掉了。比如，一篇研究中共某地方抗日部队开展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历史学论文，指出了以往相关研究主要运用中共方面的史料而对国民党方面的史料运用较少的不足，并在大量搜集海峡两岸有关国民党方面的新史料基础上重新书写这段历史，的确在较大程度上取得了学术进展。但作者在初稿写作过程中急于将国民党方面的新史料尽量多地运用到论文中，大量国民党军政文电材料的大篇幅直接引用及其对战斗过程的政治性、宣传性的夸张描述，导致国民党方面的叙述内容过多，反而干扰了中共及其军队的论文主体性地位以及相关史实脉络的进一步梳理，削弱了中共抗日武装“斗争过程”的叙述分量和论证力度。这不仅在具体写作中出现了偏题之嫌，而且在特定史料来源的运用上显得有些过犹不及。由此可见，不能更为科学而冷静地选择和利用史料，必然会降低历史学论文的写作水准，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招致研究的失败。毕竟，且不论“选择性”是学术研究的根本法则之一，仅就研究者能否在有限时间内梳理和消化好大量新史料而言，一般来说也存在很多难以避免或克服的困难。如果考虑到一些研究者未能在清晰的“问题意识”观照下审视史料的本质和功能以及运用和摆放，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更加严重。正因如此，在目前史料搜集和利用条件得到改善的情势下，研究者更应自觉提高选择和利用史料的能力与修为，在对史料的取舍抑扬之际探幽析微、钩沉史脉。翦伯赞就明确指出：“材料要有择别，不要为了凑多，把鸡毛和鸡一锅煮。也不要在剔除不重要的材料时，把小孩连同脏水一齐倾倒出去”，“不要堆上一大堆材料掩盖历史发展的脉络”。
时代条件和学术语境的变动，要求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理应具备更高程度的“时代性”，充分反映特定时代的整体史料结构，尤其是可以有效推动学术创新的史料来源或类型，这实际上也是“选择性”原则的另外一种表达。21世纪以来，党史研究的史料来源逐步拓展，之前处于隐性利用地位的史料趋于“主流化”，成为某些研究领域或问题场域必不可少的指标性史料类型，支撑着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时代发展和持续转型。比如，最近十几年来，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问题，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就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基本史料类型。如果研究者选择的党史问题与此套史料集相关，理应充分利用、多加援引。理想情况下，相关研究者甚至应当全面系统地阅读和整理几遍这套史料集，努力获得一种宏观感受和整体认识，相信将有助于研究者更为科学准确地界定特定党史问题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而充分感知这套史料集本身潜具的学术生产力以及有可能存在的弊端。客观而论，笔者近年来参与审阅的若干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因未能观照和利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而导致历史内容新意不足、重要历史环节缺失、学术水准有限等情况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与利用了该套史料集的同类主题论文的对照之下更是如此。当然，也有研究者在论文写作中仅仅利用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同样会造成事实上的史料单一化弊病。比如，一篇研究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发展进程的历史学论文，就全部利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开展研究和写作，严重忽略了东北地区中共党史研究的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富的史料积累，必然削弱论文写作的基本科学性以及史事建构的逻辑能力，这本身就是缺乏“历史性”和“时代性”的一种体现。毕竟，史料搜集和利用意义上的“时代性”，既体现在党史研究者当下身处的“时代”“世代”及其形塑的史料结构，又包括相关研究和学科发展所处的各个“时代”“世代”以及由此累积的史料基底，二者须臾不可分离。
得益于近年来各种史料电子数据库建设进程的加快，民国时期报刊（含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发行的报刊）的查询、整理和利用的便利度得到极大提升，党史研究者应该高度重视、善加利用。民国时期报刊的历史特殊性及其史学价值就在于，它们所刊载的海量文字非常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历史维度，系统地承载了中共及其活动所处的复杂多元的国内外历史语境，既可以为重塑和理解绝大多数中共党史问题提供异常繁富的历史信息，也可以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和书写提供“外史”和“内史”的基本脉络，可谓党史研究的第一类基础史料之一。仅从笔者近些年的阅读体验和学术实践来看，通过全面挖掘和深度利用民国时期报刊史料继续深化乃至创新研究一批党史问题，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学术空间。比如，考虑到左翼思想文化势力在民国时期的普遍性存在及其与中共革命之间或远或近的亲缘性联系，今后若欲继续深化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史学史、学术史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就需要研究者充分查询和系统搜集民国时期的报刊史料，借此拓展中共党史问题的内容体系和叙述结构，进而摆脱以往主要基于党史基本文献（含中共领导人著述）的传统研究思路和写作理念。笔者正在进行的现代实证论与中国左翼史学（含马克思主义史学）乃至整个中共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新型历史学议题，目前已经在各种民国报刊数据库中搜集到不少资料。准此而论，充分利用民国报刊史料以及相关电子数据库，就是增强新的时代语境下中共革命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之“时代性”“时代感”的一大重要路径，否则就无法充分反映时代和学术的进步，无法更好地推动党史研究的创新发展。
