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亩产十三万斤的水稻卫星是怎样“升空”的

（一）大跃进为放胆说假话创造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

1958年，广西省环江县在新的县委书记洪华领导下，放出了一颗亘古未有的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水稻卫星是怎样“升空”的呢？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1958年洪华走马上任之后，正遇到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大跃进运动。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历史。中共建政后在经济工作方面，完全是学习苏联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要发展钢铁工业，首先要有充足的与之相适应的原料、电力以及交通运输配套。各行各业之间及其内部如果发展比例失调，某些部门过快发展，即所谓“冒进”，就会造成失调的后果。这是周恩来要反“冒进”的原因。毛泽东却认为不应反“冒进”，而且连计划经济也不要。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亲自领导经济，全国要唯他之命是从。

毛泽东在排斥了周恩来之后，要用开展政治运动的办法领导经济。他先后到自己的亲信所在省市召开会议，布置任务。1958年1月他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南宁会议”。这对于省委书记刘建勋是莫大的褒奖。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再批周恩来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些人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打右派成了毛泽东手上的杀手锏。听话要听音，吓得周恩来赶快检讨。从此不顾主观客观条件，不顾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要求，以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经济“大跃进”战车隆隆启动，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毛泽东宣布自己就是要好大喜功，就是要偏听偏信。从此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那些年头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本文不能一一展开叙述，追寻每个运动之间的前后因果链条，本文主要论述大跃进是反右运动的直接结果。可以断定，没有反右运动，就很难发动大跃进，因为经过反右，党内党外都患上了恐右症。右派的主要特征是说真话说实话，揭露缺点错误。人人害怕和右字沾边，因此弄虚作假、浮夸说谎、漫天吹牛的大跃进就顺风趁势弥漫全国。可以说，没有反右运动大跃进就开展不起来，起码是那种高烧42度的弄虚作假、浮夸说谎的大跃进开展不起来。

大跃进发生在1958年，上半年主要是酝酿动员，下半年首先在农村声势浩大地展开。新华社1958年8月11日报道，湖北省孝感县一块试验田，亩产达到了一万五千多斤。三天后，14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发表文章《科学研究工作要奋起直追》说：“在一个星期里，我们在安徽枞阳县连着参加了两块高产早稻的丈量和收割，亲自看见亩产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上天，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既然如此权威的科学家都以“亲自看见”证实了亩产万斤粮，那谁还敢怀疑其谵语虚妄？到了27日，鄙人所在的山东省寿张县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发表署名文章予以肯定张扬。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建国一社出现的“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从此以后，荒诞不羁的高产卫星就络绎不绝地放了出来，几乎天天刷新。“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这些新闻大多排到了中央及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

看到“大跃进”如此丰硕的成果，毛泽东喜不自禁，灵感触动，诗兴大发，泼墨挥洒，名篇名句一时传诵神州，比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其浓郁诗情，深邃哲理，读了令人怦然心动，那真是“敢叫日月换新天”啊！毛氏进入了这样一个美轮美奂的诗意境界：世界上几乎是没有不能心想事成的事情。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看了范县的计划，批语道：这“是一首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敢想敢说敢做，勇往直前，无往不胜。

当时最著名的一首红旗歌谣是：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我来了！

这首民歌写得是很豪迈，如果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倒也是佳作，但是它却是那个虚夸、虚妄、荒谬、荒唐时代诞生的怪胎。

当时全国老少都唱的一支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革命红旗迎风飘扬，中华儿女奋发图强。

勤恳建设锦绣河山，誓把祖国变成天堂。……

这首歌当时在开大会的时候，连周恩来都站出来指挥群众放声高唱，虽然歌词是非常豪迈的，但表现的却是虚妄荒谬的思想。

毛泽东以诗人的梦幻激情化作了政治领袖的实践方针，把全党全国引向疯狂。谁若有所怀疑抵制谁就大难临头。

这时的毛泽东，一个一向聪明过人精明过人而且出身农家的伟大领袖，难道真是被那些越造越假的虚报产量蒙住了双眼吗？真是浮云蔽日吗？事实上，他的确是陶醉在全国上上下下虚造的幻影中。实事求是说真话，他打你的右派；弄虚作假说假话，他兴高采烈，嘉奖表扬。于是，全党全国，中央、省、地、县，所有的干部，展开了一场办假事说假话的竞技比赛，都是为了获得毛泽东一个人的肯定表扬。大跃进为说假话者发挥聪明才智和想象力，施展权谋和才能，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为那些想出风头、敢出风头的大小干部们，提供了空前绝后的机会。

