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国人由于长期备受个人迷信的熏陶，思想大多受到严重的禁锢。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总以为中国大地会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但是历史并没向我所预料的方向行进，“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照样在奉行。“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加上“两个凡是”盛行，人们的一举一动多会制约于“两个凡是”。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三家村”三位领导多有接触，多有了解。“文革”中把吴晗、邓拓、廖沫沙说成是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当时，我就不相信。后来看到“五一六”通知，看到毛主席的多次讲话，才知道“三家村”的案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定的。从而我思想上又增加一层禁锢，不能多去怀疑它。“四人帮”的被粉碎，又勾起我思想上的冲动，觉得可以举起笔来替“三家村”冤案说几句话了。但每次冲动之后，都被“两个凡是”制约了。“三家村”一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怎么能够翻案呢？于是只好把冲动又压了下来。

但是，历史是不会长期凝固的，共和国的一些思想家正在寻找解开被凝固历史的钥匙。怎样才能让人们从“凡是”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邓小平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邓小平、胡耀邦亲自领导和组织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如一声春雷，震撼了祖国的大地，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掀起了思想解放高潮。

“真理标准”讨论弄清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思想”，也不是“理论”。根据实践标准，“三家村”一案是个冤案错案。同时，为“三家村”平反也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呼声。“四人帮”粉碎后，我所在的《光明日报》就收到许多要求为《海瑞罢官》、为“三家村”平反的来信。1977年我到安徽芜湖开会，几位大学教师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住处，问我：“吴晗能不能平反？吴晗不平反，知识分子心里不平啊！”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我打破思想禁锢，写出《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1978年11月15日的《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当天电台广播了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当天决定出版这篇文章的单行本。世界各大通讯社转发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和评论。因为当时“文革”还不能否定，他们认为发表这篇文章就意味着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这是中共政权“最惊人的一步”。随后，我又写了《评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和《切中时弊的两本好书——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分别发表在1979年《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上。文章较全面地批驳了“四人帮”一伙对“三家村”的诬陷，为“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制造舆论。

我想，不论是替吴晗、替“三家村”平反，还是后来替遇罗克平反，我做了一些工作，写了几篇文章，都是在冲破思想禁锢之后才做到的。我深感只有跳出“凡是”思想才能不受束缚，也才能勇往直前。当然，思想解放是长期的，没有止境的，破除思想禁锢也是长期的，每个历史阶段，都会出现新的思想禁锢。此时的先进思想，如果不与时俱进，也可能成为彼时的思想禁锢，只有不断冲破禁锢，才能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前进。

（作者为《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