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20世纪中国百年新闻出版史，有两位人物是无法绕开的。他们分别活跃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新闻出版业中，独领风骚于一时，曾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隔阂，这两位重要人物至今仍为大陆民众所陌生，甚至在大陆新闻同道中也鲜为人知，这不能不为一件憾事。因此，利用能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对这两位重要人物作一素描式的勾勒，仍是十分必要的。

  这两位中国新闻出版界重要人物便是，三四十年代担任国民党中央社社长几近20年、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同兹；以及他的长公子、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因创办“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而蜚声一时的萧孟能。

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萧三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1日，年届38岁，已近不惑的萧同兹受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

据相关人士介绍，萧氏接任之前的中央社虽然从创立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1日算起，已有8年的历史了，却还只是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下属部门，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仅以传递国民党党务资讯为主，兼及其他新闻，尚称不上完备的新闻机构。且主事者不称“社长”，先是称作“主笔”，后又改称“主任”，体现着仅为一附属部门之特色。其办公地点也一直蜗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内，尚无独立驻地。仅以上述数项，其规模、功能之局限便可见一斑，与国家通讯社更是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尤为难堪的是，自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中国已是报馆林立，不只首都南京、故都北平、经济重镇上海、天津等地报业兴旺，内地许多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云南，都有了各类新闻纸。然而，新闻资源却长期掌控在少数几家外国通讯社手里。许多报纸仍然依靠“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直接从外国通讯社那里获取新闻。萧同兹曾对当时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源的情景有如下描述：“全国报纸不独国际新闻，须依赖外国通讯社传达，即国内新闻消息亦多由外国通讯社供给，致发生许多不合理之现象。”⑴当时在华的外国通讯社主要是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和日本的东方社、日联社等。他们依仗其优越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充足的经费，特别是割据各地的军阀们对外国势力奴颜婢膝，任其记者自由出入采访、报道而不敢干涉，而对本国记者则横加干预、甚至逮捕、枪杀，因而使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新闻报道的特权。许多中国报馆不得不以高价从他们那里购买新闻，甚至许多国内新闻也需从他处得到。在新闻报道权的垄断中尤以老牌的英国路透社为最。1950年从萧同兹手中接任中央社社长的曾虚白曾在其所著《中国新闻史》中说道：“自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后，该社独霸我国新闻市场，计有60余年之久。民国之后，虽亦有其他通讯社诞生，但就规模与影响力而言，均难望其项背。在此期间，国人所得之国际新闻，甚至大部分国内新闻均系来自路透社；同时其他国家，欲知中国消息，亦非求于路透社不可。因之，路透社对内操纵了我国新闻命脉，对外无形成为中国的代言人。”⑵有一例子或可说明此种极度不合理的状况。有一次，路透社的海底电缆发生故障，其对上海棉花市场行情的发布只得暂停。因为这一行情向由路透社独家垄断，股票商与实业家们无法从其他途径传送与得悉，以致此次事故竟使这一市场不得不停市达24小时。外国通讯社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不只垄断一端，其所采写的中国新闻往往出自其利益与角度，难免对中国带有偏见甚至蔑视，因而往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必然引起国人与新闻从业者的诸多不满。

对于此等局面，“五四”之后正风起云涌般掀起反帝热潮的中国民众、尤其是新闻从业者们，是绝不甘心的。早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的《民吁日报》即刊出社论《今日创设通讯部之不可缓》，呼吁立即设立中国人自己的通讯部（即通讯社），以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民国九年（1920年），在广州举行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家报社、通讯社参加的“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发出决议称：“吾国报纸，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类皆取材外电。彼多以己国之利害计，含有宣传煽惑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抄载稍一不慎，鲜不堕其术中。……非自行创立一通讯社，探报各国情形不可。”⑶此前此后，各类民办通讯社纷纷设立，其中尤以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国闻通讯社和创办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申时电讯社实力最为雄厚。

国闻通讯社最初设立于上海，社长为著名报人胡政之（胡霖），总编辑为周培艺。在该社创设缘起中称：“吾人欲谋新闻事业之改进，舍革新通信机构殆别无他道。同人创立兹社，志趣在此。将本积年之经验，访真确之消息，以社会服务之热忱，助海内同志之宏业。”⑷该社后分别在北平、天津、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处设立分社。总社内设华文、译文两部。本市每天发稿两次，外埠每天发一次，是中国最早用电讯发稿的通讯社，在国内报界享有广泛盛誉。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于胡政之赴天津主政《大公报》，国闻通讯社也随之迁往天津。

申时电讯社是由《申报》总经理张竹平牵头，联合了《申报》、《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等四家报社的编辑力量组成。该社以电讯为主，设有电讯股收译和编发电讯。为了与外国通讯社竞争，后又另设邮讯股，负责采写和编发本埠新闻和国内外长篇通讯，聘有本埠访员、旅行记者，并在全国30余个重要城市聘有特约通讯记者。此外，还设有摄影股和制版股，除新闻稿外，还向各地报社供应新闻照片。该社还另设有广告股，代办介绍广告一干业务。申时社每天发稿达数万字，影响颇大。

尽管如此，这些民营通讯社由于自身条件局限，无法满足同期国内报业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抗衡实力雄厚的外国通讯社。

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东北易帜，张学良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国民政府统一大业初成；随之即起日寇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其侵略铁蹄踏遍东北，觊觎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国难。

这一切都对国家级通讯社的诞生都起着催生的作用。

据称，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定都南京后不久，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即提出宣传工作之重要，要在三个方面迎头赶上外国人，一是通讯社，二是广播，三是电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既踌躇满志于治国方略，又整军经武，筹划对日作战之准备，十分自然地作出了强化新闻事业的两大决策：一是改组成立中央通讯社，以建立全国新闻通讯网；二是在自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增设新闻系。

萧同兹出长中央社即是此背景之下的选择。

有趣的是，因在萧氏昆仲中排行第三而后来被中央社同仁尊称为“萧三爷”的萧同兹，在入主中央社这个当时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中十分重要的部门之前，其实并无任何新闻资历。甚至除了在家乡湖南读了几年私塾，以及先后取得位于衡阳的衡郡联合中学四年初中毕业文凭和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毕业文凭（大约相当于现时的中专程度吧）之外，亦无其他任何值得称道的学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于新闻业无任何渊源的“萧三爷”，被蒋介石选中。据称，这里有着当时萧的顶头上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沧的竭力保荐，还离不开陈果夫在决定人选会议上对萧的鼎力主张。

萧同兹果然深孚众望，在短短时日里改变了中央社的面貌，开创了中国新闻通讯业的新局面。

接任之时，萧同兹便显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理念。

上任之前，他于4月21日面见蒋介石，听取指示，随即提出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办社“三项原则”：

一，成为一个社会事业，迁出中央党部，机构独立，改变过去冗长而色彩鲜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名称，直接称为“中央通讯社”，显示其服务范围既远且大；

二，当时中央社电讯仍依赖于交通部的有线电报，消息传递颇不灵活，应当自设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以新闻为本位，自设无线电新闻专业电台，

三，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能有独立处理新闻的自由。⑸

还有人称，萧并提出了“用人行政，社长有自由决定之权，不受干预。”⑹

萧同兹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其主旨十分鲜明，即虽然在组织体系上仍附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无论在编务方针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上，中央社都不应该仅为国民党一党私有，而要建立一个正规的现代化的国家通讯社。恰如一新闻史研究者指出的：“这个不为一党私有的宗旨，符合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格言，乃中央社后来成功的主要原因。”⑺

萧同兹敢于当面提出如此“大胆”、甚至有“僣越”之虞的“三项原则”，而蒋又能够当即一一应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是旁人难以想象的。然而，这样的事又确实发生了。

有了国民党中央和蒋氏的全力支持，萧同兹便按他的既定原则开始了中央社历史上空前的改造与建设。

这年5月1日，与萧上任的同时，中央社从位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搬了出来，迁入了新街口洪武路一条不起眼的弄堂--寿康里，并公开挂出了“中央通讯社总社”的招牌。就在这条小弄堂一号到三号的三栋二层楼的普通房子里，开始了被同仁称之为“寿康里时代”的中央社新纪元，也昭示了萧氏所追求的“在不违背国法和党纪的原则之下”新闻报道的自由性、独立性、超然性。

为了弥补自身对新闻事业了解不多的缺憾，萧同兹接任后不久，便南下上海、北上北平、天津，到这些当时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地区遍访新闻界知名人士，广泛征询他们对中央社业务和经营方针的意见。这一虚心态度立即赢得了当时新闻界的普遍好感，认为萧一开始即是站在新闻界的立场，考虑新闻界的需求，来设计中央社业务，因此十分乐意地为之提供意见与建议。这次旅行也坚定了萧同兹办好中央社的决心，明确了办社方向，还建立了与新闻界重要人士的友谊，可谓一举数得。

在萧同兹的心目中，国家通讯社至少应具四大功能：遍及全国的新闻采访网络；遍布世界各地重要国家与地区的记者网络；与世界级通讯社订立新闻交换合约；自有的电台通讯网络。而他接手时的中央社仅仅只有20多名员工，少量的经费；播发新闻仍依赖于交通部下属电信部门代为传递，且被其列为“四等电”，敬忝末座。这些情形与他的四大目标相距甚远。但萧并未气馁，而是全力以赴，一一拓展心中蕴藏着的宏伟计划。

他首先致力于筹建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即他执掌中央社后提出的“全国七大都市电讯网计划”。学工程出身的他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作为现代国家通讯社，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无线电新闻通讯专用电台，才能改变仰赖他人的情形。这不仅可以减轻电信部门的负担，更可以及时、准确地沟通总社与分社、中央社与各报社、电台等媒体之间的联络，传递新闻资讯。在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这一宏大的计划，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香港、西安设立专用电台，并预定一年之内完成。这一近乎不可为之事，竟然被他如期完成。

起初，中央社连一部发报机也没有，尽管获得了管理电台设立事宜的交通部电政司的批准，仍然无法展开工作。在萧同兹的授意下，中央社派员与当时已在南京、上海设有收发报机的路透社交涉，表达了新任萧社长收回外国通讯社在华发稿权的决心，届时路透社将不可能再在中国境内自行设台收发电讯。同时承诺，在中央社电台建立之后，将代路透社发送全部文稿。路透社远东区总经理张士乐（C．J．Chanceller）稍作考虑后立即予以同意，并表示愿意给予充分合作。这年6月，路透社在这两地的电台设备及相关技术人员全部移交中央社，总社和上海分社的电台由此顺利建立。应了“不打不相识”这句老话，这位在华前后旅居了20年的张士乐先生与萧同兹从此结下了友谊，并目睹了中央社的变化。此人后来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路透社总经理，与萧有了更深入的合作和交往。

专用电讯网的设立成为中央社发展的生命线。七大都市电台在一年内相继预期设立，中央社的报道常常成为这些大都市大小报纸的头条，使萧同兹信心大增，确认中央社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他立即开始推进他的第二步扩张计划，将中央社的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方报纸。