考虑及此，改革开放史研究同样应该高度重视包括报刊史料在内的易见史料的充分利用。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规限，改革开放时期的档案史料搜集难度更大，这是客观事实，无法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若欲有效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除了竭尽所能地搜集一部分内部资料，相关研究者如能将易见史料的搜集和利用运用到极致，同样能够厘清一批重要党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果比照一些期刊来稿、学位论文等所涉主题及其史料搜集的范围和性质，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易见史料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史事建构作用。更重要的是，各级机关报刊的信息面或信息维度很宏观，几乎包含了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既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获取整个宏观历史的基本情况，也可以协助研究者确定自身所关注的内容或主题在宏观历史结构中所处的位次和方位（比如具体的版面或页码位置就是一个重要参考点）。假以时日，可以极大提升党史研究者的宏观史意识和整体史感觉以及处理“通”与“碎”关系的科学素养。这正是实现“先从宏观着手”“从宏观到具体”的选题和写作思路的一个基本路径。与此同时，党史研究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包括机关报刊在内的易见史料群是中共话语体系的基本载体，只有系统阅读和深入理解机关报刊史料，党史研究者才有可能从“党”自身出发，理解中共思考和行动的内在政治逻辑，感悟中共党史及其历史研究本身的政治和学理特殊性，从而真正融入历史、切实理解历史、科学书写历史，并在适当情境下从更高的思想和理论基点出发，重新思考和探索不断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未来路径，实现“走进历史”再“跳出历史”的良性思维循环，助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多维互动。
但与此学术愿景有所不符的是，党史学界近十几年来对易见史料尤其是党报党刊的全面搜集和综合运用的水平比较低，几乎演化为制约学术论文水准提升的一大痼疾。研究中共党史，不重视搜集和利用中共机关报刊，无论是在历史本体、知识逻辑还是在研究理念、方法意识等诸多方面都是不正确、很难理解的一种做法。客观而言，目前制约这种学术实践的核心因素是严苛的科研考核机制，限制了党史研究者在这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很多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档案崇拜”“盲信档案”的心理或取向，将报刊史料简单地视为“二手资料”，极大地忽略、无视甚至蔑视易见史料的史学建构功能。同时，报刊史料具有信息量庞杂、信息表达不直接等特质，一些研究者对此缺乏充分信心或较强的处置能力，进而有意无意间轻忽报刊史料的搜集和利用，其间的因果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是故，党史研究学术期刊理应在组稿改稿和栏目设计等方面作出示范与倡导，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着力解决的地步，不容耽搁。毕竟，“过度依赖报纸来作为史料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利用它们所可以得到的好处和那种危险一样巨大”。从资料搜集和研究的过程与技艺上看，若欲真正发挥机关报刊史料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的作用，还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搜集和阅读机关报刊的数量不能太少，特别是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机关报刊，而是需要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尽量涵括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机关报刊，努力达到报刊史料信息在宏观层面的对照与互证；二是着意培养从庞大的机关报刊史料中发现重大党史选题和抽取有效历史信息的能力，迫切需要有经验和心得的前沿学者及时总结和概括出搜集、阅读、整理和研究机关报刊史料的理论与方法，目前这方面的思想阐论和实操技艺还比较匮乏。
循上所论，史料多元化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必然会随着时代条件的迁衍、整体学术环境的变化以及具体选题形态所处阶段和水平的转换而有所调整。但无论如何，在确保和提升史料多元化的科学性方面，至少还需要明晰和坚守史料选择与利用的“层级统一”原则，特别是在宏观性选题的研究和写作中，研究者应尽量以全国性或宏观层级的史料类型为主。地方性史料当然可以使用，但不能只出现一个地方的史料，也不能只出现一两件地方性史料，需要满足最低限度的地方史料多元化要求。理想状况下，研究者还需要注意这些地方在相关历史事件中是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不能随意找一个地方的史料就加以利用。笔者曾审阅过不少类似历史学论文，在宏观党史问题的研究与论证过程中，部分研究者实际上服膺于某种史料获取的地方便利性，在论文中孤立地出现了某个地方的档案史料，尤其当这个地方还不具备历史典型性的时候，就会给读者和审稿人带来非常强烈的突兀之感。无论这些地方史料多么有史学价值，都会削弱论文本身的论证力度。恰如翦伯赞批评道：“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玩弄个别事例更容易的，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史料如果不被放在它的整体中，放在联系中，那它们就是一些孤立的历史碎片，任何问题也不能说明。”
三
