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安徽“揭盖子会”上的三次讲话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还有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因而又叫七千人大会。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期间,刘少奇参加了安徽大组会,并作了三次讲话。
第一次讲话
1962年1月30日晚19:30,刘少奇来到安徽大组会场,听取大家发言后作了即席讲话:
突然叫我来参加你们的会,明天我还愿意来,后天我还愿意来,大会小会,我都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席讲话你们都听了,听明白了吗?主席说要建立民主集中制,不充分发扬民主,就没办法集中......这次会反映了两方面情况,一个是不让人说话,一个是不敢说话。用表情、语言、态度不让人说话,太恶劣了。要充分发扬民主,有气就出,有话就说,气出完了就好了,在北京把气出完,回家就舒服了。个别人气没出完问题不大,要是多数同志都这样,问题就大了。曾希圣同志那天在彭真同志那里说,希望我报告的时候鼓鼓劲。要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很多人气还没出完,那怎么鼓劲呢?不可能鼓劲,气没出完,还让人家鼓劲,那气就更多了。要鼓劲,得先出气,要充分发扬民主。
那我出几个题目大家讨论一下。安徽盖子揭开了没,彻不彻底?要是没揭开,就接着揭;要是揭得不够彻底,现在就把它彻底揭开;要是已经“彻底”了,那就再检查检查。
我说过,报告里也提到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当前面临的困难。就拿安徽来说,59 年、60 年出了问题,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得减,生产力遭到了一定破坏。
这些问题到底是咋回事?天灾是主要原因吗?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每个地委都要做出判断,每个县委也要做出判断,首先是省委要做出判断和估计,与其回去搞清楚,不如现在就在这里搞清楚。今年不搞,明年还要搞,后年还要搞,五十年以后还要讲,这个盖子必须揭开,与其晚揭开,不如早揭开。主席说省委、地委自己不揭开,让别人揭开也可以。到底这几年工业、农业损失有多大,是天灾是主要原因,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是成绩是主要原因,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每个地委、县委都要做出判断。
对于工作中的失误,我在报告里提到了四条,安徽有几条呢?这四条能不能涵盖你们安徽的情况呢?在安徽来说,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少一条两条,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在报告里讲了,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安徽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还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呢?蚌埠地委犯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信阳的错误,能说路线没问题吗?(参阅亲历者痛忆:信阳事件始末)阜阳地委是犯了路线性的错误,还是没犯路线性的错误呢?错误的原因和性质,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不过各个地方还有各个地方的原因。
出了问题,中央有中央的责任,省委有省委的责任,地委有地委的责任,县委有县委的责任。大家讨论一下这几个问题。
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现在不是讨论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原则,而是讨论怎么执行。列宁说过,在党组织没做决定前,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管对的还是错的,都能说。党组织做出决定后,就服从组织决定,但有不同意见还能保留,以后开会再讨论,又能自由发表意见了,有不同意见在一定组织里都能说。
是不是根据这几个题目在小组里讨论讨论?这几个问题,每个同志心里都是有数的。盖子揭了没,错误的原因、性质,错误的责任,这几个问题,如果说心里没数,我可不相信。是不是就讨论这几个问题,把问题集中一下,这几个问题讨论清楚了,然后再讨论怎么办?大家思想统一了,才能团结一致,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少奇同志在曾希圣同志发言后,又说道:这四年里,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波折,一开始糊里糊涂的,现在情况逐渐明朗了。对于这些问题,你们难道就没有思考过吗?你们和省委的意见就那么一致?省委(常委)同志的意见就那么一致?我才不相信呢。我们中央同志的看法都不一致,我那篇报告初稿,大家讨论时意见就不一致,后来组织了二十一个人修改,大家的意见才比较一致了,但也不是完全一致。我不相信你们的意见会那么一致,我也不相信你们没有考虑过,只是没说出来,憋在心里难受,有忌讳,其实什么都可以讲的。