还在办理中央社交接工作的时候，他就提出，我们的任务，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首都发生的事在“同一天”传送到全国各地。而当时的情形是，南京发生的事一个星期后才在广州报纸刊载，两个星期后才在重庆报纸刊载。他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立即补救。因此，在大都市电讯网设立之后，萧同兹立即着手布置全国通讯网的建立。而这种布置与蒋介石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和为准备对日抗战而作的战略准备相适应，因而得到了中枢的大力支持。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到抗战爆发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中央社在原有的北平、武汉两个分社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八个分社；在原有的杭州、徐州、济南、开封、镇江、牯岭等通讯员办事处的基础上，又新设立了福州、昆明、张家口、西宁、安庆、兰州、归绥（今呼和浩特）、洛阳、榆林、厦门、长沙、清江浦、保定、郑州、太原、蚌埠、康定、绥德、青岛等地的通讯员办事处。这样，中央社的国内分支机构已有了35处，除拉萨外，已遍及各个省区。

在萧上任后的第二个月，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6月，中央社第一次开通了“甲种广播”（CAP），每天下午一时到午夜一时，日发1万到1万2千字的新闻资讯，免费供应各地报纸。中央社播发的新闻籍着无线电波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只要设置了一台收报机，按照规定的时间、波长、呼号，就可以接收这些新闻。不久，中央社又先后开播了专供小型报纸使用的“乙种广播”（CBP），专供国内英文报纸的英文广播（CSP），以及专供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四个分社接收的专电广播（CNG）。

这一切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有着革命性的作用。过去因消息短缺、或对外国通讯社垄断新闻源不满而不能办报的有识之士，在此之后运用中央社源源不断的新闻供应，纷纷办起了报纸。据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内报纸约为630家，到抗战爆发前夕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已达1030家，几乎翻了一番。中央社全国通讯网的建立应为这一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胡适曾在他于中央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致词说：“有了中央社的电讯广播，我的故乡安徽省绩溪县也办了报，使全县人民在当天早晨，也可以看到和上海、南京报纸上刊登的同样新闻。有了中央社，才使各地报纸改换了新面目，这是中央社最大的成就。”⑻这是他对中央社的赞扬，当然也是对此时执掌中央社的萧同兹的肯定。到此时，中央社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家通讯社已初具规模。

萧同兹扩张计划的另一个方向是向外国通讯社收回在中国的发稿权，这同样是建立国家通讯社的必需。这项工作并非是从萧同兹开始的，却是在他手里完成的。在他接任之前，从1931年10月开始，中央社先后与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俄国塔斯社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宣布收回中文稿的发稿权。但是，当时的中央社并无能力代替这些外国通讯社去采写国内新闻以传播并交换，亦无能力将与它们交换来的外文电讯译成中文并向国内报社发稿，交换新闻仍是一纸空文。因此，此时的收回外国通讯社发稿权仅具法理上的意义，仅仅表明中央社拥有了这样的权利而已。虽是如此，在接手中央社的萧同兹看来，这正是推动其业务进一步拓展的极好动力。在国内通讯网初具规模之后，中央社已完全具备了取代那些外国通讯社的能力，真正收回了国内新闻的采访、发稿权，成为国内各地报纸新闻的主要提供者，并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新闻的目标。随后，萧同兹他又立即布置，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首先在天津分社试编英文稿件。在获得成功后，于一年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11日正式在总社设立了英文编辑部，不久又在上海、北平、香港三分社分别设立了英文部。这样，中央社开始了向外国各大通讯社和国内英文报纸直接提供英文稿件，不只实现了与外国通讯社交换英文稿的又一目标，亦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对国内外文报纸的新闻垄断。

至此，萧同兹仍未停止他的扩张步伐。他进一步指示“要在世界每个重要都市派驻特派员”。此项工作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新闻界名流戈振公被派作政府代表参加日内瓦国际新闻会议代表时兼任中央社特派员肇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聘请陈博生出任驻东京特派员筹建东京分社，已见规模。到抗战前夕，中央社已在境外的香港、东京、日内瓦、新德里分别设立了分社或办事处，开始将触角伸向了世界。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才的延揽，萧同兹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留下了诸多佳话。

既然那么看重建立通讯网对中央社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萧同兹对通讯人才的钟爱自不言而喻。高仲芹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电台的总干事，精通无线电业务，是当时公认的电讯专家。萧在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门去请高仲芹当顾问，主持中央社新闻专业电台的建立工作。代表中央社去与交通部接洽商谈电台设立事务、与路透社洽谈接收电台事宜的，都是这位电讯专家。此后，高更是为萧同兹延请，调到中央社工作，担任了首任电务组主任。在萧同兹的支持和信任下，高仲芹不只一肩挑起了建立中央社电讯系统的重任，还先后多次到欧洲、美国考察，发明了“高氏中文电报机”，改革了以数字代表中文的电码。高仲芹还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两年里，完成了萧同兹交付的“战时通讯计划”，在湖南的长沙、四川的重庆和贵州的贵阳三地设立了大型发报机，一旦发生中日之战，沿海无法据守，中央社的新闻传播仍可继续。他并为中央社配置了数十台移动收发报机，以备记者进行战时报道之用。高仲芹被称为中央社萧同兹时代的“开国元勋”。

中央社首任英文部主任任玲逊原是《北平英文时事日报》（PeipingChronicle）的编辑。萧同兹听说此君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不只精通英文，还是不可多得的新闻专业人才。为了实现设立英文部，拓展中央社业务的长远设想，他为此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天专程北上，通过担任在该报任总经理的老友张明炜，约见了任玲逊，与这个才26岁的晚辈侃侃而谈中央社的发展规划，亲邀他承担筹组中央社英文部的重任。任玲逊为这位身居高位、却礼贤下士的社长深深感动，当即应允到中央社工作。他还积极建议将建立英文部的第一步工作分作两小步，即首先在天津分社试用英文发稿，以打开局面。这便是前述中央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首度在天津分社编发英文稿件并获得成功，随后于一年后在南京总社组建英文部的由来。这一切均由任玲逊主持完成。萧同兹在接手中央社时得到了选用专业人员的全权。他也将同样的权力和信任赋予了任玲逊。此后，任玲逊在中央社任职将近30年，成为中央社开拓海外事业的骨干。他不仅将萧同兹看作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物，更称其为“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可以找到一位比萧先生更富于同情心、更体恤和更肯帮忙的主管”⑼。

在萧同兹的主持下，经过短短五年多的经营，到抗战爆发前夕，中央社已经脱胎换骨，国家通讯社的雏形已经初现。萧同兹的努力不啻使中央社得到了重生。因此，在中央社内外，许多人都尊崇地将“萧三爷”称为“中央社先生”，意为中央社与萧氏二而一，无萧氏，亦无中央社的成就。当然，“萧三爷”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亦是其对百年中国新闻事业的一大贡献。正是经他之手，掀开了中国现代通讯事业的新篇章。

客观地说，中央社的发展以及国家通讯社地位的取得，也是与这一时期国民党不断加强新闻管制密不可分的。正是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循着孙中山提出的由“军政”到“训政”的治国方略，开始了“以党训政”的所谓“训政时期”，认为“唯有党能代表全国人民负建国之大任”，因而日益加强“以党治国”。相应地，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国民党在其“训政纲领”中提出：“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⑽依此，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开始，国民政府逐渐出台了许多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年12月制定发布了《出版法》，对于出版物提出了申请登记和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尚属注册登记制。但随后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宣称：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宣传品”；批评国民党便是“危害民国”；对其统治不满则是“反动”；涉及上述内容的文稿一律禁止出版。之后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逐步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使得国民党握有的新闻检查权力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社新闻的传播与使用打开了畅行无阻的管道。因为，使用中央社新闻稿不仅为国民党主管当局所提倡与鼓励，亦为当时新闻界人士唯求自保的最佳途径。

当然，国民党所编织的这一管制舆论的“天网”尚有疏漏之处。有统计数字表明，同一时期，不只是中央通讯社经历着脱胎换骨的蜕变，各类民营通讯社也在蓬勃发展。以上海为例。在这个时期里，上海民营通讯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呈现一片兴旺。据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一份统计，当时上海通讯社共有12家；而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另一份统计，上海通讯社已发展到32家，未向政府登记注册的尚未包括在内⑾。其中较具规模的除前述张竹平主政的申时电讯社外，尚有严谔声主政的新声通讯杜，吴中一主政的大中通讯社等。这些民营通讯社尤其是因发出了民间抗日声音而在新闻界和民众中颇有影响。

因此，更为完整的解说似乎应该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闻通讯业发生了革命性的质的飞跃。这既得益于萧同兹主政的中央社的成就，亦得益于民营通讯事业从未有过、此后再也未曾有过的兴旺。萧同兹对中国现代通讯业的贡献历历在目，而众多有志人士的奉献也功不可没。

富有传奇色彩的工运领袖

在萧同兹的早年生涯中尚有另一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值得一记，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他不懂新闻却能在新闻事业上颇有建树的缘由。

萧氏出生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即公历1895年11月4日。这年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中日马关条约签于此年4月，日军随即于5月5日进占台湾，开始了其对台湾长达50年的割据。同是此年，孙中山在陆皓东协助下设立兴中会总机关于香港；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城纠集千余举子发起“公车上书”，请求改革朝政，中国政局由此而风云激荡。而当年萧氏所生长的湖南，更是中国一方颇为不凡之地。李锐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中曾这样描述过当年的湖南：“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同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常才、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用学风，影响至大。湖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影响也极大。”“上个世纪（指十九世纪--引者注）七十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⑿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因此而理所当然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全国诸省之中，率先响应武昌起义以及二次革命讨袁的，均是湖南。

生于此时、长于兹地的萧同兹不能不受到时代大潮的震荡。虽然他出生在偏于一隅的衡阳常宁，且是尚距常宁县城10余华里的小村子蓝江，却是村里最早出走而上“洋学堂”的第一人。他先是于13岁时到时为衡州府治的衡阳就读衡郡联合中学，四年后的民国元年（1912年）又考上了省立甲等工业学校，来到了风云际会的省城长沙。他与当年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早已不安心于读书，而是暗中参与了革命活动。关于萧同兹加入国民党的时间，大陆仅有的几份简短人物介绍资料中说法不一，有称是“1921年拜访孙中山后加入国民党的”⒀，也有称是“1924年加入国民党”的⒁。据长期追随萧氏的中央社记者冯志翔在他撰写的《萧同兹传》中披露，萧本人于1955年填写的履历表中称，他是民国三年（1914年）在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覃振和袁海鹏。细算下来，此时的萧同兹尚在省立甲等工业学校读书。这一年夏天，他刚从预科毕业，升入本科。覃振是萧氏大同乡，湖南桃源人氏。他早在光绪年间就经宋教仁介绍参加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后又参加了同盟会的成立大会，称得上是同盟会元老级人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时，覃振均效力左右，成为其得力干部。覃振曾多次潜回家乡湖南，策动反清、讨袁以及反对相继祸湘之北军汤芗铭、张敬尧的斗争。大约正是在此期间，萧同兹接受覃的影响，加入了当时的革命党--国民党。

