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当“破四旧”遇到“保护文物”——解读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运动（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史无前例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开始了。所谓的“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与之相对的是所谓“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是内涵极为模糊的大词，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即使在“四旧”前面加上“剥削阶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修饰语，在“四新”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修饰语，其内涵仍然不能得到科学界定。

尽管“四旧”内涵模糊，但“破四旧”运动确凿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而兴起的“革命/造反”行为。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向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支持”。此后，红卫兵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１日至８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1966年８月１８日，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煽动红卫兵说：“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但是《十六条》也好，领导人讲话也好，虽然肯定了破“四旧”运动，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是“四旧”，如何破。这就造成“四旧”概念的含混：到底什么是“四旧”？什么样的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属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四旧”并称或可以视作同义词的“牛鬼蛇神”“绊脚石”“害人虫”等等，其内涵同样极为模糊（它们都是一些文学化的比喻）。

概念含糊的结果是在很多人眼里“四旧”就等于文物，“破四旧”等于破坏文物：烧毁古书、捣毁寺庙、敲毁佛像、挖坟焚骨等等。这本是革命小将奉中央号召的革命行为，理应得到中央褒奖和肯定。但吊诡的是：官方政策中又有保护文物这条，即使不是全部保护，那也不能全部销毁。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就已着手为接管城市、保护文物古迹做准备。1949年1月，为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专门指示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并委托梁思成等专家编制《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为解放军作战和接管提供明确的保护清单‌。同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明确规定保护文化教育机关和名胜古迹，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保护的纲领性文件‌。1950年代，北京市率先成立专门机构（如1951年的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调查组和1955年的北京市文物局）统筹文物保护、普查。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

于是我们看到：由官方发动和支持的“破四旧”（“破四旧”是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破四旧”是中央高层领导号召、中央机关报发文提倡和鼓励的，无疑带有官方性质）戏剧性地遭遇了同样是官方的“文物保护”政策。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文件提出的五项就包括“加强文物图书保护”，该文件作为“破四旧”运动后中共中央针对文物保护问题发出的首个专项文件。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中发［六七］15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其中七条中的第五条写道：“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流失、分散的要收集起来，集中保存，要改善保管条件，勿使损坏。一时处理不完的，可先行封存，逐步进行处理。”第六条写道：“各炼铜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些文物难道不属于“四旧”？为什么要保护而不是砸烂？保护的依据是什么？“破四旧”和保护文物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文物是“四旧”，而“破四旧”又是官方提倡的，那么同样一个官方，为什么又要保护文物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文物不是“四旧”，道理又何在呢？难道历代封建王朝传下来的劳什子不是“四旧”？

下面这个戏剧性的事件说明：即使是周恩来似乎也未必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

1966年８月间，杭州市中学生红卫兵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开战。在扒掉苏小小墓，砸掉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扫荡岳王庙之后，红卫兵的下一个目标是灵隐寺。这个时候，浙江大学部分学生以及部分市民、灵隐寺的管理人员等挺身而出，力图保护灵隐寺，于是与誓死捣毁该寺的红卫兵形成了对峙。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了国务院，并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晚，杭州市长王子达到灵隐寺，传达了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记录，红卫兵迫于压力退出了灵隐寺。但据何立波《红卫兵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2006年第3期）记载，其实，这位爱护杭城文物的市长在当时是冒着风险有意漏掉了电话记录的最后一条：“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

可见，即使周恩来实际上也不能或不敢站在红卫兵的对立面理直气壮地保护文物，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文物不是“四旧”、不能砸，更不敢说小将们的行为不是革命行为。周恩来的指示其实充满了悖谬之处，漏洞百出：如果只要红卫兵同意，菩萨佛像是可以砸的，那么请问：同样宣扬封建迷信的匾额、庙宇为什么就不能砸、不能毁？菩萨佛像可以砸，别的佛像（比如如来佛、弥勒佛）就不能砸？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抵制破四旧、保护文物的单位，其所采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非常滑稽可笑、匪夷所思，其原因可怕同样是“四旧”的概念模糊、政策不清、自相矛盾。比如湖北黄梅县。在县内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该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却顶着风潮保护五祖寺。其方法是用写有“破除迷信”“革命到底”等革命口号的纸，盖住刻着“正法眼藏”“阿弥陀佛”等的匾额，甚至将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用写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的大幅标语覆盖。

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幸免遇难，其得以保存的方法与五祖寺大同小异。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寺院僧人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主席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主席像而得幸存。

这真是：难道只有毛主席才是佛的保护神？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革命闹剧。据何立波《红卫兵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记载：云南一个叫“宣威”的古城，原意为“宣大汉之威”。这名字得改。于是革委会通过决议，“宣威县”改名为“永丰县”，意思是“永远丰收”。但问题却来了，因为宣威县改名了，宣威的特产——著名的“宣威火腿”就不得不跟着改成“永丰火腿”。接着有外国客商在广交会上订购十万条。谁知货送达后，订货的外商拒收，因为他坚持要“宣威火腿”而不是“永丰火腿”。改动一个著名商品的名称，就要蒙受巨大经济损失。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一派说，必须立即恢复“宣威”这个地名，否则火腿卖不出去，赚不到外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损失。另一派则坚持“封资修”的名称必须坚决取缔，这是“原则”问题。僵持中，幸亏有个聪明人站出来说：“宣威宣威，也可以是宣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威嘛”。一个“原则性”的危机，居然就被这个文字游戏化解了。（参见何立波《红卫兵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2006年第3期）这真是：以革命反制革命，革命标语、革命领袖画像成为反革命文物的庇护神。这充分说明了“破四旧”“革命”的闹剧性质。

更让人看不懂的是：在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大肆鼓吹“破四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四旧”却珍爱喜爱有加，大肆掠夺，显示出革命家极不革命的一面。这不仅是对破“四旧”运动的最大讽刺，也是对整个革命的最大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文革时期，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而且江青不但喜欢封建主义文物，还喜欢资产阶级文物。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江青还喜欢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难道这不是“四旧”？或者，难道革命者的目的就是将革命的对象据为己有，比如霸占地主老婆，乃至取帝位而代之？

看来革命真的就是一笔糊涂账啊。

（本文所用资料大多引自何立波《红卫兵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党史文苑》2006年第3期。特此致谢）

来源：写作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