少奇同志等方忠国、许彩文讲完后,接着说:刚才两位同志讲了些具体事,有气就要讲嘛!对这几年工作得有个总体评价。今年不讲,明年讲,十年后还要讲,你们心里是有数的。今天曾希圣同志让你们提意见,缺点错误到底有多少,错误性质、错误责任是什么?总的来说,是中央的责任。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内矛盾。......总之,别设什么界限,“三改”问题不能讲,张凯帆(后改名张恺帆)问题不能讲,这都不对,有什么就讲什么。
第二次讲话
1962年2月3日下午14:00,刘少奇第二次到安徽大组会场,听完安徽两位主要领导检查报告后,再次作即席讲话:
刚才,曾希圣和黄岩都做了检查。你们觉得他们有进步吗?有人说有,也有人说满意,但多数人还是不满意。他们觉得这个检查根本没触及思想。那到底是多数人满意,还是少数人满意呢?大家都说不满意。
不满意就说,有没有胆子说?(下面有人回答:有胆子说。有十几位同志举手想发言。)今天还有点时间,还能发表意见。
你们在这儿还有啥顾虑吗?大胆讲!这几年安徽工作损失惨重,老百姓遭了罪,农业减产、工业减产,工业基本建设倒是有些成果,但现在还发挥不了作用。老百姓吃了苦头,还死了不少人。要恢复元气得花不少时间。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得负责,中央也有责任,工业上很多事是中央批准办的,也有很多事是省委批准办的。
(柯庆施同志说:“很多事情是华东协作区办的,我打算开会检查。”)
五九年反瞒产,调粮食,死人与调粮食有关,但不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影响,比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差,水利建设过多。
大家不是想发言吗?那就按报名顺序来这里讲。先是李彬、李世焱、孟亦奇、苏桦、刘征田等同志发言。王光宇同志还没检查,今天就不讲了,晚饭后请各地委、市委书记到我那儿去谈一谈。各小组明天还是开小组会。我想了解一下安徽的真实情况。为了听到真话、心里话,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现在有不少同志都说了真话,有的同志等了一两天才说真话,也有的到现在还没说真话。我去阜阳小组参加会议,地委书记任松筠同志说,责任田实行“三三制”的要占百分之七十,你们大家讲到底占多少?(下面有人答:是有那么多。也有部分同志回答:不到百分之三十。)
是这样啊!其实“这个”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任松筠同志的心情挺矛盾的,想讲又不敢讲,为啥想讲又不敢讲呢?这里面有压力啊,在这个会上是不是有人施加压力了?有没有?说假话是要被开除党籍的,以前说了假话要检讨,毛主席讲话以后,我到这里讲话以后,还有人说假话,咋办?得给处分。
安徽的问题能不能搞清楚?情况不明,就别稀里糊涂的。关于封锁消息的问题,有人说还在施加压力。你们安徽有些行话,外面人听不懂。比如死人数字怎么讲,说要按公安厅的数字讲,对口径。任松筠同志为什么说责任田“占百分之七十”?因为曾希圣同志找他和市委书记谈过一次话,曾希圣说他在无锡跟主席谈过,责任田“搞得不好的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话你们听了都懂,我们就不懂你们那个行话。还有什么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地委书记要调整调整,等等。这挺有意思的,这就是你们的行话。哥老会有行话,用眼神、语气、态度来表示。黄岩同志刚才检查时说,他曾经说开荒不一定增产,当时曾希圣同志说过可以讨论嘛!他用那个态度一讲,就是说不准讨论,讨论也是赞成他的。哥老会吃酒,酒杯这么端是一个意思,那么端又是一个意思,你们安徽是不是有这样一套?(参阅七千人大会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政治案件,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案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了解,其他书记、常委都不清楚,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把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放在党委之上,抛开了党委会。还有同志反映,曾希圣同志有些事情不讲道理,明明是这样,他却要讲那样,赵高“指鹿为马”,他也是这样。有人说,你曾希圣“老虎屁股摸不得”,摸了怕以后被报复,我看在这里就得摸一下,看他会怎样。
一定要讲老实话,首先得恢复这种风气。不管问题有多严重,人已经死了……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虽然没算在里面,但安徽的问题比河南还严重。比河南更严重的是,安徽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现在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从今往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哪怕有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讲假话,还配当什么共产党员?
我问你们,到底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信啊?你们心里有数,就是不说真话,报的数字还有口径。这次我找你们县委书记要了个统计数字,没经过你们省委、地委,有些同志还是用了让人看不懂的注解。这里有张表,上面写着“这个数字是经政法部门上报的”,“这个数字是经公安局上报的”,“这个数字是在某次会上汇报的”。你们到底死了多少人?给我老实报出来,再隐瞒,就开除党籍!
