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解读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之二）

在很多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运动——毁庙宇、砸文物、烧古书等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小撮坏人怂恿不懂事的中小学生演出的一出荒唐闹剧，是一种极端无政府行为，是偶发的、不可理喻、无法解释的。这是一种非常肤浅且有害的看法——有害就有害在这种看法回避了从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对“破四旧”行为进行深入的反思。

其实，“破四旧”运动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从意识形态看，它是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理论的具体化，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的创世冲动的一次实践。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一切过去的思想、文化、习惯、风俗（“四旧”）统统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破四旧”具有意识形态正当性。从制度背景看，“破四旧”运动是中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伴随着“文革”风暴的出现而兴起的“革命造反”行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1966年８月18日，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就是从此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是以党中央决议的名义发动的，“破四旧”是中央高层领导号召、中央机关报发文鼓励的，你能说这只是红卫兵小将的胡闹吗？你能说这不是官方性质的行为吗？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才是官方性质的行为？

但是，“破四旧”又确实具有非组织化的胡闹和无政府特点。比如，《十六条》虽然肯定了“破四旧”，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是“四旧”？如何破？“破四旧”和保护文物是什么关系？这就造成“四旧”概念的含混。尽管我们看到在“四旧”的前面常常冠以“剥削阶级”“封建主义”等修饰语，但它的具体内涵仍然是不清楚的。至于“牛鬼蛇神”“绊脚石”“害人虫”等等更是一些文学化的比喻。其实，这正是中国革命话语的重要特点：内涵模糊，理解阐释的随意性极大（除了“四旧”，其他如“革命”“反革命”“坏分子”等等无不如此）。正是这种词义的含混为红卫兵的胡闹行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把“破四旧”简单等同于砸文物、烧旧书、捣毁理发店、剪长辫子紧身裤、锯高跟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结合起来看，“破四旧”运动具有介乎官方和非官方、组织性和自发性之间的模糊性质。一方面，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它带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和官方性质，而非单纯的学生自发行为；另一方面，它又不完全是官方统一指挥的有组织行为。

其实，很多“文革”中的类似现象都有这种似介乎官方和非官方之间的特点。比如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的杀人行为。一方面，杀“地富反坏”的行为是有革命意识形态依据的（杀人者通常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那段经典革命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挂在嘴边），而且很多是地方政府支持甚至主导的，你能说这不是官方行为吗？但另一方面，你说它是非官方的也有道理：首先，革命意识形态并没有明确号召对“地富反坏”（更不要说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可以随便杀戮；其次，更高一级的官方（比如中央、国务院、公安部）没有提倡或组织杀人，而且在杀人行为蔓延开后还出面予以了制止）……。

 我以为这正体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包含但不限于“破四旧”）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由于对“敌人”“四旧”等等概念的界定模糊，导致革命行为常常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闹剧色彩：朱老总家里种的兰花被他的孙子作为“四旧”砸了，他老人家也没办法保住他的兰花，只能将它送给北京花木公司；破“四旧”期间有人主张禁烟，有大字报指“抽烟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益，自即日起，一律禁止抽烟，否则将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但也有人反唇相讥：毛主席、鲁迅、斯大林等伟大的革命家还抽烟呢，于是红卫兵们把戒烟令改成“禁止35岁以下的人抽烟”；更有红卫兵突发奇想：强迫和尚和寡妇结婚，并美其名曰“移风易俗”。“反右”中也有类似闹剧。如电影《蓝风筝》中有这样的情节：在“反右”运动中，一个单位开会落实上面指派的“右派”指标，会议室内大家沉默不语，一时陷入僵局。其中一人因内急上厕所，于是被定为“右派”。……

这种革命的随意性和闹剧性也可以理解为对革命和反革命的解释的随意性。比如，烧毁古书、捣毁寺庙、敲毁佛像等等既可以解释为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为，也可以理解为破坏文物的“反革命”行为，因为保护文物毕竟也是官方政策，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做出相关指示。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中央也颁布了文物保护的政策指令。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胡乱毁坏文物,这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

笔者2012年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曾与著名文革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我把“文革”归于极权主义运动，而他认为“文革”是无政府运动。他的理由是：极权主义意味着对社会的全盘控制，无所不包的控制；而“文革”的特点恰恰是社会的全面失控和极度混乱。我的反对理由则是：“文革”时期的那种所谓“混乱”“失控”是官方操纵、纵容甚至指挥、组织之下的混乱和“失控”（比如对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等造反行为的一再纵容、支持、鼓励，更不要说对国家领导人的有组织批判），它丝毫不意味着社会的自主活力，也不意味着最高权力机关失去了控制社会、包括控制红卫兵小将“革命行动”的能力。一个明显的证明就是：正当“文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下子就将数千万革命兴致正高的小将们打发到了“广阔天地”取接受“再教育”。由此可见，又何来“失控”？

后来我看到阿伦特研究专家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教授的《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再评价》（Arendt’s theory of totalitarianism: A reassessment，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Edt by Dana Villa, p.25-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有这样的观点：不是只有一种极权主义，至少有两种极权主义。如果说一般描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死寂、僵死、一体化的全面控制状态，犹如冰封的湖；那么，阿伦特描述的极权主义就是海啸、山洪，冲毁道路上的一切；或者说，它是把一切人性的东西彻底摧毁的飓风，是混乱的、动态的毁坏运动，摧毁使政治成为可能的一切人性的特征和人工世界的特征。我觉得“文革”同时具有这两种极权主义的特点：一方面是红卫兵造反带来的社会的极度无序、混乱、失控（至少从法制被破坏、文明规则被践踏的角度看是如此），但另一方面这种无序、失控、混乱绝不意味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更不意味着社会摆脱了国家权威的控制。这种混乱和无序其实恰恰是最高权力者有意制造的，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因此同时带有整齐划一的特点：全民穿同样的衣服、喊同样的口号、唱同样的歌、跳同样的舞（忠字舞）……。至于其中难免发生的小将们的超出了预计的某些即席发挥，在最高权力者看来无伤大雅，“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不打紧的。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政府行为，他们更像是被有意解除（至少是暂时解除）了法律、道德、习俗等的束缚，任凭其身上尚未受到法律、文明、理性规训的野性、兽性、生命力、破坏力尽情释放。而之所以选择他们充当革命急先锋，原因也很简单：这些少不更事的中小学生正值青春期，他们身上带有最强烈、最不羁又无处释放的荷尔蒙。

“破四旧”破的不是“四旧”，而是一切人类文明。“文革”的终极目标，既不是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最多是短期目标），而是让人成为非人。它是与人为敌的运动，而不是与某些人为敌的运动。

本文材料部分来自 《红卫兵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何立波，《党史文苑》2006年第3期

来源：写作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