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办：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鲜为人知的一些细节，而且是惊险的（下）

（续接上篇）

为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天安门的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三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警卫三师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应对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指挥，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此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总理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6 年 10 月 15 日凌晨 1 时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 “八大联指” 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部署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准备工作。周总理拖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 43 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周总理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他想用夹道欢迎的方式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北三环通到哪儿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张辉灿带图了没有。张辉灿立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能力的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而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随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安排红卫兵。”并吩咐他们当天上午到沿线查看，根据实际情况核算能安排多少红卫兵。实施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障主席的安全，要求他们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于次日晚 11 时送到这里研究。

16 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阅后，认为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准备，18 日 12 时左右实施接见。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 “联指” 立即投入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 50 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三结合的警卫部署，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戒监控。卫戍区 4 个师的机动兵力全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抽调了部分力量。

17 日晚 11 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 日上午，离接见实施不到一个小时，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来到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他要求立即写一份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 5 分钟开始广播 —— 过早广播容易泄密。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通知内容，张辉灿在笔记本上边记边整理。议论结束后，总理让张辉灿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 5 分钟，沿路线逐步向前广播。”

12:45，宣传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50，《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正式开始。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 6 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 12 辆敞篷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先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而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行驶。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要求执行，在原地预先做好准备，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仅用一个小时，就接见了沿 50 里路线排列、如巨龙般的 150 万红卫兵。

接见结束后，意外发生险情。当主席的车队西行至大钟寺东侧时，与刚到北京的外地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围住。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及警卫处长毕树畅等急忙下车疏导，却无济于事。一名南方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想借此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立刻将他拽住。这名红卫兵极力挣脱，说自己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想要上车见毛主席，还把蔡洪江的衣袖拽破了，但蔡洪江始终死死拽着他不放。

 此时，围观的人群越围越紧，主席面临被冲撞挤伤的危险。危急时刻，北京卫戍区驻北太平庄的 4 个机动连如神兵天降般赶到现场。在周总理、蔡洪江、毕树畅的指挥下，部队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才安全脱离险境。

第五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也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愿在 50 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形式进行第六次接见。搭载 200 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 6000 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有限，要在 3 天内筹措 6000 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后，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车辆，这些卡车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当时北京能通行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尚未建成、三环路也未形成完整环路。6000 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都必须做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和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不得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光甫。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富有经验，便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人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工作，制定出一份蛛网式的路线图和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了刘光甫、邱巍高的汇报后，亲自审查该计划，并指示按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966 年 11 月 1 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 6000 辆卡车进行了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当时的周总理既要治理日益混乱的国家，又要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务，还要防备林彪、江青一伙的暗算，同时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位身兼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太难当了。自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大家没有惊动他。但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没有告知首都工作组，独自在人民大会堂二楼观看了演习全过程。演习结束后，他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重新明确了 6 路车队的车速、车距和间距标准。11 月 3 日上午 10:10，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正式开始。林彪讲话后，10:20，搭载红卫兵的 6 路卡车开始缓缓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效果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 6 路卡车未能像演习时那样顺利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行至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看清毛主席，车厢南侧的人拼命往北侧挤，任凭广播员反复劝说，始终不愿听从。这样一来，卡车因载重失衡面临翻车风险，司机只好放慢速度，无法按计划行驶，导致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 3 时才结束。

进入 1966 年 11 月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渐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面临极大困难，便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及各地串联。但这份具有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此时对红卫兵已无约束力，来京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为让红卫兵早接见早返程，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规模达 200 万人。因人数过多，周总理决定分两批接见。

1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 150 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此次接见进程十分迟缓，红卫兵为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行至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拥挤回旋、迟迟不进。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沿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他们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总理不断打电话告知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拥挤回旋、缓慢推进的接见直到下午 4 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待了整整 6 个小时，实在太过劳累。

11 日，第二批接见接续进行，50 万红卫兵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坐 9 辆敞篷吉普车完成接见。进入 1966 年 11 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尚未离京，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 250 万，两者相加，在京红卫兵将近 400 万。

小雪过后，北京气温骤降，但这 400 万红卫兵要么离家过早，要么来自南方，绝大多数只穿单衣，缺乏御寒衣物。此时，周总理面临的最大困难与压力，是为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动用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如同进行战争动员一般，在工商系统及北京市开展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将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秋衣等御寒物品全部调出。经过反复动员，各方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克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让林彪、江青一伙在这个关头找不到任何茬儿。

此时，毛主席已不太情愿再接见红卫兵。小雪已过，周总理计划在 25 日、26 日两天内，完成在京 250 万红卫兵的接见工作。当周总理把这个计划报告毛主席时，主席问：“不是要停止串联，回原地闹革命吗？”总理说：“红卫兵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得尽快安排接见，让他们早点回去，主席不见他们就不走。”

主席说：“这是逼上梁山呀。”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将第八次接见定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人数过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 250 万红卫兵分两批接见。1966 年 11 月 25 日接见约 150 万人，26 日接见约 100 万人。两批接见均将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及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坐 9 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 日，接见完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休息片刻，再一同出发前往西郊机场。没过多久，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担心西郊机场未准备就绪，去早了会让主席在户外受冻过久；打电话询问又怕信息不准，便让蔡洪江乘坐他的专用轿车亲自去查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抵达机场，仅用几分钟就通过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汇报：“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总理这才放心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未耽搁片刻，接见顺利开始。26 日下午，在西郊机场完成了最后一次接见。

接见后发生了两起意外事件：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没等主席换车就蜂拥上前，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返回中南海，只好掉头走便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道前往玉泉山，蔡洪江等人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将主席安全护送到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拱桥压断，造成数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1966 年 8 月至 11 月的两个多月里，毛主席先后八次、分十批接见了 1100 多万红卫兵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接见结束后，周总理让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上报主席。蔡洪江安排张辉灿起草，张辉灿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送周总理，再转报主席。接见红卫兵着实累坏了周总理，非亲历者难以体会他当时的处境和付出的心血，他的辛劳已然达到极限。近 1100 万红卫兵的接待，消耗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后来，红卫兵逐渐被造反派取代。

来源：北京瞧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