从王定手上接班的广西环江县县委书记洪华适时抓住了这个机会。

（二）胆大包天，一鸣惊人，环江县县委书记洪华放出了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亩产13万斤

大跃进那年头，干部们好像吃了耗子药，一个比一个胆大，一个比一个敢吹，所以报纸上天天都有报喜报捷的新闻，天天是后来居上。俗话说，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荣誉只能属于豹子胆林冲！

根本原因就是反右为大跃进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通路。广西的反右运动，不仅仅打了环江的县委书记王定，首先是在省一级，广西省在反右运动中打了以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包括省委常委王梦周、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等。这些人之所以打右派，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主观冒进、吹嘘作假的工作作风。就省一级而言，广西省打的省级干部右派名列全国之冠，因此反右之后，全省干部上下都以左为荣，越打别人的右派右倾，越显出自己的左派身份。

洪华走马上任有一段表态。他说：“我调到环江来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环江是山大坡陡石头多，穷山恶水出刁民。真是胡说八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只要有了人，高山要它低头，河水要它让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在他眼里，这里的百姓是“刁民”，可见他连封建社会的“父母官”视治下的百姓为“子民”的慈悲心肠都没有，他唯一的志向就是“创造人间奇迹”，为自己升官进爵建功，哪里还会把人民的苦乐放在心上啊！大跃进对于洪华来说，是机遇难得，身正逢时。

湖北麻城放出水稻三万六的“大卫星”后，广西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刘建勋急了，他说：“毛主席在看着各省放卫星呢！广西落后了，要让毛主席看得上，广西必须放大卫星，争上游。”“全国卫星没有五万到十万斤一亩，恐怕是放不出去的。”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3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6亩移到1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10万斤（亩）是放不出去的。”因此，放一颗亩产10万斤的特大“卫星”就成了省、地、县书记们心悬的目标。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宣布：“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一辆小汽车。”放不出卫星的，“拔白旗”！洪华真是身逢其时。这时谁敢“投机”，谁就能“取巧”。

其实，自治区和地区的领导人，都心知肚明，要放出一颗“让毛主席看得上”的大卫星，除了敢于造假，别无它途。

如果说王定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那么洪华作为县委书记也榜登全国，第一，放出了两颗全国最大的“环江卫星”：亩产13万斤的水稻“卫星王”和日炼钢6万吨的钢铁“卫星王”，第二，随后又造成了17万人饿死4万多人的“环江惨案”。这些“政绩”都具有全国领先的水平。本文仅例举水稻“卫星”予以议论。

请读一读当年，196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上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写的通讯：

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

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本报消息】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一块一亩一分三的中稻田（黑壤土二等田），已收的一亩零七厘五毫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尚有零点零五五亩未收，留待组织参观），平均每亩实收干谷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

……

这块中稻试验田，从9月9日上午10点15分开镰，共有四百多人参加收割，经过十二个多小时的苦战，直到当天下午9时30分才全部收割完毕。这块试验田收割的时候，参加验收的有：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书记江琴堂，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自治区林垦厅副厅长陈任生、民政厅副厅长张显龙；中共柳州地委代表、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延年，组织部长马振东；自治区工农业生产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武，政协区委员会副主席丘辰；参加验收的还有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作物栽培学教授翁德齐、遗传选种学教授吴如歧，广西大学教授龙季和，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技师陈士宏、杨丰年和有关农业科学研究机关的水稻专家技术人员等。收割的时候，在现场参观的还有来自柳州专区各县和环江县各族人民公社代表及附近群众共六千多人。经过严格验收和核实，丈量土地后，证实已收的这块田实收干谷十四万零二百一十七斤四两，达到平均每亩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最高记录。

环江县位于本区北部，山高水冷，过去产量很低，平均每亩产只有三百斤左右。而现在这块试验田能够获得人们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额丰产，主要是红旗公社党委委员李钰金、红旗公社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等人树立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8月2日领导全社八百多人，苦战两天两夜，把另外的十八亩九分抽穗的本地八月粘谷良种禾苗，以高度密植的排插办法，移到这块田来，据估计约有一百三十一万多蔸，每蔸八穗左右，密到没有株行距。……。（《广西日报》1958年9月12日）

