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杰:浙江省农村粮食统购政策的落实与调整(1953—1955)

发布时间:2026-11-06 13:31 作者:张世杰 浏览:1,144次

粮食统购统销的推行是新中国粮食分配与流通领域的重大变革,历来为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统购统销政策在宏观层面的出台动因、演进过程以及社会影响。随着资料积累与研究视野的拓展,粮食统购统销的地方实践问题逐渐受到重视,“三定”工作的推行与统购统销制度化取向亦受到更多关注。既有研究揭示了粮食统购统销在地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普遍认为政策实施初期造成了农村的紧张形势,从侧面反映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运行的复杂性。

从国家掌握粮源的角度看,统购统销政策落实前后,国家粮食征收的主要方式由公粮征收转变为粮食统购。这一转变,不仅关乎国家整体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意味着粮食征缴具体运作方式的相应变化。既有研究多聚焦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对公粮征收和粮食统购间的关系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辨析。浙江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后,公粮征收和粮食统购在具体实践中紧密衔接,特别是在任务核定与产量核算方面,浙江省农业税的计税产量与征收方式影响了粮食征购任务的制定与落实,粮食统购的实行也推动了农业税收征管发生相应变化。本文之所以关注浙江省,是因为浙江省是1955年初全国农村形势最为严峻的省份之一,从而推动了粮食“三定”政策的出台。本文在考察浙江省1953年至1955年粮食统购落实与调整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公粮征收与粮食统购之间的关系、浙江省统购落实过程中出现偏差的原因,以及1955年初浙江省农村紧张形势的成因。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既有利于加深对粮食统购初期基层实践的认识,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三定”政策出台的背景。

一、少征多购与随征带购

进入1953年,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通过征收实物形态农业税掌握粮源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全国粮食购销形势趋于严峻。根据粮食部1953年6月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收支相抵后赤字达40亿斤,全国粮食供销“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在此形势下,中央考虑通过少征多购掌握粮源。1953年6月,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部署1953年度农业税工作时指出,1953年度国家需要694亿斤粮食,在公粮可能减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少征多购来完成任务,购粮的问题在于时间较短,要在10月至12月内购得300多亿斤粮食,“所以购粮比征粮还困难”。

随后,政务院通过的《关于1953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指出:“今后三年内,农业税的征收指标,应稳定在1952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1953年9月,中共中央指出,“少征多购”已成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长期政策,“努力加强收购工作,完成收购任务,已具有十分严重的意义”,同时强调“少征多购”意为相对固定农民负担而非绝对减少农民负担,“宣传中不要提‘少征多购’的口号,以免解释不清,引起农民误解,给征收工作造成困难”。

粮食收购在国家掌握粮源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但收购任务的完成并不理想。1953年8月,华东局要求各地重视粮食收购工作。同时,为了完成外调任务及满足省内市场供应,浙江省委预估1953年度要收购稻谷21亿斤,其间粮食收购以动员农民出售余粮为主,并特别提出“切不可简单地生硬地去动员农民售粮,以致反而引起缺粮的错觉和发生强迫命令行为”。浙江省1953年粮食状况较为紧张,特别是温州等地。当年三四月间,温州地区发生春荒,粮食困难户在平原地区占5%至10%,半山区则占10%到15%,一些行政村有近10%的农户断炊。六七月间,浙江农村又遭遇旱情,部分地区由于缺水导致晚稻难以插秧。粮情紧张与年成不佳使农民对售粮更为谨慎,浙江省委注意到:“有些农民怀疑粮价高是由于歉收之故,个别甚至怀疑是把粮食运到苏联去了,因而惜售思想仍普遍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收购任务的完成。

从浙江省粮食厅的报告来看,浙江省粮食市场收购在统购政策出台前的不顺利,还与收购任务剧增有关。以浙江省1953年第三季度的分月收购任务为例,7月份收购任务为2143万斤,实收6808万斤,为既定任务的317.69%。8月后早稻开始登场,收购任务飙升至4.29亿斤,9月份收购任务高达4亿斤,但8月、9月的实收数字只完成任务的79.4%和62.27%,销售数量却不断突破原定计划。浙江省粮食厅指出,“如仍按过去老办法,只采取一般的市场管理,与宣传动员自由售粮等办法是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收购任务的”。

面对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的粮食需求,从长远利益出发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成为中共中央解决粮食问题的紧要决策。全国其他地区8月至9月间的粮食收购情况与浙江省基本相似,9月新粮上市后整体粮情依然是购少销多,粮食供销的严峻形势加剧。对此,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召集会议研究对策,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权衡各种方法后,最终建议中央采取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陈云在1953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峻,“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引发物价波动进而影响工业建设。会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召集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中强调,全国粮食购少销多的基本状况说明了粮食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正式考虑采取统购方法掌握粮源,并决定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