承上所论，在党史研究中，史料搜集与利用的“选择性”原则具有根本性意义。就此观之，在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最为常见的一大沉疴流弊就是大篇幅、长段落、无节制、欠选择地直接引用史料，从而形成全文引号泛滥、史料堆砌以及文字表达“报刊化”“文献化”的粗劣现象。且这些现象几乎在各种主题和类型的历史学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制约了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发展与转型，不得不予以更多重视和分析。比如，笔者在审稿、编辑以及与作者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过多、过频、过密乃至有些“过剩”地直接引用文献，大多与史料搜集本身的多元化程度不高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正因为一些研究者查勘、搜集和挖掘的史料不够全面、丰富，所以往往倾向于将手头现有的史料利用到极致，直接引用史料的情况就会比较多，否则就无法支撑起论文的基本脉络和结构。
不科学地直接引用史料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很多表现形式、内在缘由和负面影响，实在难以尽述。近年来，笔者通过对百余篇相关典型投稿论文的分类和分析，尝试做出一些总结。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类过多、过滥地直接引用史料情况，可能是部分研究者没有充分意识到很多党史文献中的语言表达及其水平与现行中文语言表达及其水准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文字表达质感。比如，受限于历史条件，革命战争年代基层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行文能力普遍不高，对文件生产的要求和标准较低，以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代表的很多党史文献存在着文字粗糙、语法错误、逻辑跳跃以及不符合当代文化标准和审美观念的语言表述等问题，基层组织文件的起草和写作水平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这是无须回避的事实。如果后世研究者对此不形成高度的自觉批判意识，在论文写作中大篇幅直接引用史料，会显著影响文字表达的通畅感，给人带来极差的阅读体验。笔者对此已有所论述，在此不赘。如何在利用党史文献的过程中弥补历史文字和现行表达的“间距”，可谓改善学术论文写作水准特别是文字表达水平的一个关键所在。
与此直接相关，很多直接引文的不成熟度非常高，缺乏实质性内容和意义，没有多少“学术营养”。特别是很多引文直接摘抄自各种总结、汇报、报告等类型的“结果性”“最终稿”史料，但这种文件的语言概括性极强，主要是便于下级汇报和上级理解，不可能事无巨细，也不可能提供太多历史细节，其内容的呈现和书写相对骨感甚至干瘪，缺少对具体历史过程的细致描述以及充足的历史“中间物”或“填充物”；不少文献话语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倾向，有时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总结和描述也带有书写者本身的认识局限，并不完全具备重现历史原貌、全面反映历史进程的功能。如果党史研究者没有缜密而充分地考察特定史料类型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在具体行文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未能考证或确证直接引文中的内容和信息本身的历史真实性，贸然将直接引文作为历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将二者直接等而视之，就会极大地模糊“史料信息”和“历史信息”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论文缺乏明显的“历史性”“历史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很多直接引文即使具备构建史事的效用，但也经常存在一些没有实质史学价值的文字表述和过渡性语句等，完全照抄照搬，反而人为降低了后人对相关历史的真实性感受。部分文献中的具体表述甚至带有极强的个人情绪或文学色彩，后世研究者根本无法研判这些表述在史学意义上的客观性。通过直接摘抄的方式，将其作为叙述历史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并无多少实质作用，徒增论文篇幅。同时，还有很多论文存在着间接引文的“直接引文化”问题，虽然很多文字表述没有加引号，但实际上作者并未在消化吸收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内容概括和文字转化，导致论文的历史叙事语言仍然带有历史文件语言的表达风格，历史文件语言与研究者的叙述性语言混杂、纠结在一起，加之很多不带引号的直接引文不符合基本的现代语法规范，进一步影响读者和审稿人的阅读体验。职是之故，在直接引用史料之前，研究者还是要首先判断拟引史料片段的语言文字表达质量，如果史料本身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准较高，直接引用的效果就好；如果史料本身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准较差甚至存在一些已不符合现行表达规范的情况，则应谨慎直接引用或改为间接引用。目前很多直接引用的文字表达本身就存在一些错误，反而削弱了史料引用的作用和意义。
很多直接引文的学术质量较低，还与所引用的史料类型本身的特质有关。党史研究者有必要高度注意在某些特定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个人交代材料、反省材料、“控诉”材料乃至日记笔记等类型史料的科学利用，理应对这些史料特别是其中一些统计数据以及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具体文字表达及其历史真实性保持天然警惕，坚决防止直至杜绝“拿来就用”“看到就引”的惯性思维，尽量不以直接引文的表达形式作为直接论据。在确实需要直接征引的情况下，研究者应该仔细考量和高度确证史料信息与论述语境（包括以求实为主的“叙事语境”和以诠释为导向的“问题语境”）之间的适配性，加强具体辨析和其他相关史料（特别是个人回忆和口述访谈等）的查找与互证。从具体的审稿和编辑工作来看，这种类型史料的直接引用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中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很多研究者仍然偏好将这些史料中的表面信息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实信息，影响了一大批论文的审稿和发表。即使发表以后，这些论文也很容易引起质疑，或者无法产生有效的学术影响。缚于篇幅，本文不再举例。
