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复刊之初新闻改革几件事

【作者简介】
   
    张攻非  1942年出生，1962年参军，1982年进入新民晚报工作,2002年退休。曾任新民晚报编委、新闻编辑部主任、专刊部主任、经理部经理、体育部主任等职。1991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95年荣获第二届中国韬奋新闻奖，2008年获阎宝航慈善大奖。在做好新闻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温暖工程全国促进会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委员等。退休后仍投入慈善扶贫助学等各项公益事业。
   
    新民晚报创刊80周年，她的最辉煌历史呈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上世纪80年代伊始，按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嘱托，上海市委批准“文革”时被迫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1981年，复刊开始筹备。筹备工作之初，就有着鲜明的改革色彩。
   
    改革的第一步，是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思想上，赵超构提出了以民为本的办报方针：“飞入寻常百姓家”;组织上，赵超构提出，电影可以实行导演中心制，报纸能不能搞编辑中心制呢？在这样思路的指导下，报社建立了新闻编辑部。这支后来被总编辑束纫秋称为“近卫军”队伍的建立，强化和突出了编辑在版面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如果深入研究中国报业史，我们应该明白，赵超构提出的办报方针和组织构架对于新闻改革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内内外外”  拓展新闻视野
   
    新民晚报复刊第一天，我开始主持一版编辑工作。回想起来，这可算是一着险棋。我当年40岁，没有大学学历，没读过新闻，没接触过编报，上手就面临重要责任，不可能不是战战兢兢“走钢丝”。我是军人出身，当然也不可能被困难难倒而止步不前。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同时，我和同事们遵循办报大师赵超构、束韧秋的教诲，对新闻改革进行了探索。
   
    晚报的一版，按固有的说法，要求具备四大件：一个头条，一篇通讯，一张照片，一篇言论。新闻是报纸的主体，四大件占满了版面，更多的新闻摆在哪儿？新华社每天发大量的国际国内稿件，能不能编上版面，增加信息量呢？复刊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一版用五条新华社的国际国内消息，每条不足百字，编辑专栏，名称就叫“内内外外”。当天下午，就得到了报社领导全力支持的赞语。这在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一个小小动作，却是当时晚报新闻改革的一个起点。
   
    思路沿着“内内外外”延伸。随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晚报的读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的发展形势。这就决定新闻的改革必然向两个方面进军：第一是加强对国内国际重要新闻的报道;第二是改变“晚报是日报的补充”的陈旧观念，发挥只有晚报才有今日新闻的优势，必须要抢当日新闻。
   
    晚报刚面世，有些机关部门的观念还停留在过去。当天上午发生的重要新闻，不同意晚报先发而要留给日报隔日再发。面对尴尬处境，我们想到“借船出海”。
   
    我到报社后，由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孙起孟介绍，我认识了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和他的专事报道中央新闻的同事何平、邹爱国等。有了这样的优势条件，复刊当年7月，我起草了给新华社领导的一封信（发表在新华社出版的新闻刊物上），明确提出了对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抢发的要求。在新华社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建立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热线。此后，凡上午有的中央重大新闻，晚报当天即时刊登。特别值得记忆的是，十三大闭幕的那一天，上午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下午出版的新民晚报，就独家刊登了全部当选名单。报社全体编辑记者上街卖报，当天的发行量超过100万份。里根总统访问上海，上午10时在北京和李先念告别的照片文字及到达上海的消息我们一并当天刊出。
   
    在没有网络、电视尚不发达的年代，抓重大新闻，抢第一时间刊发让读者早知道，不能不说是新民晚报新闻改革的一个亮点。
   
    对新华社稿件的采用，我们也作了率先的尝试。新华社上午播发胡耀邦视察青海的通讯，全文三千多字。根据晚报版面小的特点，我们以文中胡耀邦宣布中央全会开会的日期为主题，改通讯为消息，用600字的篇幅头版头条刊登。这样的编发，今天已是常事，但在当年，这是一种突破。新闻快，成为晚报一大特色。
   