对于统购统销政策落实初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央领导人有着清晰的认识与判断。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陈云指出,统购统销在农村的实践可能会受到一定阻碍,也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但“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农业增产的滞后性决定了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必要性。会议还提到了农业税征收与粮食统购结合的问题,陈云曾顾虑因公粮即将开征而难以推行统购,邓小平则提出将两者结合进行,“免得搞两起麻烦”。经过讨论后,中央决定将公粮征收推迟至11月。关于统购粮食的标准问题,陈云提出参照公粮标准是最好的办法,“比如,公粮一,征购零点二、零点四、零点五,或者公粮一,征购一,或者公粮一,征购二”。

中央在酝酿统购的过程中,要求将农业税征收与统购相结合,一方面是由于二者在掌握粮源方面具有相似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借鉴农业税工作经验及制度化的考量。在会议总结中,陈云特别讲到了随征带购的问题,从农业税征收经验来看,制定全国统一的统购标准比较困难,统购的主要办法“大概还是上面发控制数字,下面民主评议”。在提及征粮与统购的结合问题时,他强调由于各地农业税征收时间不同,而统购仍需准备,已经开征的地区不必急于开始统购,但部分地区“愿意连征带购的话,那就让它连征带购”。

为准备粮食统购,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了省内4个典型村198户农民的粮食盈缺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就粮食收入而言,富农户均最多,雇农最少;从消耗来看,富农户均最多,雇农最少。农业税实际负担率为地主23%、富农24%、中农24%、贫农17%、雇农21%,总体负担率21%左右。这说明农业累进税虽平衡了各阶层负担,但税负整体仍较重,特别是对负担较重的富农、中农而言,农业税几乎占到其全年口粮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委对商品粮的界定是农户农业收入减去口粮、种子、农业税后的剩余,实际就是余粮数,但在粮食支出中没有考虑饲料用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正式开始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文件指出,之所以实行粮食统购,是因为每年国家必须掌握700多亿斤的商品粮,“故除了全国农业税收的粮食部分二百七十五亿余斤之外,还须向农民计划收购四百三十一亿余斤”。为配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浙江省直到同年11月才公布《农业税施行细则》,但税率与税则变动不大,各地继续严格依照既定税率计算征收。浙江省财政厅厅长任一力提出,1953年度的农业税征收中,“必须广泛深入地对广大农民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并再次强调坚持依率计征的政策要求。

11月17日,浙江省颁布《浙江省一九五三年粮食统购暂行通则(草案)》,正式在全省开展粮食统购,其中第二条即明确“本年度粮食统购与农业税征收同时进行”,粮食统购的标准则“以农业税税额为基础,分等确定统购比例”,基本确定浙江省粮食统购方式为随征带购。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具体说明了落实统购的方式,指出1953年度的粮食统购要采取随征带购一次进行的办法,农业税与购粮以48亿斤为必成数。在具体步骤上,他强调任务分配要稍宽些,调查了解乡村粮食实产后,减去农业税及习惯口粮,得出收购控制数,然后“以村为单位,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由此可见,由于统购的影响、农业税收的依率计征要求,在实践中不得不重新采用自上而下分配任务的方式。

随征带购的方式使浙江省制定任务数时将农业税收与粮食统购一体考量。48亿斤征购任务是以典型村调查为主要依据讨论后确定的,浙江省委预估1953年粮食总产量可增加1%至3%,总量在143亿斤左右,余粮数目“一般占总产量20%左右”。征购任务占总产量的比例为33%,浙江省农民负担率大致在21%左右,由此可见统购数目占12%左右,也就是说在20%的余粮中尚有8%左右的粮食留给了农民。征粮与购粮的负担面不同,征粮的对象是有农业收入的农民,购粮则面向有粮食盈余的余粮户。浙江省公粮负担面为95%左右,统购主要针对50%左右的余粮户。换言之,浙江省委在确定48亿斤的征购任务时,所考虑的征购负担面为:21%的粮食由95%的农户提供;13%的粮食由50%的余粮户提供。

二、先征后购与任务调整

按照浙江省委的要求,浙江各地结合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动员农民自报余粮并接受征购任务,这一做法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成效。汤溪县在对农民进行总路线教育后强调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内容主要是通俗易懂,以事实证明国家掌握粮食的重大意义”,消除农民“统购统销是拉平,大家都一样”和“粮食卖给国家,再买很麻烦”等顾虑。慈溪县在区乡干部会议上,“组织典型诉苦、回忆对比算账的方法,以感性教育干部”后,通过喷雾器和打水机等实例说明机械化带来的生产优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区乡干部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抵触和完成任务的畏难情绪。据慈溪县委统计,“80%左右的干部有信心保证任务完成,20%存在着一些畏难情绪”。

温州地委将在每个村开展统购分为三个步骤———召开党员与村积极分子会议、在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后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小组自报辅以公议,整个过程要“不厌其烦、耐心教育、反复协商”。这三个步骤,实质上是将任务数在村庄不同群体中层层推进,在做好村干部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动员农民卖粮。温州地委认为,农民自报卖粮的规律是“开始少报,经过动员后又多报,一般经过一两次后,自报数字即达70%—80%”,因此“农民思想是节节通,卖粮数字是步步高”。