另外一种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史料是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访华人士所撰写的带有回忆性质的著述，这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中的引用率也相对较高。这些访华人士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描述、思考和评议，反映了当时的若干重要历史维度，为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本质提供了来自“他者”的参考视角。但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党史研究者是否还应采取原文照搬或不加辨析就用作直接论据的写作路径，似乎值得考虑。无须回避，来自西方社会或民间的访华人士大多秉持左翼进步立场，加之中西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差异、世界范围内信息流通尚不发达以及中国方面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等各种缘由，很多西方访华人士实际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差”甚至“信息茧房”问题，他们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党的思想和政策乃至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甚至相当夸张的判断，要么充满溢美之词，要么以理想、理论来框范或比附现实。这些论断是否真实反映了历史的实际状况，还需要党史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此保持冷静的重审姿态，根据具体选题、论证情境和叙述技巧等确定和调适利用此类史料的方法，尽量不要简单化地直接引用，更不能将他们的一些话语作为直接的历史论据。即使直接引用或作为直接论据，也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分析他们作出某些论断的考虑或缘由。比如，曾有论文以抗战后期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所撰材料中关于中共所表现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政策和做法的描述与评论为据，得出了中共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去苏联（模式）化”进程的认识。其无论是史实呈现还是逻辑理路都使人易生疑窦，明显拔高了“他者”认知的史学建构功能，其实这也属于史料单一化问题的一种体现。与此类似，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共党史过程中所作出的论断，常常存在不符合历史实际或跳出国内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情况，直接引用也容易出现学术漏洞。此外，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相关的一批投稿论文，经常出现直接引用诸如“中国政府向阿方展现真诚与友好”“中美双方会谈取得建设性进展”等外交辞令，并将此作为直接证据或视作历史事实的情况。研究者没有释读出外交辞令背后的真实历史表达和复杂历史语境，明显忽略了作为一种现代话语形式的外交辞令本身的特质所在。总之，关于类似史料的解读与利用，还需要在学术理念和应用实践等多个方面作出更多总结和分析，整个历史学界的相关专题讨论还是不足。
由上可见，大部分直接引用史料的问题和不足，与研究者没有或无法发掘并进一步勾连相关的历史语境有关。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无论何种类型的史料，都是“前世”的镜像、“隔岸”的风景，“事实并不像有些初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史料会如同神仙变物一般突然自行变成你想要的东西”。能否发现或解读史料生产之际的情境及其意义，便成为决定党史研究和学术论文写作的一大要津。缺乏充分历史语境支持的直接引用史料，已成为制约党史研究学术论文水准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实际的编辑工作经历来看，还有研究者只是通过一些途径偶然接触到某一段话或某一句话，就贸然拿来引用到自己的历史学论文中。他们实际上并未真正阅读引文所在的整体著作或论文，并不特别关心特定引文所处的整体性语境。毫无疑问，这不仅仅是一种典型的“拿来就用”做法，更是一种典型的“碎片化”思维和取向。准此而论，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历史研究领域的“碎片化”概念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在整个学术理念、不同研究领域和具体论文写作等几乎所有维度里，都存在具体而清晰的表现形式。
为了减少直至杜绝史料利用过程中的“碎片化”取向，继续强化史料利用和语境适配之间的张力是一条必由之路。这里的“语境”既指特定史料在产生之际所关联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价值预设和具体指向等多重因素，也指后世研究者在运用和解读史料时所选择的论证指向与问题框架。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既有大量的失败案例，也有不少成功的典范性案例。比如，笔者曾在多年前编辑《在新中国打棒球：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文的过程中，发现一条很有趣的直接引文：“某军区战士刘洪生，过去打靶时，枪一响就要眨眼，命中率很低。自他练习打棒球后，枪响不再眨眼了，并大大提高了命中率。”如果后世研究者据此直接论证练习打棒球的确提高了战士的打靶命中率这一“事实”，那就需要高度谨慎了，因为这可能还需要从生活常识、军事技术和其他史料（比如访问当事人）等诸多方面加以综合考量、研判和确证；但如果以这条直接引文来论证棒球运动曾在新中国成立后多个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一度流行这一史实（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棒球运动疾速衰落甚至销声匿迹的史实形成鲜明对比），当无太大问题。显而易见，党史研究者既要考虑到直接引文在产生之际所针对的具体历史指向，又要根据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应用场景而调整直接引文的论证指向，这是确保和提升史料利用效度的一种基本学术理念。党史学界若能就此展开针对性地专题讨论，从史学理论乃至历史哲学的层面总结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规律，相信将有助于党史研究的深度学术化发展。
