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芒：1962年中央解决粮荒始末

 

“大跃进”致使粮荒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 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此外， 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1962年的粮食上调，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最后，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

大锅菜十人一桌

两天后，邓小平和陶铸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干脆开一个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 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 多人的规模。会议通知所有出席会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这就意味着元旦一过， 实际的接待工作就要开始。筹备时间仅一个半月。这时，邓小平想到，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陶铸说：各人带猪肉，青菜来。当然，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会议用餐就成了大问题。据当时参与接待、负责生活的一位同志回忆：吃饭是十人一桌，大锅菜，中央领导与一般工作人员一样。不坐满不开饭，饭票丢了也不行。

上下各部“大检讨”

为了把话讲透一点，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并留与会者在北京过春节。在1962年春节前，各省大致都是在听取意见，即“出气会”，春节后则检讨。检讨的集中点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粮食问题上。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围绕粮食等问题作了自我检讨。粮食部检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外贸部对在全国现饥荒的情况下，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

全国齐心缓解粮荒

七千人大会对于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对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今后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有了一致的认识。特别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缺乏民主” 的局面。原计划征购150亿斤粮食的打算取消了。 会上，决定再把工业发展的速度调低一些，挤出工业用外汇，多进口一些粮食，以缓解地方的征购压力。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他还就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到会的各级干部算了细账、交了实底，使大家看到了形势的严重和中央的困难，又使大家明白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从而使他提出的调整措施后来能顺利落实。到1963年底，粮食形势就出现根本好转。

来源：《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