1953年12月前后的征购中,任务分配基本遵循农民自报的原则,特别是在浙江省委直接负责的基点乡统购中,粮食任务分配的主要方法为“控制数字,摸底修正,民主评议,成熟公布”。在此方法下,新登县四合乡统购粮食任务56万余斤,为该乡农业税的214%,征购总数占粮食总产量的50%;寿昌县卜家蓬乡完成统购任务66万余斤,为该乡农业税的197%,征购总数亦占了粮食总产量的50%。由此可见,浙江省实际征购比例达到了征一购二,征购总数占乡村粮食总产量的半数,这反映了少征多购方针在地方的实际执行成效,也表明农村余粮基本均被纳入国家统购范围。

华东局认为,浙江省征购结合的方法可行性强且较为合理,具体内容为“不制定条例,规定征、购比例,而从各乡粮食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在群众中酝酿成熟再行定案”。这一方法完全从分配任务出发,不固定各地农业税额与统购额的比例,通过宣传、教育、说服等措施促使农民接受任务。就粮食统购实践而言,农业税额的意义仅在于为查验乡村统购额高低提供参考。中共中央对该方法也持肯定态度,认为只要充分做好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粮食统购统销任务便能顺利完成,“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与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会随之高涨,农村面貌为之一新”。

浙江省在统购统销前的粮食调查中认为中农是持粮数最多的阶层,并且在粮食征购中受影响最大。省委书记谭启龙说:“老中农户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农村中粮食的‘实力派’,他们对粮食统购的顾虑最多最深,既抱着‘看涨惜售’的观望态度,又存在着‘怕露富’的顾虑”,“富农是以囤粮放粮作为剥削的主要手段,他们对粮食统购基本上表现恐慌不满”。在粮食征购中打击富农主要是为了管控粮食市场,制止其利用粮食进行投机牟利,但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中农作为农村中存粮较多的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其中尤以老中农为甚。因此,浙江省在宣传教育中对中农的态度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初期,浙江省曾使用中央规定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口号,结果中农们“认为自己是团结的对象,故不甚积极”。不久浙江省委将提法改为“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宣传后中农(新老一样)情绪很高,认为自己是人民政府依靠的对象,必须积极带头才对得起政府”。中共中央也认可了这一提法,强调“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一方面有利于团结中农,另一方面也能抑制浙江各地出现的“挤中农”现象。

在农业灾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下,1953年浙江省实际粮食总产量为138亿斤左右,浙江省委的估产偏高。宁波地委根据省委分配的任务审核各县分乡试算方案时,便发现“一般是产量比地委原估计为低”。对此,宁波地委强调如果民主评议结果超过分配任务,应超额完成;若相差不大,尽可能保证任务;若距离过大,“应检查原因,如果确有分配任务过重,可适当调整”。在实践中,浙江各地将粮食统购与农业税收同时进行,“自上而下的颁布控制数字,自下而上进行汇报公议”。这种逐级分配征购任务的方式使任务数不可避免地逐级增加,温州地委即注意到当统购任务分配到乡时,“比省的任务分配数增加20%,平均统购面约占农业户数40%左右”。

受估产较高、任务逐级增加、统购面缩小等因素影响,浙江省随征带购任务完成受阻。为了进一步说服农民拿出余粮,浙江省在向农民公布统购任务前进行粮食摸底,由乡村干部统计农民的农业税额及余粮、存粮情况。农业税定产是摸底的重要依据,但估产偏高又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脱节的情况较为明显。特别是干部摸底的行为引起农民恐慌,部分农民抢先碾米磨粉,认为要“赶快吃,吃了算了”,一些基层干部发现“算算产量有余粮,到老百姓家里谷仓看看没有粮食”。

如前所述,浙江省1953年随征带购的总任务数占预估总产量的33%。从温州地区的情况看,乡征购数在总产量中的占比大多超过了33%,如永嘉县三溪区新桥乡为45.36%,瑞安县仙降区为36.32%,平阳县万全区为33.96%。从浙江省粮食主产区嘉兴地区看,征购数占比更高,为55%左右,最高的平湖县更是达到了77%。浙江省平原地区所负担的粮食任务远重于山区,而一些地区计购总产量的偏高,也使得实际征购率可能更高。1954年1月,吴兴县部分地区征购完成后不久便有余粮户要求供应粮食,原因是“产量过高,很大一部分余粮户将口粮售给国家”。据当地乡村干部反映,计购产量偏高主要是因为各村积极分子代表本村在乡里开会时,上级要求上报产量必须符合内定方案,所以“代表们把产量就一律报到合乎领导的要求为止”。计购产量一经确定,也就意味着征购任务得到了确认。