一些党史研究学术论文，几乎每一句话都有注释来源，可谓“过度引用”问题的极端体现。这在理论上并非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展现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但历史常识、广为人知的史实、本应由作者作出的历史判断以及核心历史要素已经在正文中有所交代的情况下，亦通过添加注释来加以体现，就会明显削弱历史学论文的主体性甚至基本的研究性。比如，有论文写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处的直接引文内容其实早已是当代史的基本知识，其竟然引自出版于2019年的一本新中国通史类著作，这就有些画蛇添足了。十多年来，笔者在编辑工作过程中处理过不少这种注释过多的学术论文。一位年轻研究者对此深有感受，她不仅接受了审稿专家和编辑关于注释过多问题的修改建议，耐心仔细地重新梳理和调整了全文注释的结构与布局，而且在与笔者的信件沟通中总结出了注释过多的若干类型，具有较好的普遍性意义，无妨摘录如下：“我写论文的时候只惦记着论从史出，担心别人会说我的论点没有史料支撑，却忽略了读者观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我通读了全文很多遍，感觉确实读起来断断续续，研究者主体被史料掩埋，阅读体验很不好。”“我分四种情况，对全文注释进行了处理。第一种，有一些是客观史实类，虽然也是基于一定的史料作出的判断，但是没有超出大家的常识和认知。这种情况下，我把注释直接删除。第二种，正文涉及很多报纸内容，但是叙述中已经对报纸的日期和版次、内容进行了说明，不影响读者追踪报纸原文。这种情况下，我也直接删除注释。第三种，涉及直接或间接引用，引用内容又非常重要。这种情况下，我将若干相关的注释进行了合并，尽可能在保持注释的情况下不影响阅读的连贯性。第四种，有一些是我自己相对宏观的总结和判断，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引用一两本专著或几篇论文。这种情况下，我也直接删除了原注释。”“过度引用”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比如一些年轻研究者总是偏好引用若干前沿学者在相关成果中的若干论断，既没有充分考量其是否适配具体的写作情境，也没有批判性地思考这些论断在脱离原有语境后是否准确、合适，从而沦为华而不实的“礼节性引用”；一些研究者在论文写作中多次引用自己业已发表或出版的著述，有的时候篇幅较大，既造成知识和观点的重复论述，又易给读者带来“自我引证”“自我经典化”的观感；等等。应当说，对于类似二次文献的引用还是有必要遵循精当、谨慎、克制、有限的准则。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注释过多还导致某些论文的注释篇幅接近甚至超过正文篇幅，这不符合学术论文的一般性写作规范，说明其存在着严重的“过度引用”问题。在篇幅有限的学术期刊论文中，作者应该优先保障正文叙述内容的充实和丰盈，并在此基础上理顺正文篇幅和注释篇幅之间的合理关系。毕竟，“不过度挤占文章空间的引文”正是现代学术期刊论文（区别于学位论文和研究专著等）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特征，“通常情况下，一篇论文中使用间接引用的次数应该远远大于直接引用；一篇论文中使用间接引用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但直接引用不是”。当然，一篇历史学论文的注释篇幅以多少为宜，目前也没有一个准确的量化标准，根据不同主题的历史学论文以及不同作者的行文习惯，肯定有所差异。从笔者的编辑、阅读和写作经验观之，注释篇幅以大致不超过论文总字数的1/10或最多1/5为宜。其实，与直接引文一样，在学术期刊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研究者理应在非常需要的情况下才去作注，没有太大必要的地方则尽量不作注，尽量将有限的篇幅留给正文，杜绝那种仅将注释作为证明研究者看过相关材料的表面化工具的不良心态。
四
直接引文乃至注释过多的“过度引用”现象，明显降低了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历史学质感，招致一系列历史和逻辑方面的弊端，譬如上文所述的史料搜集和利用的单一化、行文表达的“文件化”“文献化”以及论文篇幅的非正常冗余等。仅从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角度观之，这种直接引文过多、引号泛滥、注释繁冗的论文写作风格，往往会给编辑、审稿人乃至读者带来一种感觉，认为作者之所以滥用引文和注释，不仅仅是将“史料信息”简单地等同于“历史信息”，更可能是缺乏将史料话语转化为历史话语的基本学术能力，故而直接引文和冗余注释只是起到了填充论文篇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论文通过审稿程序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即使出于选题较好或较具资料价值等方面的考虑而通过审稿程序，在后续的编辑流程中也会增加工作难度和强度：一是需要编辑细致修正由直接引文过多所带来的文字表达不通顺问题，二是需要编辑逐一核对数量庞大的直接引文。仅从笔者的工作经验来看，一些选题好、角度新的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特别是中共地域史和当代中国外交史论文）之所以未能获得较为顺畅的发表体验，与其说是存在着过度使用档案史料或史料多元化水平较低的不足，不如说是作者对史料信息的粗放运用和表象理解直接降低了论文的学术水准和刊用概率。或许正因如此，直接引文是最能引起几乎所有学术期刊编辑共鸣的问题之一，甚至有期刊主编直言“过度引用”也是一种隐形的“暴力”，“是以粗暴的方式让编辑认可他的文章，并向他低头”，“所以，我要向那些谨慎使用引文，尊重读者，尊重我们劳动的作者表达诚挚的敬意”。