更值得一提的是，萧同兹与他的甲工同班同学黄爱、同期同学庞人铨等一起，于民国九年（1920年）11月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湖南劳工会，为“维护劳工利益”、“促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尊严”三大任务而斗争。萧任劳工会俱乐部主任。湖南并非工业发达之地，但此时亦已有了诸如纱厂、电灯厂、造币厂、冶炼厂、兵工厂等企业。萧氏诸人毕业于工业学校，多在工厂工作，深知工人疾苦。毕业后，黄爱曾赴天津继续求学，并参加了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聆听过李大钊的演讲，又“读了《新青年》上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后，决心放弃学业，到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的”⒂。他们将救国的一腔热血都倾注在了劳工会上，短短半年之内便将长沙产业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并组织了数次有声有色的罢工、游行斗争。“该会出版之《劳工周刊》堪称为中国劳工界之权威”⒃仅仅一年多后，黄、庞二人因组织长沙第一纱厂工人罢工而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1月遭到军阀赵恒惕的杀害，成为中国工运史上最早牺牲的烈士。而萧同兹虽幸免于难，却由此走上了劳工运动之路，成了20年代国民党方面领导劳工运动的知名领袖之一。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参与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组织工作。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来到当时劳工运动的中心上海，任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职工同志会总干事，参与促成了上海工团联合会，参加了著名的“五卅运动”。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后，萧同兹又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劳工部组织科科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委员、国民政府劳工局处长。

细心读者不难发现，萧同兹的这一经历与毛泽东早期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几乎重合。他们本是同时代人物，而且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从乡村来到省城，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接受了诸多进步思潮的冲击。尽管他们的最终信仰不同，但当时反帝反军阀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并几乎同时在长沙从事着工人运动。因此，他们在湖南时期就有所往来是毫不奇怪的。毛曾在湖南劳工会主办的《劳工周刊》周年纪念刊上发表过题为《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贡献”了三点希望：组织劳动组合的目的在于“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而不能依行会式组织；“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⒄萧同兹的甲工同学兼劳工会同事黄爱和庞人铨同为毛泽东的战友。据称，黄、庞二位当时还参加了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黄、庞二人被军阀赵恒惕惨杀之后，国、共两党同声哀悼，两家官方史书中至今均记载为烈士，实属罕见。另据萧自称，他和毛“曾经是拜把的兄弟”⒅。而据大陆资料记载，此时的萧也曾参加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因不同意将湖南劳工会统一于毛泽东筹组的湖南工团联合会，“遂自动脱离社会主义青年团”⒆。但此事在台湾出版的相关资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正因为萧、毛间有如此交往，后来引出了如下一段故事：

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毛泽东被时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赵恒锡密令派兵捉拿。他得此消息，从家乡韶山逃出，并急欲离开长沙，却苦于没有盘缠。不得已，他向萧同兹求助。此时的萧也并不宽裕，却立即将自己唯一的一件皮袄送往当铺，换成银圆30块，才助毛得以星夜出走。据说此年冬天，萧是瑟瑟而过。20年后的重庆谈判期间，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一次酒会上与萧再度相遇。尽管双方身份早已迥异，据说毛仍不忘旧谊，执意要与萧干一杯。在场的周恩来提出，毛先生不能喝酒，要代毛干杯。毛却意味深长地拒绝了，一饮而尽。过几日，在覃振所设的酒会上，毛又主动对萧说：我们兄弟是“古城相会”。并说，我借你的钱还没有还呢！⒇

李敖曾在凤凰卫视为他开设的“李敖有话说”的专栏中称，1949年萧同兹被从中央社社长位置上撤下，就是因为蒋介石“怀疑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加上萧同兹在大陆易手后有一段时间滞留香港，没有马上到台湾去，加深了蒋对他的怀疑（21）。关于此事，因当事者均已作古，无法考证。但从相关事实来看，萧毛交情囿于党争，仅止于此。其实早在二十年代，萧同兹已是坚定的国民党员了，在工人运动的主导上常与共产党发生正面摩擦。而基于做人原则，这些并不妨碍萧在紧要关头对毛的友情支援。

还有一例亦可以证实萧之品性。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4月，陪都重庆各报馆、各通讯社应四川省主席张群、省建设厅长胡子昂之邀，组织新闻界参观团赴成都，参观四川省建设厅组织的物产竞赛会。萧同兹作为中央社社长，此时兼任中国新闻学会会长，因而亲任团长，并当面邀请中共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派员参加。于是，《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记者陆诒随团同行。参观团所乘之车经重庆到成都的必经之地青木关时，被执勤的宪兵拦了下来。本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不料几番周折，直至萧亲自下车交涉乃无放行可能。凭着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事态何以严重至此？后来才知道，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曾有规定，《新华日报》工作人员不能“擅离”重庆，南不过海棠溪，北不过青木关。各处均有军警把守。因此，把关的宪兵提出，只要《新华日报》两位先生不走，参观团即可放行。这一规定竟然连萧也不知。为顾全大局，潘梓年当即表示，愿意放弃此行，返回重庆，不使同仁受阻。但此时萧同兹却说出了另一番话：这次赴成都参观是新闻界一次公开的集体行动，中央社为此已发了消息，有的报纸已登了新闻。而且此事经过中宣部讨论、同意的。要走就一起走，要回就一起回，我们不能让《新华日报》两位同业先回重庆。他们要扣留，那就把我们一起扣下好了！下午，由我再打电话向中宣部请示，同时也向四川省政府报告。那天下午，萧与参观团总干事、《新民晚报》总经理陈铭德一起打了不少电话，直到晚上仍无音讯。当晚，由萧同兹安排，大家一起在青木关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住下。萧并宣布：如果到明早仍无结果，我们一起原车返回！第二天，参观团终被放行，成都之行得以圆满完成。后来大家得知，还是张群出面向蒋介石待从室打了招呼，特务机关才通融不阻。随行的老记者陆诒对此事念念不忘，40年后中还将此记录在了他的回忆文章里（22）。

萧同兹虽长期身居国民党要职，却仍然维持着正直、宽厚、无私、平和之品性，实属不易。这既与他出自草根，早年从事劳工运动，难忘底层民众疾苦有关，亦与他一贯地注意汲取思想精华，注重修身养性相涉。

在他的晚年，他仍一如既往地赞叹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的“文章报国心愿”，赞叹张季鸾、胡政之创办《大公报》时创立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原则。还在台湾“威权时期”的1959年，他在政治大学演讲《新闻事业、新闻记者与新闻教育》时，曾详尽地向青年学生们介绍梁任公的办报故事，逐字逐句地解释张、胡的“四不主义”，让这些前辈思想光辉得以薪火相传。

他还曾在新闻专业杂志上撰文，介绍二战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退而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推行“公民教育计划”和“人类潜力研究计划”的故事，赞扬艾帅提倡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替国家制造出色的公民”，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学校与报纸是整个教育的两面，“负有社会教育责任的新闻记者，无疑是国家培养出色的公民”这一新闻理念。

这一切似乎可以解释萧同兹对中国新闻事业作出如许贡献的缘由，也是至今仍为后人深为仰慕、钦敬之处。他周围的人士都说，“萧三爷”退休后比在位时更显荣耀，受到众月捧星似的尊崇，大概不是虚言。

然而，场面上的热闹并不能抚平心头的思绪。六十年代初，萧同兹请了一位教授每周末到家聊天，天南海北地神聊，其中尤其常常聊起大陆的风土人情。有一天，他忍不住嘱托那位教授请人治章一方，上刻四个篆字：“蓝江童子”。刻章、赏章时其内心的纷纷扰扰，或许旁人无从猜度。

萧同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活要活得好，死要死得快。短短十个字，意味无穷，表达的是他达观的人生观。1973年11月11日晚他逝世时，从发病到离世，仅仅不足半小时，果如其愿。

成为中共烈士的萧家四弟

萧同兹有位四弟萧石月。在前述中央社资深同仁冯志翔所著《萧同兹传》中对这位萧家四弟的记载甚略，细数起来仅不足百字。其实，这位萧石月却与萧同兹、萧孟能父子有着甚于兄弟、叔侄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萧同兹的长公子萧孟能出生仅9月，其母即不幸病亡。其时，萧同兹正热衷于湖南工人运动，无暇顾及幼子，只得托付其弟媳阳氏照看。为何托付的是其弟媳而不是其弟呢？原来此时的萧石月也正抛家离舍，投身革命。其弟媳亦独守空房，且尚无子嗣，聊以抚养侄儿孟能而略慰孤寂。石月逝世后，萧孟能即正式过继。也正因此，在《萧氏宗谱》中，萧同兹名下的孟能是记为“出抚”，而萧石月名下的孟能则记为“抚子”。萧孟能曾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国民党高官，一个是中共烈士，即由此而来。

萧石月是如何成为中共烈士的呢？说来也有段传奇般的故事。

萧石月本名连祜，石月乃其号。他与本名连昌的萧同兹是一母同胞，同为其父萧越民续弦夫人袁氏所生。初时他也曾在家乡私塾求读，却与其三兄志向迥异，对四书五经了无兴趣，不久即被其父贬到田垅种地。据中共常宁县委党史办修定的《萧石月烈士传略》所载，萧石月少年时即在朦胧中想着寻求救国拯民之路。民国六年（1917年）春，其父嘱其到长沙为正在甲工求学的三兄萧同兹送钱，不料，他却乘机远走武汉，考入了湖北水警教练队，企图学得军事知识，以投身救国救民之行。然而，水警队的两年学兵生活让这位本意寻找新道路的青年人大失所望。他最终愤而离开，于民国九年（1920年）冬来到了长沙。此时的长沙早已是风起云涌之地。萧同兹正与甲工同学黄爱、庞人铨等开拓工人运动，创办湖南劳工会。萧石月便追随其兄，也参与了劳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萧同兹还推荐他的这位老弟到劳工会活动的主要基地--第一纱厂成包车间当工人。萧石月后来成为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便是从此开端。在此前后，萧石月经常与同乡萧韶一起到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的文化书社看进步书籍，到李达主持的自修大学听讲演。他还因此结识了李隆郅（李立三）、萧劲光、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等人，逐渐走上了与其三兄不一样的道路。民国十年（1921年）8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与邹觉悟、李佳竹等成为第一纱厂工人运动领导骨干。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开展活动的毛在这年底又亲自发展他入了党组织，成为湖南产业工人中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从此，他与他的同胞兄长萧同兹便身处国共两个阵营。幸而此时两党尚属结盟状态，兄弟尚不致敌对厮杀。