此类情况在嘉兴地区征购率最高的平湖县同样存在。浙江省委常委杨思一于1954年1月前往平湖县新仓区调研时,察觉粮食征购中计购产量的确定存在较多问题。区乡干部在“摸产量时,一定要使得到的答案符合于任务的需要才相信”,同时他们“都觉得任务重,上面估计的产量高,但都不敢反映”,积极分子为了带头,将自家产量每亩多报了四五十斤,“群众见积极分子多报产量,暗中不满,但不公开反对”。针对这些问题,杨思一着手修正计购产量,但当地县委领导坚持认为“减得太低了任务完不成”,因而计购产量并未降低。

直到征购工作结束后平湖县新仓区港北乡反映缺粮问题,浙江省粮食厅才在调查后发现问题主要源于计购产量和田亩数字出现偏差。就计购产量而言,当地“统购时将产量未摸清,计算偏高”,每亩至少高了40斤,加之“田亩数字虚假,不是以实耕田计算的,而是将计划尚未开垦的田头、地埂、坟地都列入当前实有生产田亩内计算”。浙江省粮食厅的报告印证了杨思一调查的准确性,进一步说明了计产偏高,随征带购的落实方式也使1953年度的公粮征收受到了一定影响。

随征带购的基层实践中,征购顺序不同粮食任务的完成亦有不同。浙江全省有先征后购、征购穿插以及先购后征三种方式,大部分地区实行先征后购。农业税征收有成例可循,征粮的制度化使基层干部感觉“统购难搅,征粮容易”。由于征收公粮在前,统购粮食在后,农民为了多留粮食,以人民币抵交公粮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大大影响了公粮征收。在1953年的征粮中,粮食统购导致一些农民无粮纳税,因此为了完成农业税任务,基层干部增加了减免范围。浙江省财政厅发现,在贯彻减免政策时,“各地在减免时由于界限不明,掌握上宽紧不一,造成应减不减,不应减而减,影响征收,增加尾欠”。

与此同时,一些干部通过曲解减免政策降低征粮任务。比如,一户农民拥有多块土地,其中有增产的地块,也有因灾减产的地块,增减平衡后该农户实际并无歉收,但某一地块因灾减产也是事实。为了减轻农民税负,有的干部将有地块减产的农户均作为歉收户并减免税额。对此情况,浙江省财政厅重申以农户总产量确定歉收户的减免办法,并指出在随征带购的过程中“必须切实掌握先减后征,入库公粮不再退库的原则”。要求先减后征,实际是为避免征粮结束开展统购时,部分基层干部利用减免政策将已入库公粮退返农民,从而影响整体征购任务的完成。

先征后购造成了入库公粮水分过高,而购粮定价较低也影响了入库统购粮的质量。温州地委发现,1953年的公粮所含水分超过了历年纪录,农民出卖粮食能够获得一定收益,因而多有“留潮粮、等待交农业税”的想法。此外,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尽快完成征粮任务,甚至强行命令粮库收下不达标的粮食,认为“粮食潮湿点不要紧”。水分高的粮食极易霉烂变质,收购价格也随之被压低。而粮价政策本身存在的弊端,也进一步导致入库粮食质量堪忧。在宁波地区,统购粮食的收购价格未达农民预期,一些农民“见粮站价格与宣传不符,普遍不满,有的甚至挑回去”,粮站人员为了在不突破规定粮价的前提下促使农民卖粮以尽快完成任务,收下了大量高水分粮食。这一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央粮食部由此指出,1953年11月粮食统购开始后,“由于任务大、时间紧迫、工作新、无经验,分等、论质论价掌握不严,以致水分一般较往年高,杂质较多,粮质较次”。

1954年3月,针对基层计产偏高、公购粮质欠佳等情况,浙江省委开始反思并调整1953年11月确定的征购任务。根据对总产量及余粮数的重新计算,浙江省委认为48亿斤的征购任务“是稍重了一点”。首先是粮食总产量的问题。虽然前期估产为143亿斤,但实际分配任务时采用的估产数为145.5亿斤,拉大了估产与实产之间的差距。粮食总产量中还包括了芋艿、马铃薯、豌豆、马料豆等杂粮,共计近5.76亿斤。这些杂粮“按群众食用习惯大都不当或不能当口粮”。其次是估算余粮数目时,忽略了全省7亿斤饲料粮的需求。重新计算后,浙江省委认为全省余粮大致为38.9亿斤,同时考虑到农民有卖粮周转的需要,“国家可能征购的粮食亦当超过上述数量”。基于这一判断,浙江省委向华东局申请将任务数调整为44.2亿斤,华东局同意了这一请求。

事实上,根据浙江省委计算的结果,征购任务应该更低才合适,但粮食任务的重要性使浙江省委倾向于小幅调整。如果降幅过大,一方面难以得到华东局同意,另一方面也会使下级单位看到任务降低的可能性而竞相要求减少自身任务量。浙江省1953年度征购到的现粮为42.6亿斤,任务完成率为96%,其中征粮17.3亿斤、购粮25.3亿斤,就当年实产而言,两者各占12.5%、18%。浙江省委认为,第一年实行统购统销,主要问题在于征、购、销结合不足,部分地区“重购轻征,先搞购粮,后搞征粮,结果征购均未完成,留下尾巴很大。重购轻销,搞了统购,放松统销,以致发生群众性的闹供应,影响生产”。