三大纪律中有一条,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在报告里也讲了,不如实反映情况,就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好的,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啦。
第三次讲话
1962年2月9日晚19:00,刘少奇第三次到安徽大组会场,并作了即席讲话:
大家好啊!我来这里有几天了,参加了小组会,也找了些同志聊天,我就是想把安徽的一些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还有)问题有多严重。
我觉得安徽的关键问题在于省委,而省委的核心问题则是曾希圣。这是我的观点。曾希圣是党内的老同志,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他的优点我们清楚,他的缺点和脾气我们也了解。这个人还是要革命的,以后也会继续革命。他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想把事情做好,也想把安徽的工作搞好。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革命的。
1958年以后,曾希圣同志本想力争上游,把安徽工作搞好,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但没成为上游,反而变成了下游。安徽现在的局面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人有毛病,而且毛病很严重,脾气很坏,老虎屁股摸不得。邓小平同志说,全党一千七百多万党员中,能和曾希圣同志谈话的只有五、六个人,包括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和我。“你有毛病,他可以批斗”,别人就不好和他谈话了。
今天他的检讨是有进步的,我还是头一回听到他这样检讨,他提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是旧社会的尾巴,背上了功臣的包袱,还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过火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等,这些他都讲了。
曾希圣同志脾气不好,作风差,不了解群众路线,也不懂民主集中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懂得不多。他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作风,观察问题有时会独断,有时会看错,有时会有偏见和陈见。作为党员,这些毛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以容忍,但作为安徽这样一个大省、大党的第一书记,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就在这里。安徽有多少党员呢?(下面有人回答:有六十多万。)三千万人民六十多万党员,这样一个大省大党。
我发现安徽党内有些人被曾希圣改造得很像他了,在一定程度上,曾希圣的目的达到了。黄岩同志检查了,虽然他心情不舒畅,但还是按照曾希圣的意见办。王光宇同志也检查了,地委书记看他的眼色和态度办事,不实事求是,这违反马列主义,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事实就是一切都要听他的,部队也要听他的,他要封锁中央,不准别人讲,不准别人反映情况,他说假话,你们也得说假话。中央派人检查,他就不高兴,认为是干涉内政,不让中央过问,过问一下他就不高兴。王维纲同志去安徽他不高兴,在这个地方,他和我们意见不合,我来是揭盖子,你们多数也要揭盖子,他就覆盖,我就要揭,方向相反。
我希望你们说真话,可他不希望你们说真话。所以,那天我讲话的时候,就有点生气,发了点火,你这是公然和我作对啊!我说到这里,他还是封锁消息,表面上他也揭开了盖子,实际上他并不愿意揭,和我不是一条心。别人要揭开盖子,他就施加压力,所以我也施加了一点压力,那天我说有两种压力,一种是要你们揭开盖子,说真话的压力,另一种是不要你们揭开盖子的压力。在这一点上,他对中央进行了长期的封锁,直到现在还不愿意揭开盖子。问题很严重,就是想掩盖真相。你不肯揭开盖子,就不可能总结经验。只有揭开了盖子,实事求是,成绩和缺点是多少就是多少,是怎样就怎样,是成绩就说成绩,是缺点就说缺点,这些缺点是怎么产生的,这样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你要盖着,怎么可能总结经验教训呢?不可能的。
曾希圣同志个人的毛病和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想把安徽这么大一个省的问题掩盖住,这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了,而是政治问题。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三千万人民和六十多万党员的问题,怎么能允许呢?
不让别人插手。安徽也是共产党的地盘,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比如江苏的、河南的、江西的,跑到安徽来对工作发表意见,他就不让人家发表,这次中央来发表意见,他也抗拒,我来他也抗拒,华东局来也不会更客气。从这方面来看,他封锁中央是长期的。对下面的一切,他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曾希圣同志说,下面对他也封锁,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封锁曾希圣,你们敢不敢,你们是不是也像搞王维纲那样把他赶走,我看你们是不敢的。对下面的一切,他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对上他有自己的一套,不允许中央干涉他的内部事务,从这一点来看,是有独立王国性质的。
他不擅长团结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如何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很多干部都受到了他的批斗和打击。比如張凯帆、李世农、牛树才、杨效椿、陆学斌这几个人,他们的案子下面还有一大批。曾希圣同志自己也说过要重新审查,根据现在的观点和大家的认识来重新审查。中央准备派人去安徽,华东局也会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对于那些受过处分、批判和打击的人,如果需要重新做出结论,可以重新做出结论。
安徽这几年工作有没有成绩呢?不能说一点成绩也没有,还是有一些的。有人说工业成绩多些,农业成绩少些,但也不能说农业一点成绩也没有,某些地方还是有的,比如水利、河网化,这些还是可以利用的。
对于安徽的情况,到底是成绩多还是缺点多呢?这些损失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天灾为主,还是工作中的失误为主呢?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们回到安徽后,可以继续讨论,做出判断。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年可以讨论,明年可以讨论,再过几年也可以讨论。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几次“左”倾和右倾路线错误,直到 1943 年,中共中央才作出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毛主席还说将来还可以修改,过十年还可以修改。因为历史总是可以修改的,联共党史,斯大林写过,现在不是也修改了。中国过去有二十四史,现在不是又在写历史嘛!
