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我在“经济学的春天”里

30年的思想变迁有许多值得回忆。记忆最深的是商品经济以及人道主义的讨论。人道主义讨论几经沉浮、商品经济讨论修成正果，写入中央文件，这两者共同处都是从斯大林回到马克思。人们从老祖宗的著述中寻找改革的思想武器。

“四人帮”倒台后，一个时代结束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窒息中苏醒过来，穿透斯大林版政治经济学的迷雾，最终伫立在马克思的塑像前。

1978年的夏天，我还在桂林市一家工厂做工人，恰逢全国经济学辞典会议在此地召开。徜徉在碧波荡漾的漓江边，我有幸结识了厦门大学的讲师陈可昆老师，他后来去香港做经济导报总编辑。他介绍我认识了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的袁镇岳先生。在桃花江畔的桂林饭店，我们成了忘年交，一起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限制商品经济和“资产阶级法权”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斯大林如何曲解马克思等等。1980年我考上广西社会科学院，随后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文章，得到了吴大琨、卓烔等前辈的赞扬（其中一篇发表于1985年的《中国社会科学》），也认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时候，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从老祖宗那里寻找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根据。像吴大琨、林子力、马家驹等，他们的研究对于突破斯大林“限制商品经济”的理论，提倡发展商品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报告充分肯定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与他们的研究不无关系。至少前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再成为惟一，经济学的春天到来了。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西方经济学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尽管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讲的是同一事物，但思维的方式却是有区别的。“市场经济”范式逐渐替代“商品经济”范式。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不仅仅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来解释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有时直接使用西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术语。经济学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而成为面向经济现实的“显学”。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无用武之地。每一种学说都有它的用处。作为一种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含有许多真知灼见和新的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面对西方经济学热潮和在经济学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许多年轻学者，马家驹老师不无感叹地说，如果年轻20年，他并不比他们差。我劝慰他，作为一个学者，能在50年代和80年代思想解放的新帜上都能留下印迹甚至血痕，其一生已足矣，被打成右派的马家驹老师正是这样。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各领风骚仅数月而非数年了。只有思想解放，长江后浪赶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才是时代潮流。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