受粮食统购影响,浙江省1953年度的农业税征收情况变化较大。粮食尾欠达9600万斤,较上一年度增加146%,代金比例也明显增加。浙江省财政厅确定的1954年度农业税任务为21.4亿斤,最低20.8亿斤。除此之外,为了实现粮食统购的制度化,浙江省财政厅要求从1954年度开始,在征粮清册的基础上编造购粮清册,各县市设立粮食征、购、销办公室,“认真做好征、购、销粮食基础材料的调查统计工作,以便正确做好今后的粮食征购销工作”。浙江省委确定1954年度的随征带购任务共52亿斤,其中统购数31亿斤,上缴13亿斤。相较于1953年度贯彻统购任务的突击性,1954年度的统购具有常态化导向,正如浙江省一位基层干部所言:“去年是突击,今年要转入经常化了。”

三、预征派购与超额增产

浙江省征购任务过重的弊端在统销后开始显露。据温州地委1954年4月的统计,713个乡中有近一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未完成,导致农业生产较为混乱,农民生产情绪低落,“产生了吃多少扣着生产的思想,有的农民生产经济作物很积极,生产粮食却不够积极”。浙江省委认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导致一些农民产生了“余粮倒霉”“穷光荣”的消极心态,而乱戴“资本主义帽子”等现象则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温州地区由于粮食购多销少,番薯丝等杂粮一度被农民一抢而空。为了缓解征购后农村地区出现的缺粮问题,基层干部向农民宣传“吃粗粮光荣,不吃粗粮不光荣”,并要求农民回忆“吃野菜之苦”。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紧张局面,影响了后续的粮食生产。

1954年5月,浙江省粮食统销情况更为紧张,全省稻谷的日均销量在1600万斤以上,浙江省委根据粮食库存判断,如果日销量不能降至1300万斤左右,“则早稻登场前,全省范围内,紧张或脱销情况,必然难免,其后果将十分严重”。全国整体情况大致相似。6月初,中央粮食部认为,由于统购统销实行后国家供应范围扩大,全国粮食库存数量虽较1953年同期有所增加却仍显紧张。对此,中央提出“为使国家掌握粮源确有把握起见,在征购的方法上,小麦产区及早中稻产区,均应在收获后及时进行夏征,并按征收比例实行随征带购的办法;在过去无夏征习惯的地区,可采取按田亩、产量、人口实行预征及派购的办法;大豆及杂粮,各地可视具体情况采取预征或动员农民交售的办法”。

为预防粮食脱销,浙江省委一方面要求压低销量,另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双季稻地区实行早稻预征派购。1954年8月,《浙江省1954年农业税施行细则》颁布。与上一年度细则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在第二条农户“税额全年一次计算,于秋季一次征收之”后新增了“在早、中稻地区并得进行预征”。中央要求提前进行粮食征购,主要是考虑到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并取缔私商后,需要及时掌握粮源以满足计划供应。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在秋征前增加了夏征,打破了浙江省建政后全年一次秋征的惯例,直观反映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税征收秩序的影响。关于1954年度的征购结合问题,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李文灏认为先征后购的方法更好,要求“征购任务具体评议到户时,必须先算清公粮,然后根据余粮情况再核算购粮任务;运送粮食入库时,应先交清公粮然后再送或再算购粮,否则易使征粮增加尾欠”。

1954年6月中旬,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定的全省派购任务为5.8亿斤,根据各地早、中稻与晚稻的种植面积比例分配任务,要求9月底完成入库。时至7月,派购任务增加到了7亿斤,再加上5亿斤的预征任务,总任务为12亿斤。预征数目的确定,一般以1953年度农业税额为基础,预购数目则是以扣除农业税后的早、中稻人均产量为依据累进。省级以下确定预征大致数目时,考虑到双季稻地区夏收一般占全年的1/3,而秋收占2/3,温州地委初步拟定预征数目为1953年度农业税征收数目的1/3。派购办法则考虑在以下三种方法中选择一种:第一种是按农业税比例派购,以农业税税率为基准,按征几购几,照税级推算,确定派购数;第二种是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分户登记早稻面积并分户推算产量,除去预征数与必要口粮后确定派购数;第三种是针对一般户,按照农业税率计算,人均产量过高的农户经调查后按照实际收获量计算任务数。

农业税的税基与税率依旧是向农民分派购粮任务的重要参考。象山县委在部署预征派购任务时明确指出,“产量计算是按定产分等为基础,根据一般实际产量为依据,但个别产量有偏高偏低可以修改,一般稍有上落则不修改,到下半年去算总账”。在前述三种派购办法中,温州地委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并将预征派购办法总结为“死征活购”,预征数目在地区范围内固定,不再硬性规定以1953年度农业税额的1/3为基准,而是要求各地根据早、晚稻收成比例自行确定预征比例;预购数目不固定,而是根据扣除预征数及自留必要的消费粮之后的余粮多少来确定。预征比例的确定,是以农业税定产产量为基础分片分等,即“就其带有代表性的片中选择若干典型户的产量,大体上求出今年早稻占全年水稻定产产量的比例”。