入党后的萧石月更是努力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继续从事工人运动。民国十二年（1923年）4月，他当选为第一纺纱厂工人俱乐部干事长。同年秋，又同时兼任第一纺纱厂中共党支部和青年团的两个支部书记。为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他和其他党员一起组织工人与资本家进行了反对无理裁减工人，要求加薪等一系列斗争，并与毛泽东、郭亮等在省会长沙组织许多工运活动，成为长沙地区较著名的工运领导人。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萧石月被中共湘区委员会派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半年回国后，他被补选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随即，又被派到新化锡矿山从事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不久，他担任了中共锡矿山特别支部书记。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领导成立新化锡矿山工会，有力推动了这一带工人运动。8月，萧石月担任湖南省工会驻新化特派员，迅速将工会会员发展到两万人。同时，指导矿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薪和改善工作条件等12项要求。发动工人群众取缔假工会--“新化县工会筹备处”及其武装组织--“拳头团”。12月，用计收缴了商团和安集乡保安团枪支，组织了一支拥有一百多支长枪的锡矿山工人纠察队。

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萧石月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他首次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此届中央监委正式委员七人，分别是：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三人，分别是：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由王荷波任书记。萧石月在湖南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党内的地位也在逐渐提升，因而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留有深刻印象。在他们撰写的一些的回忆录中常常会提及萧石月。如李维汉在他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回忆中就忆及了在湖南进行工人运动的萧石月。他说：“我1923年春季开始在湘区工作委员会工作每周或每两周，萧石月同志一定过河来汇报工作。……那时他是纱厂支部书记。后来间或是他同邹觉悟、李佳竹同志一起来。因为党员增多，已经成立了支部干事会。萧为书记，邹、李为干事。在一年左右的接触中，我认识到石月同志是一个忠诚、沉着、朴素、熟悉群众、了解厂情、同事胸中有数、勇敢有为的青年党员。”（23）

然而，萧石月最终被害于国民党之手。那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国共分裂后的第二年，长沙发生了许克祥等部发动兵变的“马日事变”，宣布脱离仍称“左派”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拥戴已经实行“清党”的蒋介石。仓促间，当时的省总工会发布了“将各县工农武装集中起来向长沙进取”的命令。萧石月等随即奉命率锡矿山工人纠察队开往湘潭，意欲配合各路农军围攻长沙。不料，在5月28日中午取道安化蓝田前去湘潭途经牛角石晏家冲时，突遭伏击。激战中，萧石月等寡不敌众，终致牺牲。

关于萧石月的确切死因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其中一说是兵败自戕。《萧氏宗谱》即作如此记载。中共常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所作《萧石月烈士传略》经多方考证后亦采此种说法。虽说这一说法最为接近事实，却直接影响到了1949年后对萧石月的评价。毕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共产党员自尽几等于自绝于党和革命事业。此事加上其兄萧同兹为“国民党大官”的负面影响，萧石月的追认“革命烈士”已是八十年代的事了，而且这还是在当年并肩战斗的李维汉、张维桢、萧韶等人的多次催促下才得以实现的。其实，强敌面前，是被敌弹射杀，还是拔枪自尽，均属不屈之英勇行为，无碍是非。如此周折，正好折射出一个时期里对历史评说的偏见。

阳氏终因不堪穷困，且因萧石月评价问题长期未得解决，无法获取相应抚恤，不得不在守寡24年之后，于1952年改适他人。待萧石月烈士身份明确时，阳氏早已不在人世了！

前述《萧石月烈士传略》在其结尾说道：“萧石月同志英勇牺牲以后，遗体为一个不知名的打柴人收殓安葬，但墓地无处查考。而今，无亲无嗣，家产也早已荡然无存。解放后，连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也无人承接。当场群众无限感慨地说：萧石月为国为民，人亡家破，香火断绝，真堪称人世间的无私楷模啊！”其实此说并不尽然。至少萧孟能与其家人始终不会忘却这两位继父母、尤其是那位继母阳氏的抚育之恩。

“不按牌理出牌”的萧公子

萧孟能是萧同兹的长公子，生于民国九年（1920年）。如前所述，其母吴氏系萧同兹的原配夫人，于小孟能出生9个月时即遭病殁。此时的萧同兹正如一愤青般追随其甲工同学黄爱、庞人铨等在开创湖南工人运动，远无此后任国民党高官时的风光可言。而此时的国民党国民革命事业亦尚属草创时期。可以说，作为萧氏长公子的孟能出生之日，无论于家于国，均可谓忧患之时。因之，他不得不长期寄宿于四叔名下，在偏僻而平静的常宁乡下、蓝江之畔萧家村度过了他的童年。直至其九岁时，方得从家乡来到父亲身边，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开始读书生涯。上高中时，恰逢抗日烽火燃起，萧孟能不得不避祸香港，就读那里的岭南中学，终于完成中学学业。他后来考入成都华西霸大学，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十分可惜，萧孟能生前未及写下自传，至少到目前为止，亦无人为其作传。因此，关于萧孟能的生平远不如其父萧三爷那么清晰。只是在他为自己的一本文集《出版原野的开拓》一书所写的“代序”中十分简略地述及了一些少年故事。而这些文字亦是围绕他是如何走上出版之路展开的。他称：“我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就受抗战前后出版界的影响，养成了一个留意文化出版状况的兴趣和习惯，并且喜欢将当时读的书，写成笔记。这种笔记，从初中三年级时候开始，直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种，大部分都是中外名著，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见闻。”他又说：“这些深刻印象的得来，家庭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这一点上，我要深切感激我的父亲。他在我这44年的生命中，所给我的指导和启发，身教和言教，已经数不胜数。我在文化出版界的志愿的渊源，实在大多得力于他的启示和诱掖。”他还说道：“当我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于民国三十七年回到家乡湖南常宁去筹办中学--培仁中学，更感到青年需要现代化的知识和书籍。而在每一个中学图书馆中，我又迫切感到文化出版界该有计划的供应它们新的出版品。并且陆续供应，加以配合。”（24）

在上述短短的引文中，已经可以明晰地看到，促使萧孟能走上文化出版之路，有三大缘由：

其一，是他自少年时期起即广涉中外名著，并且读得比作任何人都要精细--只要想一想，读完每本书都要详作笔记，是下了何等的功夫！而且在从初中三年级、亦即大约16岁时起，到写此代序时44岁间几近30年的光阴中坚持不懈，积累的笔记已达1000多种，其情其趣大概已不能用常人所说的爱好二字来形容，而已经有点“痴”的味道了。令萧孟能记忆犹新的有当年的许多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汉译世界名著，百科小丛书，史地小丛书，文学研究会丛书，开明青年丛书，文化生活丛刊，良友文库，良友文学丛书，晨光文学丛刊，文学新刊，文艺丛书，……正是出于这一“痴迷”心态，促使萧孟能静下心来，作些中外名著的介绍、普及工作。其中更使他心心念念的是出版更好更多的丛书。或许此时已经有了后来“文星丛刊”的萌芽吧。

其二，是其父萧同兹的身教与言教。萧孟能没能稍稍详细地介绍一二其父对他的教诲与诱掖故事，很是遗憾。但人们不难想象，作为一个从偏僻乡村走出、凭着个人奋斗而身居如此要职的新闻界人物，对其子女能不会从这方面给以关照和提示么？按其宗谱，萧三爷前后有三房夫人，共育有三子一女。除长子孟能外，其次子从事建筑，三子从业新闻，立身文化事业者三有其二，足见乃父对其子女成长影响之大。萧孟能因此而对父亲感激不尽亦绝非空言。

其三，则是萧孟能自己的亲身实践。他特别提及大学毕业后重返家乡办学时的一段经历。据说，萧公子选择在大学毕业后立即返回家乡办学，是因为他本打算以办教育为终生职志的。他曾说：在大城市多一个少一个大学毕业生无所谓，但在乡下多一个大学生则意义重大。因此，尽管路途遥远艰险，他仍携带了大大小小上百箱的书籍、仪器回乡办学。因行李繁多，且身为高官子弟，旁人误以为皆是金银财宝，差点引起土匪觊觎而遭抢劫。但是，在为学校充实图书馆的规划过程中，萧孟能深感中学图书馆藏书缺乏的窘境，以及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滞后，因而立志要为改变此种局面而努力。

正是出自上述种种考量，在刚刚撤退到台湾后不久的1952年，他与金陵大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他第一位夫人的朱婉坚一起，在台北市的衡阳街口办起了“少年时代梦想的一家书店的雏形书店”，这就是后来蜚声台湾的文星书店。大约5年后，萧孟能又创办了有着同样名字的一本杂志--《文星》，同样地蜚声台湾。萧孟能正是以此店此刊成就了他作为出版家的声望。

李敖曾放言：“萧孟能的历史，事实上也是我的历史，因为萧孟能在文星的这段时间，是被李敖推出在第一线，被李敖塑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去以前，虽然书店办了10年，杂志办了近5年，可是书店是个烂书店，杂志是默默无闻的杂志，直到我出现了一切才改观，一个新的萧孟能才出现。”（25）其实，只要是对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只会对此言嗤之以鼻。因为，这话说得实在太离谱了！

从1952年4月1日开张，到1968年同月同日停止营业，文星书店的历史延续了整整16年。而《文星》杂志的寿命则要短得多，从1957年11月5日首期创刊，到1965年12月25日第98期胎死腹中，仅仅维持了刚刚8年。无论书店还是杂志，由于李敖的介入，其历史大概都可分为前后两段。

萧孟能在创设文星书店时，曾将书店定义为“专售西文书籍，经销外国杂志”；后又更其明确为“西文书刊总库，各国语文教材”，十分鲜明地将发售与传播西洋出版品为其主旨。在萧孟能成名之后的1964年12月，台湾电视公司曾在其《电视周刊》上发了一篇小文，题为《访问萧孟能》。其中称赞萧氏主持的文星出版社“有计划和魄力的做着文化拓荒工作，不能不使人佩服”。（26）据萧孟能自己说，“文化拓荒”一语最使他心动。他说：“这实在是我个人的一点基本愿望，这个愿望使我在出版原野里做一名垦荒的农人，使我跟我的太太一同坚守这12年来的工作园地”。（27）以西方文化之养料，拓展台湾文化之荒漠，这便是萧创设文星书店时的全部愿景。

在创办《文星》杂志时，萧孟能更是打出了“不安牌理出牌”的口号，意欲在出版界奇兵突起，先声夺人。他后来在《“文星”五岁了！》的纪念文章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叙述了当年创办《文星》杂志时的抱负：“《新民丛刊》不按牌理，可是它为中国革命刷新了颜色；《新青年》不按牌理，可是它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浪花；《新月》不按牌理，可是它为中国文坛引进了高潮，”他又介绍了“文星”二字的来由，即摘用自杜甫《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的诗“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并引申其义说：“我们希望：‘北风’使人清醒；‘爽气’教人畅快；在‘北风’与‘爽气’齐来的日子里，‘南斗’避开了，让‘文星’来响导一代文运的星宿！”（28）从这些跳动着的文字中，人们不难体验当时萧孟能那满怀的豪情：他欲以一向敬佩的五四时期在中国文坛掀起启蒙运动的先辈们为楷模，借助民主、自由、科学这些西方文化之精髓，在台湾的文化沙漠中开辟出一方新的沃土，“使中国文化来一次‘再启蒙运动’”。（29）