别纠结过去的历史问题,耽误工作,得往前看,别往后看。要总结经验,讨论出个结论来。今年下了结论,明年还能改,后年改也没问题。
安徽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死了好几百万人。华东局统计,五九年、六〇年、六一年一共死了三百四十多万人,其中六一年死了七万八千人,剩下的三百三十多万是五九、六〇年死的,这只是初步统计。(柯庆施插话:这数字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工作没做好,死了这么多人。)你们回去可以再核实一下,统计表也可以改,实事求是,有多少就报多少。出了这么大的事,省委有没有报告?
我发现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安徽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时间是1961年1月12日,题目是《安徽省委关于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给中央、主席和华东局柯老的,报告里说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三十万。报告后面还说了一些话,说曾希圣同志不在家。我觉得这个报告可能是假的。另一份是1961年6月27日给中央和华东局的报告,说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百一十七万,还说明了去除重复统计的人数、正常死亡的人数等,七除八除,从原来的二百二十一万变成了一百一十七万。我觉得这个报告也不太真实。那个时候王维纲检查回来了,他(曾希圣)不得不报了。
1960年12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的建议,派王维纲率领中央工作组到安徽调查。安徽省委负责人却封锁消息,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并向中央告反状。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维纲等人向中央监委常委会汇报了安徽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的困难和封锁消息等情况。
安徽的事,我跟党中央报告过,柯老有时也参加。中央决定把曾希圣同志调走,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说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了他的要求。曾希圣同志离开安徽,我们相信他是革命的,革命在哪里都可以,为啥非得在安徽革命呢?有的同志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就换个地方去发挥你的革命精神呗。
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去安徽当第一书记,接替曾希圣同志。安徽其他同志不变,中央还打算调几个同志去安徽工作。我相信你们会和李葆华同志合作,李葆华同志能力不是很强,没那么厉害。他这个人比较和善,好说话,不打击报复人,也不会作假报告,有不同意见可以跟他讲,他有民主作风,这就是他的优点。出主意、做决断,还得靠大家帮忙。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人帮忙可不行。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所有党员都平等,都能发表意见,不同意见还能自由讨论。曾希圣同志就不懂这一条,特别是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他就不允许。这一条很重要,李葆华同志有,今天是不是夸早了?
(少奇同志对李葆华说:“葆华同志,你到了那里可别打击人,别做假报告啊。要是你也像曾希圣那样,那我今天讲话可就说早了。葆华同志的缺点就是,在做决断的时候需要人帮忙。”)
会议开到这儿,安徽出了这么多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都怪到省委头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得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都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大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责任田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他试验,不过没说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说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还有张凯帆、牛树才、李世农这些案子,也是中央批准的。
安徽做错的事,安徽省委要负责,曾希圣同志也要负责。中央也有责任。你们要跟下面讲,别怕说中央有错,中央哪有不犯错的,陈独秀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犯过“左”倾错误,别怕讲了会损害中央威信。这样讲不会丧失威信的,实事求是,中央就靠这一条。曾希圣同志不靠这一条。你们地委就没一点责任吗?你没出一点主意,你们就没“左”一点,右一点?你们有你们的缺点,要实事求是。我们说地委以下责任小,在省委主要是曾希圣负责。今天就到这里,不做最后结论。张凯帆那些案子,中央派人帮忙审查。
四年总结,明年后年再讨论也可以。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等了十年才做总结,从1935年到1945年。总之,别纠缠历史问题,但省委同志要把档案历史材料保存好,包括曾希圣同志在内,不能销毁档案,将来拿出来做总结。到时候自己看看,别人看看,都有好处,别把那些东西烧掉了,那些东西本来不好,但过后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好的东西,能变成好的东西。
首先得抓当前工作,然后再总结经验。要是现在不抓当前工作,就会犯错误。根据这次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的精神,大家要好好团结,改正错误,克服当前困难,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工业也能有更多增产。要在党内外造成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个县、一个地委、党内、群众中都要有这样的局面。有了这样的局面,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才能搞好。在人民群众和党内都要充分发扬民主,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把工作做好。小平同志说安徽还是可以争上游的,有实事求是的上游,有发扬民主的上游,还有很多其他的上游。
希望你们全心全意和李葆华同志合作。
来源:史海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