1954年8月,为了完成该年征购任务并实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增产目标,浙江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超额增产运动,明确提出全省实现粮食增产6亿斤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目标推动了各级地方党委相应上调本地区的生产计划。金华专区原本制定的生产计划已经较上一年度实际产量提高了8%,但在超额增产运动开始后,金华地委进一步将粮食生产目标在原计划的基础上又提高了2.2亿斤。嘉兴地委则在原定增产计划的基础上,提出要超额增产粮食3.45亿斤。宁波地委确定的超额增产粮食目标为1.3亿斤,温州地委为1.5亿斤。以上四个地区的增产目标合计为8.45亿斤,已经超过了浙江省委制定的6亿斤超额增产目标。

超额增产运动的基层实践,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兴办及发展紧密相关。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认为,超额增产运动与推进农业合作化两项工作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只有通过互助合作实现超额增产,“才能不断巩固与发展互助合作,改造小农经济”。也就是说,通过互助合作增产增收,就能进一步推进农业合作化深入发展。正如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所言,“要搞好超额增产,就必须办社,在超额增产运动中,也可以办社”。例如,杭县县委工作组在洪江元农业合作社开展超额增产运动时,首先通过“算细账、挖潜力”等方式解决社内干部与社员的两种思想顾虑,“一种是畏难思想,认为今年雨水多,气候不好,不减产已经很好了;再一种是保守思想,认为过去没有种过苞萝,不习惯”,之后再以洪江元农业合作社为中心带动新办的合作社与互助组同时修订增产计划。

预征派购工作也在超额增产运动中落实。温州地委要求各县在动员农民交售早稻的过程中,应结合当地实际,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环节,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互助组引导农民自报早稻产量。因此,确定早稻产量成为政府在预征派购中编订内定方案的关键依据。温州地委认为,制订预派统购内定方案,“不仅是复杂的技术工作,也是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向农民落后的自私自利思想的一个尖锐斗争过程,这特别在产量上表现得更突出”。浙江省委在要求基层单位对超额增产运动进行总结和检查时,提出要“有意识地摸清今年实产量”,县区干部要教育党员、团员,“进行忠诚老实,服从国家计划的教育,带头实报产量,辅之以必要的实割实测的方法,具体摸清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单位产量、已收多少,未收估计数,灾害损失数”。

对浙江省委而言,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互助组引导农民自报产量,或直接以合作社和互助组为单位确定产量,都减少了基层政权在推动农民接受征购任务时面临的阻力。实现粮食增产,既是预征派购、农业合作化和超额增产相互衔接的重要环节,也是浙江省委制订1954年度征购任务的主要考量。浙江省1954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定为52亿斤,相较1953年度调整后的44.2亿斤,增加了7.8亿斤。也就是说,即便按计划超额增产6亿斤,仍难以达到征购任务的增量要求,而一旦农业增产无法达到6亿斤,1953年因高估全省粮食总产量而导致征购困难的局面就会重现。

四、估产过高与推行“三定”

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对该年度的粮食统购工作作出指示,指出由于时间紧迫、缺乏经验,“有些错误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尽管部分地区遭遇水灾,但“从全国范围来说,粮食产量仍可超过一九五三年”。在“适当地增加征收,尽量多购”的要求下,全国1954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较上一年度增加了25%左右。浙江省1954年度的粮食征购,在种植早、中稻的地区开展预征派购时已经开始,秋收后则全面展开。1954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浙江省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实施办法》,不再以农业税额作为农户统购任务的主要参考,转而采用分级累进统购率,即以农户全年粮食实产量为基数,扣除应缴公粮和免购数量后核算实际余粮,再依据分级累进统购率“按户拟定全年粮食统购任务”。

与此同时,浙江省委估计1954年度粮食总产量能够达到155亿斤,对于评定农户粮食实产量,则要求“根据评定的代表田标准产量对照各户亩分的大小、劳动力强弱、经营条件、操作技术、灾害情况等不同条件评增评减”;关于分级累进统购率,浙江省委制定了大致标准,以余粮数目480斤到560斤为免购范围,统购率的范围则为85%至96%。“根据农户全年的粮食实际收获量,减去应缴的农业税、口粮、种籽、牲畜饲料和少量社会余粮,其余的就作为应该统购的余粮”是浙江省1954年度统购的基本政策原则。

