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被封杀的深圳功臣
几天后，深圳官方组织的“深圳经济特区三十年三十位杰出人物”评选揭晓，袁庚、王石、马化腾、史丰收等榜上有名，而梁湘这位曾任深圳市长、市委书记、对深圳特区建设居功甚伟的深圳拓荒牛却被有意忽略了。背后的原因众所周知。有评论指出，与官方那份“非富即贵”的势利名单对比，《南都》这份“致敬榜”充满感恩，并带着“拓荒牛”般的执拗，因而更值得尊敬。
梁湘于1981年3月62岁时出任当时仍荒芜一片的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在几年期间，他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
如果说袁庚是睿智的，那么梁湘就是刚烈的。17岁就崇尚“马革裹尸还”的他，带着一腔热血上延安，62岁时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南下深圳。这个大刀阔斧在荒芜的土地上竖起了近千幢大楼的人，一生都在“革命”。
梁湘的弟弟著名经济学教授梁文森，这个78岁的老人，在时隔48年后的今天，忆起梁湘奔赴延安时的情形，他流泪了。他说“梁湘跟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就怀着“马革裹尸还”的壮烈上了延安。在梁文森眼里，梁湘是个心直口快，很负责任，很坚韧，很有原则性的人。
《南粤之子》一书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1981年夏天，国画大师刘海粟来深。他对梁湘说：“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梁湘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那个仍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家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而梁湘“斗胆”拍板，要把“死钱用活”，自己担保，向银行贷款，把当时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了基建，这种被认为“透支”的方式遭到内部通报批评。挨了批的梁湘没停住脚步，他跟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1985年1月起，全国推行梁湘的做法——全国各地的基建投资由原来的国家拨款改为向建设银行贷款。
特区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而梁湘总在无畏地一路逆风前行。1981年夏天，省建工部门把“国际商业大厦”的施工任务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该公司漫天要价。梁湘大为恼火，拍板要借鉴香港经验面向市场公开招标基建工程，这等于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
上级部门火速来深斥责这是“主权问题”，梁湘站起来就说：“竞争促改革，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这就是梁湘的性格，虽然60多了，却依然生猛。
公开招标就这样在“主权问题”的压力下开展，竞标的结果换来了“深圳速度”。
而梁文森这个经济学家，说梁湘在特区不知驶向何处时，用行动回答了特区的发展方向问题，在深圳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对深圳经济发展提出“三个为主”。
之后，深圳在前无古人之迹可循的情况下，劈荆斩棘迈开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取消购物票证、粮票，推行劳动合同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成立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一系列裂变换来“变天论”。有人甚至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
1981年11月前后，梁湘到职不到一年时间，中纪委很快派来了调查组;深圳的“告状信”也交到了调查组手中，不久北京有人发表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直至
1986年对梁湘来说，可谓悲喜两重天，新年伊始，梁湘成为《半月谈》杂志的封面人物，被推举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但仅仅几个月后，梁湘失去了领导职务。他在当年的离职会上说：入党已半个世纪，他“没有虚度年华”。
虽然最初安排他来深圳时，他跟习仲勋大吵过一架，但在5年后离职的讲话里，他却立下“死后骨灰安放梧桐山”的遗嘱，他引用智利诗人那句“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他提前立下遗嘱，希望死后骨灰能够安放在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
梁湘曾说过“他是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来打深圳。这个被称作“苦官”的人，却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胸怀壮志”的印象。谈起自己的父亲，梁湘之子梁明声音有些哽咽“他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来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