细溯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的前半段历史，不难看出萧孟能一以贯之的这些宗旨。具体而言，那就是，以大量出版各类西洋读物，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以此来教化民众，响导文坛。即便是“文星”的后半段历史，这些宗旨也并未因李敖的出现而更改，无非是采用了更为激进的“全盘西化”方式方法而已。

文星书店开始时专营进口国外的书籍与杂志，最早编辑出版的是儿童读物，大多是依据西方儿童读物编译而来。这类作品有：林良编译的《大象》，夏承楹（何凡）编译的《我和联合国》，夏太太林海音编译的《小鹿史白克》，等等。他将购进的大英百科全书陈列在书店的橱窗里，吸引了许多大学教授与学生驻足细看。只是他们那关注又不舍的目光让萧孟能明白，依当时台湾人普遍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知识界，几乎无人有能力购置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于是，他决定翻印这一百科全书。此后，萧孟能一发不可收，一口气翻印了近千种外文书籍。这也为他惹来了不少麻烦。先是美国书商向台湾政府施压，要求严惩文星书店的“盗版行为”，后来更是以盗版翻印为由将萧推上了法庭。但萧孟能却始终“理直气壮”。他认为，当时台湾尚未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因此并不违法；而翻印提供较低廉的西方文化书籍给知识分子，可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并无过错；而当年的美国在开国之初也是大量翻印欧洲书籍，并为此坚持不加入国际版权组织。既有此先例可援，他在法庭上便以此为自己辩护，两场官司竟然全部胜诉！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并赢得了一批高层次学者的认可之后，萧孟能开始了他自己的出版计划，编辑出版了一套又一套丛书。

《文星》杂志创刊时，在其“代发刊词”中亦明确申明：《文星》的性质是“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目的是为读者“启发智慧并供给知识”。主持杂志日常编务的夏承楹（何凡）、以及主持杂志各个栏目的林海音、陈立峰、余光中、胡汝森、张隆廷等人依此宗旨，力求在维持水准和赢得读者两者间求得平衡。杂志内容大致包括了人物评介，论述，人生修养，杂文，科学、动物知识，风土，体育，通讯，艺术，文学评论，散文，诗选，小说，画页，等等。而其中一以贯之的精髓则是萧孟能所提倡的西洋现代文明。有一点足以证明：《文星》的封面人物不是能吸引读者的歌星影星、达官贵人，亦非诸多社交名流，而是当时许多读者还不甚熟知的当代世界杰出人物。从第一期起，曾作为《文星》封面人物的有：文学家海明威，小说家毛姆，存在主义作家卡缪，哲学家罗素，诗人希梅耐兹，人道主义者史怀哲，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史学家汤因比，原子物理学家波尔，美术史家喜龙仁，政论家李普曼，医学家沙克，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萧孟能生前曾亲手制作了一个表格，将1965年底停刊前的98期杂志和1986年后短暂复刊的22期杂志共120位封面人物一一列出。其中除12位为中国杰出人物外，其余108位均是当代世界杰出人物，其领域遍及艺术、文学、科学、人文、经济、政治、体育等等，几乎当代世界为人所敬仰的重要人物都集中在了这份杂志里。看着这份沉甸甸的名单，真是一份蔚为大观的世界名人录！除具像封面外，萧孟能还邀约高手，精心为他们每人写了份小传，介绍其思想精髓和志趣，刊于文中，向读者推介，以达“启发智慧并供给知识”之主旨。

台湾知名诗人余光中曾在1963年在《文星》第73期上发文说：“在逐渐壮大的现代化运动之中，《文星》早就是一本最醒目最动听的刊物。”

台湾《文星》现象研究者陈正然在他的论文中说：“文星时期由于整个外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配合，第一阶段（即指李敖未介入之前--引者注）以文艺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运动的顺利、社会大众的声援，和文星本身主观的投注，终于汇聚成一股壮阔的文化思潮，‘使中国文化来一次”再启蒙运动“’。”（30）

而据萧孟能介绍，到《文星》第25期时，其发行量已是4000册；到了第四年，也就是40期前后，已经达到5000册。这在当时的台湾出版界已是不俗的表现了。而在李敖介入、掀起新一轮论战高潮之后，《文星》的发行量不过也仅仅冲高到7000册和10000册。（31）稍有出版经验的人们都知道，初创时的起步到一定量的稳定发行数最为不易。毕竟，要让读者认知一份新杂志并非易事。

这些事实和评论至少可以说明，在李敖来到“文星”之前，文星书店生意日隆，《文星》杂志亦已具有一定的品格与水准，在台湾知识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已经具有相当影响。并非李敖所称“书店是个烂书店，杂志是默默无闻的杂志”。

台湾另一位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林惺岳对《文星》杂志前后两个阶段的评说或许更为中肯。他在《台湾美术运动史》中提及《文星》杂志和萧孟能时曾说：“在前期，《文星》对时势及现实层面的触及，大致采取含蓄而迂回的姿态。许多用心良苦的文章，虽也掷地有声，但不‘震耳’。”“1961年以后，《文星》的内容转趋主动、积极与尖锐化，排出一连串、一系列切合实际而耸动视听的文章，对当前国内外的问题与积弊，重点出击，推荡出了青年与老年的问题、中西文化问题、文言与白话问题、性观念问题、艺术与色情问题、节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医学与医疗制度问题、法治问题、高等考试问题等等一波一波的言论高潮，冲击着社会各界难以计数的人心，把《文星》塑成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杂志。”（32）陈正然也曾作过类似的评说：“如果我们细究《文星》本身的发展，‘思想的’关注一直是《文星》的焦点。早在《文星》25期（1959年2月），《文星》踏入第三年时，便将编辑的方针和目标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成‘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这样改的目的是要‘加强思想的比重，使文星的性质表现得更为明朗’（《文星》25期1959年2月）。实际上，从六卷以后，《文星》学术论述的文章便大量增加，并且维持一定的比率，使《文星》在思想转化的诉求日趋明显。直到第九卷，中西文化论战开始，文化思想的转化终于成为文化运动的核心。”（33）

这些评论都正好印证了本文关于萧孟能创办《文星》杂志的宗旨并未因李敖的出现而有所更改，只是方式方法有所改变的评述。

萧孟能对于台湾乃至中国出版事业的独特贡献远不止《文星》杂志一种。借助《文星》的影响力，他的文星书店编印了各种丛刊、书库，既是了却他早已有之的文化传播夙愿，更是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萧孟能请出湖南大同乡、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请他领衔主编了《中国现代史料丛书》。萧在回顾这一浩大工程时说：“专辑近著搜寻亡帙的……实不多见”；“一方面以近人著作作为采辑对象，一方面以现代史料为影印蓝本”；“在一个书剑飘零的动乱时代，我们‘网罗散逸，孴拾丛残’，使那些早已绝版而幸有‘一二存者’的著作，重现于学术界，点燃旧日的火种，加添今后的光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34）这套丛书衔由文星书店出版了32册，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

萧孟能将其早就心仪的鸿篇巨制《古今图书集成》放到文星书店编印出版，着实是件功德无量之事。他在对于此书的介绍中称：“古今图书集成的价值，乃在于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字数有一万万四千四百万字，比三千八百万字的《大英百科全书》几乎要多四倍，而在体积上，几乎又多五倍。它正如L·翟理斯所谓的，是一部‘确属惊人的’‘中国百科全书’。因为它‘确属惊人’，所以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人，对重印它的计划都感到困难。这次文星版古今图书集成的筹印，也是在排除许多困难下努力完成的。”（35）萧孟能使用了最好的版本，选用了特制的纸张，并加编了索引。他自称这是“文星版古今图书集成最划时代的贡献”。

萧孟能在图书出版上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编印出版了“文星丛刊”。萧在谈及他的出版动机时说：“世界上出版事业发达的国家，都有一种图书版本，这种版本价钱便宜，携带和保存都方便，符合‘尽可能好的书，尽可能低的钱’（Thebestpossiblebooksattheiowestpossibleprice）一大原则。在这样的原则下，英国的‘企鹅’（Penguin），美国的‘前导’（Mentor），日本的‘岩波’都是最有名的例子。”“反观中国的出版界，我们不得不承认，以我们的经济能力和读书风气，更迫切需要这种普及性的图书版本。这种版本对推广文化传播思想，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36）于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史和出版史上均有着重要地位的“文星丛刊”诞生了。

按照萧孟能的规划，“文星丛刊”将分三期出版。第一期的出版重心是当代海内外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著作，使他们的思想、情感、见识传播于人间；第二期的出版重心是将近50年来中国所有的名著进行结集刊行，以使之传承不息；第三期的出版重心则是介绍世界名著，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科学书籍，而所选的必定是这种学术领域的权威作品。当时，台湾岛内书籍的销量十分低迷，每种书籍的印量一般不会超过2000册。萧孟能以当时台湾约有20万各界知识分子作为购书的对象，认为2000册只是其400分之一。他说，假如象“文星丛刊”那样较有水准的书籍销量都不能达到2000册的话，那么这个不读书的社会风气的责任应该由社会来负担。

萧孟能象抚养孩儿一样呵护着每一种“文星丛刊”的出版。他亲自选题，亲自出面并登门邀请作者，甚至会为作者送上他自己为之收集的资料，以助其写出更好的著作。正是这种超乎常人的细心、赤诚和善意，感动了许多作者，也因此而组织到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翻译家。他的最为脍炙人口的成就是历时37年、独自一人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中国此举的第一人，亦是奠定他地位的重要一举。而在他首次于193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莎翁8个剧本，到1967年8月完成莎翁全部戏剧作品共37部的翻译，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结集出版的漫长过程中，文星书店于1965年为他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背后蕴藏的正是萧孟能促成这一美事的功劳。此前，从抗战时期到五十年代末，梁公的翻译基本中止。萧孟能为使“文星丛刊”包容这位举世无双的杰出戏剧家，让中国读者早日接触莎翁的全部伟大作品，曾向梁提议继续完成莎翁全集的翻译，却未能得到梁的明确应允。有一次，萧无意中在街头书摊觅得一套古版莎氏全集，为其中的精美插图倾倒，当即高价购下。尔后，他携此古版全集亲自送到梁府，提供其作为中文版的插图，并再次敦请梁教授称：纪念莎翁最好的办法不是仅仅写篇纪念文章，而是译出其中文全集。梁为这位青年出版人所感动，当即决定将已经译好的20种莎翁剧本交由“文星”出版，且答应今后将其全集翻译完毕。这就是“文星丛刊”中梁实秋《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的由来，也促成梁终于完成了翻译莎翁全部作品的壮举。

由此，梁实秋与“文星”结下了不解之缘。收入“文星丛刊”的梁实秋著作还有《秋室杂文》（1963）、《文学因缘》（1964）、以及《浪漫的与古典的》（1965年）数种，几乎每一种都渗透着萧孟能精心组稿的心血。梁实秋曾在他为《浪漫的与古典的》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他是经过文星发行人萧孟能先生几番催促，终于把旧作整理一番，在原书基础上并入《文学的纪律》若干篇章，遂成此书的。