以粮食实际产量为依据计算余粮数目,将其作为统购依据并初步制定分级累进统购率,体现了浙江省委对粮食统购制度化的尝试。然而,粮食征购任务的压力又使得征购实践再次成为自上而下的硬性摊派任务,并且推动计购产量数字不断攀升。金华地委在1954年度的粮食征购开始时即发现,“当分配粮食任务数字以后,干部的思想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最主要的是有少数干部有片面的群众观点,说任务太重,产生了畏难情绪”。就具体负担而言,浙江省农民所交售的粮食数量的确较1953年度有较大增加。以黄岩县马铺乡为例,1954年11月底,该乡农业税上缴472925斤叠加1953年度公粮尾欠2179斤,比1953年同期多征24.3%;统购粮食售出732698斤,比1953年多购52.65%。同时,在评定实产量时,马铺乡还存在“以‘高产田’作为‘标准田’”的现象,因此在动员送粮时,全乡“仍有30%左右的群众对产量问题思想‘顶牛’”。

到1954年11月底,浙江省委根据大部分地区报送的材料,将估产总数调整为152亿斤,全省入库公粮11.93亿斤、购粮17.47亿斤,征购任务完成56.5%。在粮食征购过程中,浙江省委发现许多地区上报的粮食产量并不真实,“如松阳县5个基点乡以原始方案硬套产量,造成有193户因任务偏重,完不成”。富阳县太平区干部在征购中“盲目地提高粮食实产量”,在评定产量时将地块归为几个“大等”,在每等之中找出代表地块以此推算每户产量,由于代表地块“本身产量评定得过高,加之在一个等内部分土地的产量有偏高偏低情况,因而在分配任务上就大部分偏重,少部分偏轻”,进而“造成了全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形成‘顶牛’局面”。

1955年1月,浙江省委对嘉兴地区的调查直观反映了粮食产量评定偏高,这是征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偏向。嘉兴县在确定产量时,“有的乡长汇报说产量框高了,区委批评思想有问题”,认为“产量低了是思想问题”。整体存在的问题是“从上到下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干部”,导致“干部不敢反映实际情况,甚至造假”。参与调查嘉兴地区粮食征购情况的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源时,在省委内部会议上指出,嘉兴几个重要产粮区的问题很大,“产量一般较高,主要是去年计数偏高”,问题在于干部“主观主义确定产量,算增产不让群众发表意见,自己实测也不敢讲”,“从上而下套任务,不准发表意见”,县级“听喜不听忧,下面造假报告”。在此情形下,浙江省委下调嘉兴地区的征购任务,将总产量的估计数从152亿斤调整为150亿斤。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浙江省1954年度粮食征购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等问题,中央纪委调查发现浙江省存在“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威胁群众、挨户搜查,在办社过程中,对一些中农进行批斗、处罚,引起群众性恐慌”的情况。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以及部分地区在发展合作社过程中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当地1955年春季的农村形势非常紧张,“1954年冬到1955年春,浙江农村一些地方的农民生产消极,不愿投资,不添修农具”,耕牛、毛猪数量大幅减少,兰溪、金华、义乌等5个县有数千亩土地抛荒。至于整体粮食状况,则是“1954年冬天到1955年早稻登场,全省出现建国以来粮食最紧张的局面”。

粮食问题是1955年春农村紧张形势的症结,而计购产量过高则是征购任务过重的重要原因,这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1955年1月中旬,陈云在邻近浙江的青浦县练塘区调查统购统销问题时,了解到当地“挺秀村有50%的农户缺少口粮1~3个月”,1954年度“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以及农业税负担过重等情况。随后,陈云进一步了解到当地存在计产过高的问题,当地副乡长告诉他,“我每亩收了五百八十斤,支部书记到区里开会就说六百三十斤,后来就不能改了,只好讲六百三十斤,但是按这个数字售粮,就要卖出很多粮”。还比如,有两个农民提供的平均亩产分别为550斤到560斤以及540斤到550斤,但当地将“杂粮计算在粮食里,结果产量估计不只是六百一十五斤,而是七百斤”。陈云指出,若以580斤计算征购,征购率为65%,将杂粮计算在内后,征购率实际已经超过了70%,“因为产量定高了,留粮也就少了,名义上留了,实际上挖走了”。

计产过高的偏向促使中共中央决心推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1955年1月底,陈云返京后即向中央建议“对农村粮食统购统销要‘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各地政府要根据产量确定统购数字,规定卖粮户留粮标准,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要确定农村统销数字,留出周转粮,从统购统销总数内扣除”。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出“统购数字过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不仅要招致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要妨害农民的生产”,对此“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销、定购的措施”,要求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确定后向农民公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

浙江省委同样认识到了估产过高带来的问题。1955年3月,江华参加中央会议期间致信浙江省委常委霍士廉等人,提出“必须下决心组织力量摸一摸各地实际产量的底”。4月,浙江省农村的紧张状况仍未平息,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认为浙江省在粮食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产量打高了,不少地方购过头,统销面过大(多者达百分之八十)和中农、贫农关系都很紧张”,提出要“下粮食之马,省内要决心做好合理销售,但恐需要中央予以支持”。