进而观之，研究者在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大篇幅直接引用史料，还可能由此混淆了历史的“应然”规约和“实然”轨迹。在很多情况下，党史文献及其内容本身承载和彰显的是一种“应然”的指向，文献中的很多信息只是表明中共曾提出了何种思想、政策、主张等，但具体落实情况如何以及落实的具体过程和细节等重要的“实然”历史环节，尚需更多类型史料的补充、对照和互证，党史研究者不能简单将史料中的“文字工作”等同于“实践工作”。比如，有一篇论述某革命根据地司法工作问题的历史学论文，其具体行文充斥着文件的堆砌和重述，但对“司法工作”如何“落实”、怎样“施行”的过程性历史内容则几无展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篇论文与其说是在研究“司法工作”，倒不如说是在叙述“司法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开始评判根据地司法工作的特点和局限，如此历史前提和史学基底显然是不牢靠的。再如，在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写作中，不少历史文献的内容只是说明了理论上的特定制度及其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但无法直接而有效地呈现特定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效果。党史研究者非常有必要厘定相关文献里的哪些内容属于“应然”层面，哪些内容具有“实然”功能，否则就无法充分反映历史的实际状况，甚至削弱一些制度史选题的学术价值。复言之，这也是研究类似党史问题的实际困难所在，不少论文中的直接或间接引文实际上仅仅是对历史文献本身内容的某种复述和重组，很多语言表述并未真正摆脱历史文献本身的叙写框架和逻辑言说，未能很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信息。直言之，“旁征博引并不带来—或并不意味着—严格的客观性”，“对脚注的堆砌，并不能证明正文中的每个论断都建立在经过证实的史实所垒成的无懈可击的高山之上”。
与此同时，至少从党史研究领域及其政治和学理特殊性的角度审之，过多的直接引用或未经细致转化处理的间接引用（其本质仍然是直接引用，只是未加引号罢了）非中共方面的史料，还可能带来很多文字表达上的现实敏感性，殊无必要。比如，国民党的很多历史文献充斥着对共产党的攻击、谩骂和污蔑之词，特别是带有价值判断乃至非常夸张的贬义词，后世研究者已经很难研判其真实性，在利用这些史料时需要格外谨慎。虽然恰到好处而有节制地直接征引某些类似话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感受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甚至可以形象直观地理解国共关系的多层次复杂样貌，从而提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历史学质感；但是，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高度明确所引用文献内容和具体论证指向之间的适配性，另一方面确实不适合大篇幅、高频率地直接引用，起码这会带来文字表述上政治不正确的主观感受。还有一些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可能受到长期职业行文习惯的影响，偏好在与中共党史相关的学术论文写作中泛化使用“中共”一词，比如“台湾当局拒绝某些让中共加入联合国的提议”“美国仍坚持认为中共不会直接介入战争”等，大部分应当是档案文献中的语言被直接拿来使用，不仅导致“中共”的具体指代性不强（比如前者实指“新中国”，后者改用“人民解放军”的称谓更为恰当），而且平添了文字敏感性，实在没有必要。应当说，这一问题在学术期刊编辑过程中显得非常突出，或许党史研究者可以考虑抽出一些时间，粗略学习一部分出版管理部门制定的编辑出版规范性文件以及新华社关于新闻报道的若干规范性要求。虽然这些文件和要求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历史学论文，但大部分内容对于历史研究和论文写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者仍有必要高度重视和主动培养对史料信息和相关文字表述的重新组织能力，主要基于党的政治和历史立场，力求稳妥地复述史料中的特定内容和语言，通过转换文献语言和历史语言、巧妙化用史料表述、适度运用直接引文等途径，将自己对史料的概括性语言和史料本身的话语表达加以有机融合。这样既充分展现一些不符合现行政策规范的史料文字的政治性质和历史语境，又助推史学语言及其具体表述更趋中性、客观，有助于党史研究者把握历史以及学术写作的内在特征和规律。从理论上说，这既是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需要注意的特殊之处，也是确保和强固党史研究学术性的一个基本学理要求，彰显的是党史研究者对自身所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和学科生态等一系列因素和语境的熟悉程度与综合利用水准。
望文生义、照本宣科地直接引用史料，非常明显地削弱了历史研究者的学术主体地位和功能以及历史研究的人文主义性质和价值。历史是迂曲深邃的，任何一种历史文献及其生成过程本身承载着特定主体的价值取向，这早已成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基本常识。后世研究者理应对某些类型史料以及其中的某些论断抱持怀疑的态度，尽量不要直接引用，更不要盲信短视。比如，一篇论文直接引用的“一些不良分子乘机无理取闹”这句话，就是一种单向度的价值论断。该表述是不是真实的，需要更多材料的介入和互证方可，同时尽可能去做一些口述访谈，看看当事人群体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不是“无理取闹”，到底是不是“不良分子”。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不能偏听偏信，要讲道理、讲人心，要让前人服气，要让后人信服。设若历史研究者总是不分情势、不辨情境地直接引用史料信息，那么就无从体现历史研究的难度和高度，无以言说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谁都可以从史料中直接识别出历史本相，并由此得出相关历史问题的判断和认识，那么历史学者及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作用和地位又如何彰显呢？如果历史研究这么简单，将材料拿来就用，相当于一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手工作坊式工作，那么历史研究是不是一门门槛很低甚或没有门槛的工作？