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力之：中苏论战第三阶段中毛泽东的个性色彩
1963年3月至1966年3月为中苏论战的第三阶段。
（一）毛泽东不对中苏会谈抱希望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系统提出了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中国在4月4日公开发表了这封来信。然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撰写了一封复信，题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在6月17日发表出来，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这样，中苏两党的争执就完全向世界公开了。
经过磋商，中苏两党同意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会谈之前，毛泽东给出的指示是：
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
显然，毛泽东对会谈是不寄予什么希望，既可以理解为他对苏联集团顽固性的估计，也可以理解为他自己从不准备有所让步，无非就斗争下去。
（二）毛泽东亲定论战五原则
7月6日，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双方唇枪舌剑，互不退让。然后，7月14日，苏联方面突然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批驳中国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20日，两党会谈无果而终。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推动了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毛泽东决定正式开展对苏共的全面反击战。
吴冷西回忆录说：毛主席在我们开始准备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主席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
8月初，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会，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他亲自提出了五条基本原则：
一、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二、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三、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四、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账。
五、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嘲讽，要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应该说，此后整个九评的写作就是遵循毛泽东所定几条来进行的，不止如此，毛泽东还亲自介入了写作，包括确定标题，删改文章，增写段落。
中国的“九评”时间是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文章标题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
《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
（三）论战中毛泽东获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快感
论战一旦开始，毛泽东逐渐进入角色，很难否认，他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此说见其早年文稿）的快感，无论苏共和其他中间色彩的共产党有什么呼吁停止论战的表达，毛泽东都表示怀疑。
1964年初，《六评》发表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处置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苏共中央这封信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列主义，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怕，怕公开论战。现在是我们抓住苏共《公开信》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同时也要认真回答他们的来信。
2月4日，《七评》发表，中央开始讨论研究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并就此事先后征求了朝鲜党和越南党领导同志对复信稿的意见。实际上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作出我们不能停止公开论战、而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策。据吴冷西回忆，2月29日毛主席在同金日成同志会谈时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
现在看来，九评中最重要的一篇就是第九篇评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毛泽东对如何写好《九评》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指导。据吴冷西传达，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催问《九评》写得怎样了，并讲了他对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内容的一些设想。在《九评》起草的整个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和修改意见，并亲笔改写了几段文字。《九评》的大标题《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也是毛主席改的。当时康生说过一句话：“文章的思想都是主席的思想，我们只是高级记录员。”康生讲这样的话，固然是为了表示他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别尊崇，但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都是来自毛泽东同志对有关问题的讲话和论述，有些段落是毛泽东的原话，这确是事实。
关于毛泽东投入大量精力，直接策划指挥论战，案例不胜枚举。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系统阐述了他们的看法，为中苏两党会谈亮出底牌。中共中央决定对此作出公开的答复。于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中有人主张写一篇长文，系统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所提出的种种观点。但写出的草稿却被毛泽东否决了。
毛泽东半是认真半是戏谑地说：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庄则栋和张燮林都是中国的乒坛名将，但二人的风格迥异： 庄属进攻型，擅长于近台快攻；张则善于防守，有“攻不破的长城”之称。
在毛泽东身边多年的陈伯达悟出了毛泽东话中的微妙的涵义，承担起了起草答复的任务。他查阅了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的记录，与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了一篇洋洋6万言的长文。毛泽东看后，感到比较满意，继续组织了高层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也被称为“二十五条”。
（四）论战的收场
中苏论战的白热化程度一直维持到1966年3月，苏共准备在4月召开苏共“23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杭州毛泽东下榻进行。在会上，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两个议题，一是讨论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问题，一是关于当前文化革命的问题。关于第一个议题，毛泽东表态说，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甚至也不必发贺电。这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基本了断，论战亦无意义了。
此次政治局常委会的第二个议题也意味着，毛泽东的关注点已经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向了国内问题，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他所认定的中国内部的“修正主义”问题。
延续十年的中苏论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有何意义呢？1966年7月8日，中国的文革已经启动。毛泽东在他的家乡韶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这里的判断是非常明晰的：论战并没有使得更多的共产党来支持和认同中国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这显然不是一个乐观的结论。后来人们看到的是，1970年代，中国对外只扛第三世界的旗帜。
来源：黄力之文化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