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1957年反右派运动:历史的沉思(上)
一九五七年,中国当代史上沉重的一页。
李维汉在回首一九五七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派斗争时,心情是沉重的。手中的笔也是沉重的。一九八四年,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内中这样谈及一九五七年:
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这场反右派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也大多用非所长……
李维汉,老资格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一八九六年,原名李和笙,又名罗迈。早在一九一八年,他便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入党介绍人便是毛泽东和蔡和森。此后,他担任中共第四届、第五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七年他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担任会议主席,并与瞿秋白、苏兆征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此后,他曾任中共中央部长、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延安中央党校校长。从一九四八年底起,出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一九六四年,达十六年之久,后担任统战部顾问。他可以说是一位“统战元老”。
在一九五七年,李维汉不仅担任统战部部长,而且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等要职。
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李维汉曾坦诚地写出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的心态: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左’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联,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
尽管李维汉“生怕跟不上”,坚决贯彻执行了一系列“左”的指示,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之后,李维汉还是被作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被批判。在半年之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四十多次部务会议,批判李维汉。
一九六三年五月,李维汉写了“政治思想检查”,内中提到在“几十年内”“消灭资产阶级”,这是李维汉经过四十多次批判之后“提高”了的“认识”。报告送呈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一句:“甚至几百年时间。”这就是说,在中国开展“阶级斗争”,要延续到“几百年”之久!
李维汉终于“跟不上”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他再度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上受到批判。这年十二月,他被撤销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之职。
紧接着,一场比反右派斗争猛烈十倍、百倍的“阶级斗争”风暴,席卷全中国。十年浩劫开始了!李维汉沦为阶下囚,身陷囹圄八年多,被遣送到湖北咸宁,得了结核性腹膜炎。他亲身尝到了“阶级斗争”的滋味……
十年大灾大难使李维汉变得冷静、清醒。这位八旬老人在耄耋之年开始反思、沉思,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回忆与研究》。
他重读自己在一九五七年的种种言论,感慨万千:
“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一九五六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些估计,否定了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左’倾思想的表现……”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