红庙事件  引发的思考
   
    今天的新闻记者做灾难报道，已是完全自由地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能有这样的自由，是新闻改革不断突破才有的成果。因为灾难性报道长期被定义为“负面新闻”而严加禁锢。
   
    1982年夏，新民晚报复刊不久。上海发生了红庙爆炸事件，事件本身危害不大，因为地处南京路，一夜之间传遍上海。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顾执中其时正在上海，他在1986年出版的自传《战斗的新闻记者》一书中，口气严厉地批评新民晚报为什么不报道？我在1988年全国人大会议讨论制定新闻法时，写了一篇文章《想起顾执中的批评》，说明红庙事件不是我们不作为，而是稿件被不准作为的关口卡住了。事实上，红庙事件的发生，引起我们经常的反思：第一、新闻要不要第一时间客观报道;第二、要不要把真相告诉群众;第三、所谓“负面报道”有没有使大众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意识的积极作用;第四、灾难发生以后，从政府千方百计救助的角度去挖掘题材，是不是正面的报道？这样的反思推动我们为灾难报道的正面性正名。
   
    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增强了我们改革的坚定信念。此后不久，上海48路公交车在新华路隧道发生撞车事件后，我们就不顾禁令，当天刊登了真相，也于当天受到倪天增副市长的表扬。尔后，我们又率先刊登了陆家嘴轮度站挤踏事件、某高校赴无锡客车燃烧事件等重大灾难的客观报道。
   
    当然，没有报社赵超构社长、束韧秋总编辑的把握大局鼎力支持，改革不可能发生和持久。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80年代中期，昆明至上海的80次列车在云南境内翻车。第二天一早，经济部记者朱家生急忙找我，问我消息怎么处理。我说要抢，但事实一定要准确。因为临近春节，有很多上海人要回沪探亲，上海又有多少人期盼亲人归来。我们抢消息，为的是让亲人知道，当地政府已开始救援，上海已派出援助队伍,以缓解他们内心的焦急。在当天一版左下方登载消息时，我们作了一个副题是:“据未经证实的消息，三节车厢侧翻。”这样做的用意是制止夸大的流言谣传。晚上，总编辑老束给我打电话说，你差点闯祸知道吗？我立即意识到是什么原因。老束说，你不要紧张。市里刚来电问，谁让你们登未经证实的消息？国务院领导已指示，消息由新华社统发。老束说，一听这话，心里有底了，事实没出错。他回答来电话的人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是世界新闻界通用的手法，我们搞新闻改革，为什么不可以尝试呢？有坚持改革的带头人，才有改革的行动，这也是一条真理。
   
“空嫂”  推动纵深改革
   
    客观公正，让百姓知情，还原新闻本质是新闻改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新闻事业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桥梁和推动力的作用，媒体也应该成为“政府的眼睛”，发现和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是新闻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
   
    “空嫂”诞生于1994年。这一年，几十万上海纺织女工面临下岗。市妇联的同志深为之揪心，前往航空部门探讨能否吸纳下岗女工的问题。情况被记者宋铮了解后，稿件发到了新闻编辑部。问题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国家正值市场经济转轨，最困难的急待解决的就是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如果航空公司能吸收下岗纺织女工，无疑是打开一个禁区，对各行各业具有垂范作用。我们以《民航能不能招空嫂》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文章。接着，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又倡议与上海市妇联、纺织工业局等共同发起举行研讨会达成共识，促成了空嫂的催生。从此，一个“嫂”字走遍全国，进入再就业的各种领域。新闻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95年，新民晚报和上海慈善基金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上海慈善热线，把新闻的视角，延伸到困难的社会群体。通过一篇篇报道，救助了贫苦人家，凝聚了社会的爱心。那个时期，晚报以头版头条发表的与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新闻，如反映崇明农场大男大女婚姻问题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文章，都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96年,晚报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共同发起职业教育发展新思路征文活动,影响遍及全国,被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王明达评价为“职教发展史上的创举”。
   
    今天之所以回顾新民晚报在社会改革大潮中走过的路，是希望这张80岁的报纸永不言老，还要改革。因为办报的人，一代比一代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