这篇通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这块试验田并不是“种”出来的，而是在水稻抽穗以后，在收割以前的三十几天，把另外18亩9分地里已经抽穗的禾苗“并兜移植”过去的。通讯对于“并蔸移植”有详细的记载：“８月２日晚上，全社八百多人组成犁耙、拔秧、运肥三个大队，连夜突击，十二人犁耙田，采取压槽法深耕一尺五寸；还有二百多人川流不息地运送基肥。拔秧组的社员则用脚犁小心地将秧苗挖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准备移植。第二天晚上，全社集中力量突击一通宵，结束了移植工作。移植后，党支部派了六个人专责护理，移植的禾苗，因密不通风也不见阳光，禾叶发热枯黄，有的禾秆开始发霉变黑，他们即派人用竹帽日夜替禾苗扇风，但仍未解决问题。为了寻求治病的方法，负责管理试验田的李钰金、吴彩繁、谭远思三个人在田边整整守了四夜。到第四夜，他们才发现有水流过的地方，禾苗青绿，田水不流的地方，禾苗就发黄。经过三人仔细研究，决定采取日间排水夜间灌水的办法，降低田里的温度，三天后禾苗便完全转青了。但由于田面高低不平，高的地方没有灌上水，特别是后期受旱，禾苗又出现发黄现象。李钰金、罗克正等几人几次研究，并得到县委副书记季桂明的启发，他们又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通过安插在田里的穿孔的竹管将风打进禾内去，由十二人日夜负责轮流鼓风，并且每日用竹片将禾穗拨动一到二次，使禾苗能得到充足阳光，加速禾苗灌浆黄熟。在施肥方面，也碰到困难，化肥和草木灰无法施放进去，放人粪尿又有渣子积在禾叶上。但他们又想出了根外施肥的办法，凡是施化肥或草木灰人畜粪尿时，都冲水拌匀，并用纱布滤过，用洒水壶和竹管接洒水桶来喷洒。在移植的头六天，每天做一次，六天后隔二三天做一次，直到黄熟为止。为了防止倒伏，他们在移植的时候，就在田的周围和田的中间，打上许多木夯，搭好竹架，使得禾苗紧紧地靠住架子，不倒下去。经过长期的努力，试验田的稻谷终于黄熟了，田里堆积着厚墩墩的谷穗。在稻子黄熟的过程中，天天都有本乡、外乡的人来参观，他们总是要去仔细摸一摸，看一看。”据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后来揭露，真实的情况是“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移植的。假若说这也算是“试验”，请问这样的“试验”有什么意义呢？如此荒谬绝伦、荒诞不羁、荒唐透顶的“并蔸移植”法，竟然名正言顺地写到报道中，冠冕堂皇地作为一种成功的方法介绍。

2009年11月我到环江县访问，见到王定右派集团的成员之一的原明伦区区委书记、“改正”后出任过副县长的邹本源先生。他家住在县委大院的北侧西楼，站在三楼，凭窗北望，他指着东边二三百米之外远处的一片居民区说：那就是当年试验田的所在地，而堆放、过称稻谷的场地就在县委大院内。

原来这颗大卫星就是在洪华书记的眼皮底下亲自挂帅放出来的。

那么现场过称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奥妙在于，这13万斤稻谷中，有67000多斤谷子是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来参加过秤的，还有部分是团团转反复过称。大家可以设想，有六千多人参加收割，那现场还不是人山人海乱糟糟的一团。浑水好摸鱼，乱中可取胜。通讯说，这个“卫星”产量是在包括各级领导和专家们在内的六千多人的监督下计量验收的，但是毕竟有一个人拒绝在验收单上签名，他是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要知道，拒绝签字，意味着对群众运动表示怀疑、泼冷水，也是一种右倾的错误。

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他的目的达到了，愿望实现了。

这块“试验田”在栽种过程中，有过争论。过去这里中稻最高亩产四百斤，起先制定的目标是七千斤，逐步提高到一万到一万五千斤，再提高到六万斤。这个计划曾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有的说，从古到今亩产五千斤都没听说过，现在要搞六万斤，真是瞎扯大炮，但是洪华为首的县委表扬了他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于是最后收割验收的结果不是6万斤，而是13万斤。

《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进行热烈祝贺。

《广西日报》刊登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给环江县委和县人委的贺信：《祝贺环江创水稻高产新纪录》。

在郑重其事的验收中，邀请来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南宁电影制片厂、自治区电影摄制组的记者和摄像师等，共计35人之多！创下大跃进以来，一次放“卫星”到场记者最多的记录。

苏联老大哥则一惊一诧：倘若中国最贫瘠的山地，也能亩产13万多斤，那么赫鲁晓夫在和毛泽东宣告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进军大竞赛中，岂不会落伍！苏共秘电驻华使馆，务必查清其真谛。苏联专家风风火火，直赴广西。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大地上，跑来跑去，名符其实地成了追星族，追赶中国大陆的跃进“卫星”，以证其实。