增产目标未能落实,加之对粮食总产量估计过高,是造成浙江省1955年初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浙江省委对此进行了反思。霍士廉认为,超额增产运动本来是好事,“但有些地方强迫命令,造成劳民伤财”。他明确指出,浙江省粮食定产工作存在一定问题,1954年的农业产量开始定在160亿斤,第二次减至157亿斤,第三次减至155亿斤,第四次减至152亿斤,全省计划会议时定为150亿斤。直到1955年4月还有不同单位提供的三种数据———浙江省第三办公室计算的147亿斤,农业厅计算的144亿斤,各地报送后统计的141亿斤。

针对估产过高引起粮食征购过多的问题,吴植椽反思得更为深刻。他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浙江省在产量问题上“各级党委内部,上下级吵架”,“造成统购紧张的原因是我们把产量报高了”,由于将先进田、试验田的产量估计过高,浙江省1954年度按照150亿斤的估产数目分配征购任务。而1954年估产过高,则与浙江省历年来不断调高农业税计税产量直接相关,1949年90亿斤,1950年112亿斤,1952年又增加了19亿斤。“历史上报高了,现在压不下去。据现在看,1952年不少劳模作了假报告,生产竞赛中提出的产量,讲多没关系,征购工作,我们的马脚就露出来了,过去的错误,我们承认。”

关于浙江省1954年粮食总产量的具体数字,浙江省财政厅于1955年4月初定为141.48亿斤左右,之后浙江省委指示将总产量调整到142亿斤左右。根据这一要求,浙江省财政厅在调整了10个县的水稻产量后,将总产量确定为141.95亿斤。由于两个数据总体差距较小,浙江省财政厅认为“调整与否问题均不大,但困难的是调整后分县产量难以确定”,产量调整较多的是嘉善县和长兴县,各增加了1200万斤及1000万斤。由此可见,各省在向中央统计部门报送本省粮食总产量时会调整相关数据,而省级层面的微调落实到县级可能是较大幅度的变化。

浙江省农业厅核定的1954年粮食总产量为141.86亿斤,基本满足浙江省将总产量定在142亿斤左右的要求,较上年138.78亿斤的总产量增加3.08亿斤,增长率在2.2%左右。然而,增产的主要原因在于播种面积增加而非亩产提高,浙江1954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1953年增加2.8%,与之相应,全省平均亩产实际有所降低。整体情况如此,各专区制定的超额增产目标同样未能完成。以金华专区为例,1953年和1954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为13.06亿斤、13.89亿斤,没有达到原计划8%的增长率,遑论2.2亿斤的超额增产目标。浙江省1954年度粮食征购合计51亿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6%左右。

为了缓解粮食紧张局面,浙江省委一方面在部分地区增加粮食销量,另一方面准备推行“三定”政策。在缺粮问题最严重的龙游、义乌等地,浙江省委指示龙游县委“迅速纠正错误和偏差,做好粮食统销补课和‘三定’工作”,并向农村地区返销了2139万斤粮食,相当于全县农业人口每人每日增加3.12两左右的口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的现实状况。义乌县的粮荒耗尽了粮食部门的库存粮,当地粮食部门从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调入高价粮2400万斤,增加粮食销量后紧张形势亦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浙江省从1955年6月起逐步推行“三定”到户政策,基于此前的经验教训,“定产”问题被特别强调。江华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指出,“三定”中“必须掌握定产低于实产,留粮留够,‘三定’工作今年必须做好,否则,就会像过去一样,一年八个月搞粮食购销,没有力量搞合作、搞生产”。通过“三定”到户,浙江省基本划清了农户粮食的余缺界限,此后的粮食征购得以在新的指标基础上展开。

五、结语

新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通过农村粮食统购政策的落实与调整,国家掌握粮源的主要方式从征收农业税转变为粮食统购,这既是新中国推进工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迈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一步。在农业税收逐渐难以满足国家粮食需求的情况下,中央以“少征多购”的方针扩大粮食市场收购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决定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以国家计划收购和供应取代粮食市场的资源调配,计划供应所要求的即时性决定了国家在掌握一定粮食库存的基础上,要严格控制粮食的生产及分配,而确定产量则成为合理征购的必要前提。陈毅曾表示:“中国革命战争,摸了二十多年才摸到规律,统购统销一时摸不清产量,搞不好工作是不稀奇的。”陈云在贯彻“三定”期间也指出,在小农经济主导下“产量不易一下子摸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一点不差”。

在征购实践中,浙江省以任务分解为主要方式,农业税额成为考察统购数目高低的重要参考,随征带购则打破了农业税自下而上依据税率计算征收的税收原则,尾欠和代金比例由此大幅增加。农业税计税产量的偏高又影响了农户余粮数目的计算。统购任务分配过程中受影响较大的是土地改革后农村持有余粮最多的中农。尽管浙江省委调整了任务数目,农民生产情绪仍受到影响。超额增产运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浙江省对粮食总产的过高估计,基层单位对产量数据的夸大又进一步影响了浙江省委的判断,导致浙江省粮食估产数目与征购任务居高难下,全省粮情趋于紧张,农村中的紧张局面随之产生。因此,中央在对浙江、江苏等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完善相关制度,为满足粮食需求、保障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市场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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