“文星丛刊”中曾出版了知名报人陶百川的两本书。陶说起萧为他出书也十分感慨。他说：“萧孟能先生确实很细心。以前我写的若干篇文稿，我连自己都已记忆不清了，但萧先生都剪贴保存送了给我过目。”

对于名人是这样，对于那些“无名小卒”、但只要认定作品确有水准，萧孟能一样地礼贤下士。

张菱舲当初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女记者。萧孟能却认为她的小说风格独特，并细读了她发表的每一篇小说。尔后亲自登门拜访，为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紫浪》。

现任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人的著名出版家隐地（柯青华）当年也还是位不满30岁的年青人，在文坛籍籍无名。萧孟能在其他杂志上看到了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同样爱才如命，登门拜访。因隐地恰好不在家，萧留下了自己的名片，约他到书店相谈。第一次面见心仪已久的大出版家，隐地还有点忐忑。萧不但坦言一定为他出书，还主动提出想出一套全部是青年人的作品，并约请他代为物色几位年青作者。后来这套包括隐地的《一千个世界》以及晓风，杨牧（叶珊），刘静娟，康芸薇，赵云，江玲，邵简，舒凡（梁光明）等其他八位青年作者的丛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且成为这些青年作者走上创作与出版之路的起点。20年后的1986年，当年协助萧孟能约稿、后来自己也做了出版人的隐地再次约请八位作者，与自己一起写下了当年为“文星丛刊”写作时的感受，并汇编成了《光阴的故事》，寓意为“逝去的光阴留下了难忘的故事，难忘的故事留住了逝去的光阴”。他在为该书写的“编后”中写道：“在出版《一千个世界》之前，其实我已自费出版过一本《伞上伞下》。然而能列入文星丛刊，在文星书店出版一本书，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代萧先生约稿，虽是一件义务工作，却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这颗预埋的火种，使我渐渐走上靠近出版的路，终而以出版事业为成为我的生命的标记。”（37）

在“文星”出版史上传为美谈的还有萧孟能资助作者冯作民写作《西洋全史》的故事。1961年，冯慕名将自己的《西洋全史》部分书稿投到了文星书店。萧孟能看后大加赞赏，称其“将死历史写活了”。他并不因为冯作民当时只是个业余作者而不予重视，而是立即与之签了为期10年的合同，并当即给付了5万元现金，让其到国外购买所需资料。冯作民十分感动，也给予热情回应，立即辞去了在《国语日报》编辑部长达十数年的稳定工作，为完成这一长篇巨著而专心写作。不料仅仅6年，文星书店在当局的高压下不得不“自行关门”。正当冯为今后不只著作出版没了着落、且生计也得不到保障而惶恐时，就在书店正式闭门的4月1日那天，萧孟能亲自登门送来了1万现金，并允诺说：“文星书店虽然结束了，但是您为报答‘文星’的重托，竟毅然辞去了一份很稳固的工作，所以我要对您负起道义责任。这一万元是额外‘安心费’，今后只要您把稿子交来，稿费都改由我私人支付，直到您全书完成为止。只要我萧孟能有饭吃，就让您冯作民有饭吃。”（38）没过几天，他又为冯送去了一汽车的中、英、日文的西洋史资料。之后，在冯作民因写作而欠了一些债，因而引起生活窘迫，不得不上门向萧求援时，萧在自己经济也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同样立即签出一张期票，让冯回去贴现补偿。在冯作民终于完成大作但尚未找到投资出版人时，萧不但从来没有催讨，反而鼓励安慰他说：“等书出版后销路好了再还好了！”冯作民终于在10年内按期完成了这部长达22巨册的《西洋全史》，并由另一家出版公司顺利出版。冯作民百感丛生地说：“萧先生是一位极重道义而又能识才惜才的有魄力的大出版家。只要他认为某人有才气，他就不惜任何牺牲去栽培。我所以能写《西洋全史》这部大书，而又能使这部大书顺利完成，以及我今天所以能在文化界靠笔耕为生，可以说都是萧先生过去20多年来的热心支持。”（39）

透过这些当年“文星”作者的点滴回忆，即使对其从无了解的人们也可以看出，萧孟能不只有着超乎一般出版商的执着和眼光，更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真诚、热情和善良。他对所有作者都从无功利的目的，唯有文化拓荒的追求和道义责任的扶助。因而，他主持的“文星丛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1963年起，萧正式推出了《文星丛刊》第一辑共10种，主要介绍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其中除前述梁实秋的《秋室杂文》外，还有蒋匀田的《民主的理想与实践》，黎东方的《平凡的我》，余光中的《左手的缪思》，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陈绍鹏的《诗的欣赏》，另有4种小说，即林海音的《婚姻的故事》、聂华苓的《一朵小白花》，于梨华的《归》、沈樱的《迷惑》。这些作者在当年的台湾均为很有影响力，从而从一开始就确保了“文星丛刊”的水准。这些十分引人的作品每本仅售新台币14元，又体现了萧“尽可能好的书，尽可能低的钱”的出版理念。不出所料，这些书籍刚一上市，立即受到热烈欢迎。据说汇款单如雪片般飞至，书店要拿着大麻袋到邮局领款。萧孟能于是再接再厉，以每月10种的速度出版“丛刊”。截止到书店被迫结束的1968年，仅仅5年左右的时间里，“文星丛刊”竟然出版了300余种书籍。这套丛刊在60年代的台湾知识界、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带动了丛书出版热潮。由于“文星丛刊”几乎囊括了当时台湾几乎所有知名作家和学者，引来台湾年轻知识分子纷纷购买，几达人手一套。在当时台湾的许多家庭中，“文星丛刊”都是成列而不是成本。台湾知名作家三毛就曾说道：“那时候，国内出版界并不如现在的风气兴旺，得一套好书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丛书，所谓国内青年作家的东西才被比较有系统的做了介绍。我当时是一口气全买。”（40）

大陆研究台湾出版史的学者辛广伟曾评论“文星丛刊”对台湾出版界的影响说：“进入6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走入转型时期。而自1965年起的第四、五期四年经建计划，使台湾经济进入了所谓的‘起飞’时期。随着这一变化，台湾的出版界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是在这一时期，台湾出版业出现了‘文星风云’，并由其开启‘文库热’。”文星丛刊的开本“一改过去沿袭的书籍版式，引进欧美正流行的40开本口袋书，令整个出版界耳目一新，40开本书籍从此开始在台湾流行。此外，文星还打破了台湾文艺书籍似乎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单本出版的习惯，使许多短篇小说、新诗、散文、政论等皆结集出书。自文星以后，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等体裁就都成了出版界争相出版的目标。”（41）

另有一例亦可看出文星书店和“文星丛刊”在当年台湾出版界的地位。1965年5月举行的香港书展，台湾共有22家出版社参加。参展的图书计有1780余种，共27400余册。其中文星书店一家就占了24500余册，几乎占了总册数的90％。

李敖在与萧孟能尚未交恶之前，曾对萧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有过如此评说：“两个半世纪前，美国出版原野的开拓者彼得·曾格（JohnPeterZenger）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因义受难，备历折磨。但在最后，法律和历史都给了他光荣的评价。萧孟能是中国的彼得·曾格。在他全盛时代，我未对他有一字之褒；现在他在南美远行，垂老投荒。我愿公开这样说：不管罪名多可笑，不管路多窄、水深波浪多阔，‘须对历史交待’的萧孟能，不但已光荣确定他在历史的地位，并且光荣站在历史的前面。”（42）在这里，李敖没有半句后来那些“塑造”之类的狂言。这并非疏忽，而是难得的真情直言。

不能不提的“萧李恩怨”

关于萧孟能与李敖相识、相知到交恶过程，已有诸多介绍。其中要数当事一方李敖的解说最多也最为响亮，当然，谬误也最多。此地仅从萧作为出版家的角度作一评说，或许可借用先人的一句成语，所谓“成也李敖，败也李敖”。

所谓“成也李敖”，并非如李所言，萧是“被李敖塑造出来的”。只是说，由于李敖的介入，使得萧孟能和他的“文星”成了台湾岛内更为耀眼的明星，而这原本就是萧孟能选择李敖进入“文星”的初衷。

如前所述，“文星”的前五年已经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无论是杂志的销量、还是书籍的影响力，都已在台湾出版界星光初现。台湾的知名学者大半已为萧网罗旗下。但是，长久以来一直心仪创办大公报的张季鸾、主办生活杂志的邹韬奋，以《新民丛刊》、《新青年》、《新月》等为楷模，一心想为当代中国文坛“刷新颜色”、“带来浪花”、“引进高潮”的萧孟能却并不满足，仍期盼“文星”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巨星”。因此，他仍在物色能体现其理想的“突破性”人物。他曾在谈论自己的事业抱负时说，要形成“知识的力量”，就一个出版人而言，除了须有“一个力求进步的书店”，“一个影响风气的杂志”，“一个并非‘集团’的有渊博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无形辐凑”之外，尚须有“几个极端杰出的知识分子，由他们的清望和头脑，形成智慧的交射网，所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慢慢蔚成思想的重镇，把从闭塞思想出身的中国民众，导向现代开明思想的主流。”（43）

1961年11月，依其出版人的独到眼光，萧孟能从一大堆作者中发现了思维敏锐且颇具文采的李敖。如同对待其他值得器重的人才一样，他立即亲访僻居于碧潭山腰陋室中才26岁的青年李敖。随后，萧邀李撰写了通常由知名学者执笔的封面人物文章《播种者胡适》，给了这个无名小卒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在胡适去世，《文星》出版“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时，萧又邀李敖撰写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一文，收入专号。从此，李敖先是以作者、后又以编辑部成员身份加入了“文星”行列，声名逐渐鹊起。而萧也逐渐以为李敖就是他苦苦找寻的“极端杰出的知识分子”。

为了资助穷学生李敖能摆脱穷困，安心写作，萧多次以预付稿酬的形式支付其生活费。据萧事后的追记，李敖正是用萧第一次资助的现金一万元还债，并赎回了当出的裤子。此时文星的稿酬约相当于1千字70元。一万元则相当于15万字的稿酬！

萧对李的资助远不只此。

为了让李敖能安心写作，相识还不到半年，萧孟能即租下了安东街某号三楼的整套房子供李居住，并派自己的厨师每晚为其送去饭菜。可是，此时的李并未因此而努力写作，如期交稿。他承诺写作的《胡适评传》10本，只写了一本；他承诺完成的《小朋友中国史》、《中国性史》则是永无下文。在此期间，他却在萧支付所有费用的这一住所内与新任女友王尚勤同居，享尽男欢女爱之乐。对于李敖已经表露出的这种不负责面目，萧出于爱才心切，予以包容。两年后，萧又为其租下了更大更好的水源路某号三楼，同样支付所有费用，供其居住，目的仍是为了让他安心写作。不料此地又成了风流李敖与女友同居的香巢，不同的只是女友已换成了明星吴海蒂。而从这年的早些日子开始，萧孟能已经按李敖的要求，每月支付李敖一万元，实际数目还要多些，以便他“不再愁挂着钱，而过舒适日子”（萧语）。抱着对李敖的信任与期待，此时的萧对李几乎是有求必应：李敖被迫离开文献会时挪用的公款一万元是萧垫支的；与王尚勤的巨额“分手费”是萧代支的；吴海蒂的生病住院费用一万元是萧代支的；李吴同居时用的冰箱（当时尚属高档消费品）是萧代购的；李归还某人借款5万7千元是向萧“借”的；连李“做好人”“义助”严侨、殷海光等人的钱都是萧拿出来的……到《文星》杂志复刊无望，萧李在“文星”的合作被迫中止的1967年，由李敖亲自结算，他欠萧孟能的债务已高达120万元之巨！这笔巨款如按当时的币值，可在台湾购置三房两厅的公寓10套。而这一巨款李不仅至今分文未还，连他当年自己亲笔所写的清单也被其从萧处偷回去了！