直言之，没有或缺乏充分批判性的直接引用史料行为，实质上是对历史研究、历史学科本身价值的一种低估甚至蔑视。进一步来看，无批判或弱批判地直接征引史料、将“史料信息”等同于“历史信息”等写作理念，实际上混淆了“生活逻辑”“历史逻辑”“史学逻辑”等一系列相关概念之间的本质差异，从根本上体现了目前一些党史研究者缺少基本的逻辑学训练。继续倡导研究者自学逻辑学、努力提升逻辑思维，对于党史研究领域来说，仍然是非常基本的学术工作。依此而论，这种长期未得到学界重视和匡正的历史学论文写作流弊，实际上也在较大程度上映照了一段时间以来浮泛在历史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某些不足，对于国内学界反思、张扬和重建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理念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综上所述，如果一篇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引文泛滥、注释过多，反而证明论文写作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在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哪些内容可以通过直接引文和注释来体现，哪些内容必须透过研究者自己的研读和理解加以重述，还是需要一些前置性和规范性的法则或策略，值得引起党史学界的高度关注。无论如何，党史研究者理应从根本上提升直接引文的性质定位和学术价值。凡是必须直接引用的内容，从理论上讲，对作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起码从情感上打动了作者，对于作者的写作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人们在特殊历史时期喜好直接引用毛泽东话语的“语录体”，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有关《圣经》话语的直接引用，都是精挑细选的行为，不可能随性而为。虽然党史研究者不能在这样的信仰维度来比拟直接引文的价值，但也有理由将直接引文的重要性提升到非常关键的程度，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引文的史学建构作用，进而提高论文的学术表达水准和思想文化质感。无论如何，作者与史料之间是利用与被利用、解读与被解读的关系，与历史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相比，史料不得不居于附属性地位，研究者必须通过史料本身所展露出来的深层信息来认知历史，绝不可能仅仅通过史料的表面信息来讲述历史，这已经是现代历史学普遍接受的观念。“文献是历史学家的起点，事实是历史学家的目标。在起点和目标之间，历史学家必然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推理”，故而“让史料自己说话”“让史料替作者说话”“作者为史料代言”等理念还是存在显著差异。
五
史料构成历史学论文写作的绝对基础和底层逻辑，党史研究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征引等过程中所抱持的理念、方法和水准，从根本上决定着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现状结构和未来图景。随着社会时代的嬗变特别是研究条件的极大改善，无论是党史研究者还是学术期刊及其编辑，都应该对史料的搜集和利用提出更高标准和要求，不断推进史料维度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的完善与精进，否则就是对时代和社会的不负责。如果学术论文写作的标准和规范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进步，那么学术的本质就无从彰显，学者的价值就无从体现。就此来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学术论文的不规范性，同样体现在没有时代意识和学术责任的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正因如此，作为现代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的“守门人”之一，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应该培育更高水准的主体性，根据党史研究的政治和学理特殊性，坚守和调适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既不能“认命”，更不能“放纵”，还是应该对新一代的年轻学人提出严格要求。
在具体编辑工作以及与作者的沟通过程中，笔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样一个问题，亦即目前在史料搜集和利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和弊端，与研究者自身的整体学术修为存在根本关联，好的史料和选题被“浪费”的论文可谓比比皆是。不是说查到了一些档案，搜集或占有了很多史料，历史学论文的写作自然就能达到一定水准，仍然需要年轻学者不断地自我学习，努力扩大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自觉淬炼学术写作能力特别是选择、解读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接受较长时间的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的训练与调适。