应该说，萧孟能做这些事都称得上是“无怨无悔”。因为，他的动机只有一个：让李敖能多出好作品。连李敖也承认：“萧孟能跟他老子一样，求才若渴。碰到人才，我们会嫉妒别人，或者贬低别人。萧氏父子不会。他们度量很大，能够包容别人。这是我能够跟他们相处，他们能够找到我的唯一原因。他们有这种度量，有这种本领，这是萧同兹跟他儿子萧孟能最了不起的地方。”（44）

作为一个愤世嫉俗却又籍籍无闻、怀才不遇的年青人，突然间得到了一位大出版家的高度赏识和无条件支持，自是喜出望外。因此，李敖被积压许久的满腔嫉愤如火山般喷涌而出，并给虽早已主张“不按牌理出牌”、却依然含蓄迂回的“文星”注入了令人栗悍的动力。于是，在李敖等一班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鼓动下，在《文星》杂志上，“青年与老年问题”、“中西文化问题”、“文言与白话问题”、“艺术与色情问题”、“节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医学与医疗制度问题”、“法律问题”、“历史辩伪问题”……一场又一场论战此伏彼起，且笔仗夹杂着官司，冲击着威权高压下被禁锢已久的人心，引发了岛内自上而下几乎所有阶层的震荡。而在如此冲天硝烟之中，《文星》确实成就了其最为辉煌的一页。

由于李敖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的加入，“文星”声名确如春潮般暴涨。然而，此时萧孟能的心绪或许是复杂的。

这一场面真是他所期待的吗？

还是李敖进入“文星”之前，《文星》杂志也曾发过一些“越轨”文章，也曾引起过众多议论。例如，《文星》第3期曾发表了著名报人成舍我的文章《“狗年”谈“新闻自由”》，引来了许多“误会和风波”。萧孟能立即在第4期以“本社”的名义著文解释，说明“《文星》同仁并无政治野心”，《文星》是一份“非政论性的刊物”，“并无助于此项目的达成”，并提出了“互信团结，不必自扰”的“大方向”，以消除“误会”。

在李敖等进入“文星”并掀起一场场论战之后，萧孟能为保全“文星”的生存，曾一再公开重申《文星》杂志“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性质，以及“启发智慧并供给知识”的办刊主旨，而将他人的反对称作“都是猜忌的结果，都是没有必要的自扰行动”。并姿态颇高地承担起了责任：“在整个误会过程中，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如果有惹起别人容易误会的地方，我愿负我应负的责任，并且希望能尽量减少惹起误会的因子，大家一起朝‘互信团结，不必自扰’的方向努力”。（45）

从这些言论似乎透出，虽然萧希冀“文星”由于李敖的起用而能达致其心中的抱负，却又并无与周边持对抗态度的意思，更无与当局对抗的“政治野心”。他期盼的是，在贯彻“文星”宗旨的同时，最低限度仍尽可能地维持文星书店与《文星》杂志的生存，尽管他知道遭遇的压力或许会越来越大。依此而言，此时的萧与四处寻衅、咄咄逼人的李已有所不同。

李敖惯常使用的刻薄言语、人身攻击这类法宝，与萧孟能为人之善良天性也是不相容的。据说，萧曾严肃地向李提出过。然而，早在萧任用李为《文星》杂志主编时，李即已提出，以后对杂志的编务工作，萧有发表意见之权，李有最后决定之权。为人厚道、用人不疑的萧孟能当即表示同意。此后萧才明白，这项同意会造成怎样的局面，但已无法收回。因此，后来李之作为早已不再是萧所能掌控的了。

曾有学者指出，虽然萧孟能说“中西文化论战”的笔战风潮并不是他刻意设计的，可是他毫无节制地提供论战场地，坐令笔战无限扩大，以致战火蔓延到难以收拾，却是不争的事实。假如了解了上述萧对李已经无法掌控的情形，恐怕对上述局面的出现也会有了合理的解释。

李敖的充分表现与“文星”声名的急剧膨胀，使得“互信团结，不必自扰”局面不再可能。相反，来自当局的压力越来越重。

1964年，国民党御用文人侯立朝出版了《文化界中一枝毒草》一书，指责《文星》“决不是‘为文化而文化’，是‘为预谋而文化’。也就是说它的政治面纱是以文化丛草来编织的。”是“把‘讲台’当作通向‘政坛’的阶梯来用的”，“《文星》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的人头脑给搞昏。使它好直接的间接的牵着别人鼻子走，这真是失了路向的沙漠导游者。”暗指《文星》有政治企图，挑动当局对《文星》下手。

1965年8月31日，台湾警备总部以《文星》杂志第90期文章附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为由，认为“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将该期杂志予以查扣。实际上，《文星》上的这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共的，但欲加之罪，难以分辩。

同年12月，《文星》98期以“本社”名义发表社评文章《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引用蒋介石言论讽刺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宣传工作的第四组组长谢然之违反了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同时也批评蒋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据说此文被送至蒋处“朗读”，蒋气得立刻下达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12月28日，以“台北市政府新闻室”名义发出通知，命令《文星》杂志从1966年1月1日起停刊一年。同时，警方通知《文星》编辑部，禁止《文星》第99期发行。

次年4月，文星书店被迫奉令改组。独资经营的老板萧孟能与主编李敖等均被“开除名籍”，退出书店。年愈古稀的老爷子萧同兹出面担任董事长，重组书店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重组当局所认可的编辑委员会。

这一切似乎仍未使当局放过“文星”。

1966年底一年“封杀令”即将到期时，萧孟能依例申请复刊，收到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的通知：“兹据有关方面会商的结果，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文星》杂志不宜复刊。”一纸通知实质宣判了《文星》杂志的死刑。

还是那位侯立朝在1967年又出版了《文星集团想走哪条路？》一书，想当然地列出了所谓“文星集团”政治造反、文化卖国、运作方式解析等图表，通过图表论证了一个离奇的结论：“文星集团”在政治上要造反，文化上卖国。政治上造反是要推翻政体，推翻法律，推翻教育，推翻社会。达成的目的是：两个中国，台湾独立，投靠中共。因此，“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犹之乎‘毛酋’的井冈山”。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町去。这里的“岛”和“町”即指国民党关押和枪决犯人的绿岛与马场町。至此，“文星”彻底被绞杀的命运已定。

1968年1月25日，顺理成章地发生了当局查抄文星书店的恶性事件，并当众查出了三本所谓“共匪”刊印的小册子。查抄者要萧孟能在查抄纪录上签名认可，萧坚持不签。最后是由书店一个工作人员签字了结。尽管萧孟能仍不甘于苦心经营16年的“文星”基业毁于一旦，亦不愿屈服于当局此种栽赃陷害的卑劣伎俩，但在“识时务”的李敖“与其玉石俱焚，不如留得青山”的劝说下，不得不于被查抄后的第34天，即同年3月1日，宣布一个月后书店“自动停业”，即日起拍卖存书。

据说在这一个月内，文星书店内天天被挤得水泄不通。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读者一面倾囊抢购各类书籍，一面流泪诅咒当局的行径。3月31日是个星期日，文星书店举行关门大甩卖的最后一天，门内门外人山人海。事隔30余年后，已任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的王荣文依然无限怀念地深切记得当时挤在人堆中抢购图书的景象。晚上10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陪读者度过了文星书店的最后两小时，直到子夜十二点。

由萧孟能亲手构筑起的“文星”这座五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心中的灯塔终于被迫熄灭了。

这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的特别报道，对文星书店的关门给予关注。文中提到：“它的消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及数不清的大专学生，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这些语言或许表达了持有民主自由意识的西方人对文星书店消逝的哀悼。

“文星”的厄运自然是威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毫无疑义。在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不会有言论自由的真正空间，哪怕有着萧老爷子的所谓庇护。

但是，假如没有李敖的加入，依其原先的温和路线，“文星”恐不致如此短命，此即所谓“败也李敖”。这已是许多学者的平实判断。

“文星”被迫结束时，萧孟能立即陷于经济困局。在此自身难保，难以转圜之际，他仍全力资助李敖，让其在失去“文星”正常工作之后仍能维持“生活的尊严”。在“文星”结束的背景之下，萧对李的继续资助早已超越了一个出版商对作者的支持，而完全是朋友间无私的情分了。

在《文星》杂志复刊无望后，萧曾建议李敖继续编书著书，以期通过写作赢得一笔收入，解决生计问题。李允诺在半年内编写出100种少儿读物，稿酬为40万元。为此，萧在其尚未落一字时即往其帐户内打入3000元，并送去大批资料。然而李却再度失信，一文未交。在文星书店被迫关门后，萧先是交付李20万元，后又赠李10套《古今图书集成》（当时定价每册4万7千元），让其变卖以增加经营资本，以支持其贩卖美军眷属的旧家具家电维生。有的传记作品中写的李敖“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故事，其实正是在萧继续资助下的一段生活经历，而非李敖自己“愤而不屈之余，依然在夹缝中积极而顽强地生活着”（46）。

在萧家自建水晶大厦后，萧孟能以半卖半送方式给了李两套单元；直至李于1976年出狱后赋闲在家之际，萧又以100万薪酬让其到水晶大厦为萧处理财务，实为再次资助。在萧赴南美时，又将全部家产、资金以及“文星”所存全部资料托付给李打理，仍给予全盘信任……

萧李交往至此，足见萧对李之“一往情深”，义无反顾，甚至被人诟为“白痴”。其实，联想到萧对其他作者、如前述扶持无名年青作者，资助冯作民写作《西洋全史》的故事，这是一位具有独到眼光与宏大魄力的出版家对心仪作者的一贯作派而已。同时，在有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情结的萧孟能看来，这也是管鲍情谊之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萧孟能的作为，无论就大出版家的爱才惜才之举，还是就朋友情分而言，均已达极致，可谓世所罕见！

然而，同样可谓世所罕见的是接下来李对萧的恩将仇报。谁也想象不到，这样一位自称“大师”、自称“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自许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47）的不凡人物，竟然会在萧对其绝对信任并全力支持之下，而恶意侵占萧的几乎全部资产！期间之曲折过程可参见2005年5月于大陆出版的范泓君所著《与李敖打官司》一书。从中透出的萧李之争已无丝毫学术、文化、理念因素，全然只剩李敖为一己之私利而不惜损友、害友而进行的搏奕。而这恰恰是当年李敖借力萧孟能与文星之功利一面的暴露。以此而言，李之为人倒也一以贯之，毫不足怪。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八十年代，在当年“文星”同道陆啸钊的资助下，《文星》杂志曾在萧孟能主持下重新复刊，成为台湾文坛一时之轰动。正是在李敖对萧不依不饶的追迫下，萧官司缠身，经济佶倨，无以为继。但萧又不愿转让他人，担心《文星》品牌有所损伤，不得不在仅仅出版了22期后，忍痛结束，远走他乡，从此“文星”再也未能重现光芒。

篇幅所限，亦为主题所限，萧李之恩怨难以详述。但在究竟“谁塑造谁”的是非问题上不得不多说一句：

李敖确实是位有着出众才情的文字家。但假如不是从所谓“大师”的颜面，而是依据尚能厘清的事实，正是作为大出版家的萧孟能在其开拓台湾“文化沙漠”的事业中提供了李敖施展才华的天地；也是凭籍着他无私而一贯的资助与友情，才使得李敖的才情得以最大可能地发挥。否则，那个当年穷得连裤子都得送进当铺的青年学生或许会因生计而终生陷于挣扎，哪里会有如今那位处处闪光的“大师”呢？这并非只是想象，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刘宾雁在他的自传中曾回忆到三年大饥荒时“右派分子”的他被下放劳动而受尽饥饿折磨的情景：“我饿得双腿浮肿。迈过一个田坎都很吃力。‘吃’占有了我的几乎全部思维，并挤掉了廉耻感。我偷吃过地里半生不熟的西红柿。当我身上只有几两粮票和几角钱时，拉着粪车走过北京市街，我几经斗争，仍然抑制不住去买一丁点儿点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于我没有工资收入，不能像别人家经常或偶尔买些高价食品给孩子吃，我的几口点心等于是从我孩子的嘴里抠出来的。我体验到：从人性跨入兽性，并没有多少距离，只须迈出一步……”（48）而李敖在他的自传中也曾详述了他当年穷困潦倒、卖文苦度的窘境。只是他从不承认，假如没有萧的知遇之恩，会是如何结局。

当然，对于历史而言，任何一种假设都是毫无意义的。谈论“塑造”问题其实也十分无聊。因为，或许人们一时会更多地注目于在耀眼光芒下尽情挥洒才情的模特们，但那些在背影里创造这一切的真正的设计大师们，才会更为长久地留在历史的记忆里。毕竟，历史老人是富有理智的。

逝者已矣，来者可鉴

行文至此，人们十分自然地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萧氏父子何以会双双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杰出人物？“将门虎子”之类简单解说似乎并不能解开其中的奥秘。因为，虽则萧三爷在国民党内堪称高官。即使五十年代初在台湾被蒋介石卸去中央社社长职务后，仍任中央社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直到退休。此后，他又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那都是元老级人物才能享有的荣耀，可谓在国民党内德高望重，人脉深广。但是，作为“高干子弟”的萧孟能没有依仗老爷子的权势，甚至从无有过此类念头，完全凭着自身的努力，开拓出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正是这点，让老爷子从内心对这个长公子引以为傲。

当然，在这对罕有的“父子英雄”中，确是有着许多或是血缘、或是传承形成的美德和品格。

他们都是经历“五四”民主自由科学之风洗礼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或为官，或经商，却依然推崇有着西方现代普世理念的哲人，并以此为楷模，规范着自己的言行。这在本文叙述的许多事例中均可窥见。

他们都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注重个体修养的良好品格，对人宽容、真诚、坦诚，甚至善良得让人感动，让人不可思议。萧三爷曾收留过不止一个同事、朋友家的孩子，无私资助他们长年住在自己家里生活、求学，在朋辈中一向传为美谈。以致在萧孟能晚年携夫人王剑芬女士定居大陆上海，每每遇到父亲的故人时，常常会听到他们对萧三爷感激不尽的赞美之辞。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萧公子的身上。他有个在香港岭南中学时的高中同学叫叶肇模，在从维也纳学习音乐回到台湾后突发小儿麻痹症而无法正常生活，因而穷困潦倒，且脾气古怪。萧孟能将他接到自己家里，一住就是近40年，料理他的生活，医治他的疾病，直到他65岁因病过世。晚年萧孟能还一直参加着一个以资助中国大陆贫困学生为宗旨的基金会，以“辅导人”的名义与远在广西的小女孩陈荣华一直保持着通信，并把所有信件编号保存，关注着她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直到他病重住院，无法进行为止。这样的故事在别人听来犹如天方夜谭，却真实地出现在他们父子的经历中。

他们虽身在官场、商海，面对强权，仍会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不失做人准则。

五十年代的台湾，在经历过的当地人记忆中，犹如大陆人对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清党运动的记忆一样，一片白色。当时“通共”是个最为恐怖的字眼，常常会有人因此而半夜失踪。曾为萧三爷部下的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就在那个五十年代因其大舅子严侨的“共党案”而被捕入狱。严侨本是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长孙，却早已是个共产党员。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于1950年8月与妻潜来台湾，当时就引起了特务机构的怀疑，因而请了妹夫叶明勋作保才得过关。三年后，他的身份还是暴露了，当局将严连同保人叶明勋一起捕了去。叶家尚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顿时陷入困境。在此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时刻，萧三爷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却挺身出来为叶作保，终于保得叶免罪释放。为此，叶对萧感激不尽，从此对萧执子之礼。即使是在萧三爷辞世后，每年仍在大年初一、冥寿、忌日三天到萧之墓地祭祀，至今不辍，令人感动。

在萧孟能的身上这类故事更多。因为，在“文星”的经历中，特别是在其后半期，这种受到强权压制的事更是频繁，常常会被当局请去“谈话”。萧孟能从不推诿，从不屈从，总是凭着知识分子的耿直与之软磨硬抗。对于当局和论敌最为仇视的李敖，尽管在某些作派上萧出于本性亦与之有着分歧，但对外总是一味包容、维护，从不让李一人承当。

对于儿子的“文星”事业，萧三爷未必会完全赞同，却抱着开明、大度的胸怀乐观其成，从不干预。虽然“文星”后来的坎坷经历不可避免给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却从不曾听到他对儿子有过一丝责备或劝戒。当有人问起如何看待儿子的“闯祸”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儿大爷难做！”听得出，此话半是托辞，半含褒意。萧对李敖为人也是有所看法的，但依其性情，也从未直言，只是委婉说及，点到为止。

待到后期终于闹到当局必欲置“文星”于死地的危局时，蒋介石托人传达这位“老同志”三点秘密意见：

一、萧先生为吾人夙昔敬重爱护之本党先进，希望不致因《文星》问题使总裁对萧先生有所误会。

二、关于文星书刊中如《邓肯传》、《蒋廷黻文集序》、《孙中山先生与西医》等文字，希望萧先生能阅看一遍，便能获知其错误所在。

三、希望萧先生能说服孟能，使其不再与李敖接近，并将此类书刊停止发行。(49)

这些意见既是规劝，亦是提醒，告知在当局的眼里，儿子的事，你老子是脱不了干系的！直到此时，萧三爷才不得不出面担任了重组后的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儿子承担起了一定责任。即便如此，他也并未秉承天庭旨意，对儿子或儿子与李敖的关系有过任何训戒。相反，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置身事外，仍让已被“开除名籍”的萧孟能实际操纵书店业务。尽管他十分清楚，这是需要承担相当风险的。但老爷子仍不为所动，由着儿子继续他的事业。这大概是父子俩的风骨使然，要改亦难！

如今萧氏父子均已作古，他们的业绩似乎可以归入历史之档了。然而，令人触目的是，如今无论两岸，文化沙化的现象均随处可见。回首萧氏父子的开拓精神、远大抱负、宽容胸怀、独到眼光，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毕生钟爱，以及无论为官还是经商，都恪守文化人的品格操守，不能不说是今日重新拓荒、推进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份宝贵财富。

本文写作始于2005年10月，毕于2006年04月

注释：

⑴萧同兹：《要完成现代化通讯社我们需要更大努力》，《中央通讯社二十周年特刊》上辑第1页。

⑵曾虚白：《中国新闻史》下册第571页。

⑶《上海新闻志》第三编通讯社概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⑷⑾《上海新闻志》第三编通讯社第一章中国通讯社，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⑸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上册第4页，台湾三民书局出版。

⑹冯志翔：《萧同兹传》第9页。

⑺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第91页。

⑻周培敬：《中央社的故事》第8-9页，台湾三民书局

⑼《在兹集》第33页

⑽《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659页。

⑿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3页。

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www.ndcnc.gov.cn）人物篇。

⒁《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⒂谌小岑：《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摘自《回忆李大钊》。

⒃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二编第207页。

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89-90页。

⒅王继朴：《稳定军心一番话》，《在兹集》第26页。

⒆《二十世纪湖南人物》

⒇冯志翔：《萧同兹传》，第54页。

(21)(25)“李敖有话说”第33节：“新夷说引来‘杀身祸’”。

(22)陆诒：《采访散记三则》，选自《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

(23)何平：《萧石月传》（讨论稿）。

(24)(26)(27)萧孟能：《出版原野的开拓》，台湾文星书店1965年1月初版，第2-3页。

(28)同上，第12页。

(29)《文星》第54期，1962年2月。

(30)陈正然：《台湾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以文星为例》打印稿第67页，1985年6月。

(31)同上，第81页。

(32)转引自台湾《雄狮美术》杂志

(33)陈正然：《台湾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以文星为例》打印稿第66页，1985年6月。

(34)萧孟能：《〈中国现代史料书〉出版前记》，《出版原野的开拓》第41-43页。

(35)萧孟能：《文星版〈古今图书集成〉序》，《出版原野的开拓》第101页。

(36)萧孟能：《〈文星丛刊〉出版缘起》，《出版原野的开拓》第45-46页。

(37)隐地：《光阴的故事》“编后”，第346页。

(38)(39)冯作民手稿：《我所知道的萧孟能》，1980年8月28日。

(40)《三毛散文全编·背影》，《逃学为读书[代序]》。

(41)辛广伟：《台湾出版史》“台湾‘文库热’的兴起·文星丛刊”。

(42)李敖：《〈文星杂志选集〉导言》手稿，1980年2月5日。

(43)(45)萧孟能：《一个出版人的愿望》，《文星》第87期，1965年1月1日。

(44)“李敖有话说”第36节：“求仁得仁”。

(46)陈才生：《李敖这个人》“商海谋生，义助殷海光”。

(47)《李敖快意恩仇录》之十八“志留纪”。

(48)《刘宾雁自传》第七章“没有墙壁的监牢”

(49)《李敖回忆录》第九部分“文星”

  本文上半部分，即关于父亲萧同兹的部分曾在《温故》杂志发表，下半部分关于儿子萧孟能的部分这里是首次发表。现以全文面世，恢复原貌，对其父子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贡献更能有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