除了遵循搜集和利用史料的一般性规范和法则外，就党史研究领域而言，目前一个比较急迫的工作是深入探寻党史史料与一般史料在历史和现实、政治和学理等方面的共通性和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搜集、整理、释读和利用史料的学术能力，进而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发展和转型。其一，由于各种因素所限，与中共党史相关的“核心史料”也许将永远处于匮乏或不可知状态（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核心史料”均如此）。为了更好地完成史事的叙写、还原或建构，党史研究者必须坚守和发扬“独守千秋纸上尘”“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以及“旁搜博求”“竭泽而渔”的传统治史精神，既要确保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水准，又要力求最大程度地搜集各种类型的相关史料，特别是需要真正重视和充分利用易见史料群落。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补足“核心史料”不足的天然缺陷。其二，考虑到很多党史事件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贯彻落实过程中具有较高程度的同质性，中共党史的宏观意义远远大于其微观价值，“非通无以识碎”的理念优先于“非碎无以立通”的理念，以及在各种类型史料正处于逐步电子化从而有可能实现新型整合的条件下重新启动中共宏观史研究的迫切需要等多重因素，新一代的党史研究者在搜集和积累史料的过程中，应先力求宏观，先从宏观层级查勘、熟悉史料，再就具体问题搜集相关史料，通过反复对照，逐步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及其史料群落在整体史料结构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史学价值。这是一种增强史料搜集的整体性和全局观的理念与实践，虽然相对更耗费时间和精力，有时还面临研究失败、无法在短时期内发表论文等窘境，但正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学术研究中也必然没有白费的努力。在这样从宏观到微观、从扩放到收束、从“面”到“点”、从抽象到具体的史料搜集和整理的漫长过程中，年轻研究者的史料搜集能力得到了锤炼，有可能增强了史料搜集整全性的学术自觉，特别是从各种相关史料群落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发现更新颖且更具竞争力的选题也未可知。学术研究的过程往往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常常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巨大吸引力所在。其三，由于很多党史事件具有高度同质性，党史研究各领域长期处于发展不平衡状态以及党史研究始终面临着“旧”与“新”、“窄”与“宽”、“稳”与“变”的巨大张力，很多类型史料的数量多寡与能否实现客观的史实还原或建构之间并不构成绝对的因果关系，不少党史史料的学术创新能力相对有限，即使以往研究未曾发现和利用过的一些档案史料，其学术边际效益也可能会迅速递减，故而党史研究及其学术化发展不太可能完全因史料的数量多而取胜。因此，为了发挥既有史料的最大价值，发现或形塑一批新型“问题”“主题”或“议题”，并以此带动史料的重新梳理、研读和整合，就显得具有根本性和急迫性。特定的新型“问题”“主题”或“议题”可以重新凸显各种史料之间的内部逻辑和深层联系，从而赋予或增强既有史料以新的叙事活力和思想建构能力，便于研究者从既有史料的总和及其联系中把握史事，并从整体上增强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注释：比如，李怀印在《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中分析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时，以一种问题综合的视角，强调了三种关键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是形塑中共战略目标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决定中共军事实力强弱的财政构造体系，三是决定战争资源的有效汲取和利用能力以实现战略目标的认同构建。在这种鲜明而强烈的“问题意识”主导下，一大批中共党史的易见史料得到了重新利用和科学安置，实现了现有史料之学术收益的最大化，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最重要的是，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和写作思路，同时形塑和昭显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系列“核心议题”，与“问题意识”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馈共进关系】这是一种“串联”“统合”史料的功夫，既创新性地实现了从“面”到“点”再到“线”的史料搜集和运用，也是实践“非通无以识碎”和“非碎无以立通”之张力性关系的辩证思维过程，非常有利于提升年轻学人的史料运用能力。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这只是就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可争议性和持续发展性而言的。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成果来看，高下之分还是非常明显的，不同学者及其写就的论文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准之差异也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历史学界关于史料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方法论总结一直都比较热烈，相关成果很多，但很多科学良善的律则、理念和方法并未被年轻学人真正消化和认真践行，从而给学术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带来了很多困难。在学术世界里，当然没有完满俱足的研究和写作，但从一开始就摒弃“凑合”心态，对标理想范型，矫枉除弊、力辟流俗，持续提高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征引和统合能力，确实需要研究者终其一生去认真对待和艰苦历练。在此期间，期刊编辑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不可能比专门治史者更高，但他们仍然可以从“负面清单”的角度，就史料搜集和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持续地发出提醒和警示，努力从内容、本质和形式等向度催促学界不断提高党史研究学术论文的写作水平和技能，为精进学术、探求真理贡献自己的涓埃之力。在这样一个“产出过剩、写作不精”的学术竞技时代，这也许正是编辑研究和写作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来源：《苏区研究》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