也有诚心的信徒。紧靠广西的北越领导人，为此砰然心动！北越政府匆匆派出农业考察团，专程赴环江取经。但实地一看，全傻了眼：环江人吹嘘的“高产卫星”，除深翻土地多施肥外，没有其他高招。越南考察团回去报告道：亩产十三万，不过是蒙骗上级的鬼话。

请后来的年轻人知道：这条新闻，环江放出最大水稻卫星的新闻，成了全中国所有党报的头条新闻！据现在可考的历史资料，当年全国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人间奇迹”的报道及有关评论，高达3864篇以上。

亩产13万斤稻谷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平米200斤，或者边长10厘米的正方形面积内堆积了2斤，或者是平地上堆出了半尺厚的稻谷。这样的“产量”大概只有魔术师才能变出来。这个用简单的常识就可以破解的明目张胆的造假事件，却被当作伟大成就，被全国的报纸转载，几千位编辑、主编都吃了蒙汗药，实在是大跃进时代的黑色幽默。

可见毛泽东煽动下风行的大跃进已经沉疴膏肓，共产党成了疯人院，毛泽东则患上了歇斯底里症。这样的弄虚作假欺君蒙君，伟大圣明的领袖毛泽东却认为是鼓足干劲，意气风发，九州生气，热气腾腾，还要再泼热水鼓励。

最搞笑，最可悲的是全党全国都以假为真，把闹剧滑稽剧当做正剧上演，群众还要充当看客，鼓掌，叫好。这样搞笑的讽刺剧连俄国著名的讽刺剧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也构思不出。这位洪华书记成了披红挂彩的英雄，被高高抬起，在锣鼓鞭炮之中，招摇经过县城大街。洪华春风满面，好不得意。从此环江百姓给他私下起了三个诨名：“洪卫星”、“洪大胆”、“洪霸天”！

假若在封建社会，像这样明目张胆地造假，那是欺君之罪，要杀头的，可是我们英明过人、伟大无比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愿意受骗，鼓励造假，奖励造假。君有所好，全党全国都要投君所好，大家郑重其事地造假，正正经经地造假。造假者在道德上不受良心的谴责，在法律上不受后果的追究，反而受到嘉奖，何乐而不为！

可是我们仍然要问，作为主事者的洪华，他知道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造假？历史留下了他的话语。他私下里向他的亲信口述机宜之余，曾十分动感情地说：“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全国都在大跃进，放卫星，哪有那么多真的？”

由此可知，环江的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在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策划之下，由洪华出面制造的一个空前绝后的惊天大骗局。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虚绩成就实官，实官再造虚绩。如此循环往复，造就了大跃进的豪言壮语，宏绩伟业。我举一个自己遇到过的例子。1958年秋后，我和几个同学漫步到十几里外的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参观，其中标示有每亩下种2000斤种子的麦田。问一位在田间的同志，他说，他们的想法是即使一粒种子收获两粒，亩产也有4000斤，还赚2000斤。那么2000斤种子平铺到地里是什么景象呢？据说正好铺满地面，而正常情况下的下种量是10来斤，根据下种早晚有所增减。早下种，分蘖多，用种少，用不了10斤。早播种，下种过多，分蘖过多，密不透风，反而减产。

洪华胆大包天，赚得了一鸣惊天下的虚名。

（三）构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人民公社

如果大跃进仅仅只是玩玩放“卫星”，放得比环江县的还要大，大十倍，大一百倍，哪怕每个县都放一个，让老百姓看看热闹，也只是糟蹋几十亩地的禾苗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放这样的高产卫星干部们并不过瘾。例如环江，见报的新闻还有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009斤！3000多亩中稻亩产万斤以上！大跃进最大的震撼力就是把干部们弄虚作假的胃口吊到五里云雾之中，虚报产量简直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而党报也丧失了起码的职业伦理，跟风哄抬虚假新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对于大跃进与反右关系，魏紫丹有很精辟的分析。他说：“毛泽东於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肯定﹕‘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裏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裏通畅不通畅，只说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确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地看待它们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针对各行业间的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质性的现象，必然性的体现。”（《论反右派与大跃进》）

因为斯大林1953年去世，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首”，毛泽东有了取而代之的梦想，但是他明白中国工业太落后，因此以“超英赶美”作为目标。1958年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仅仅只过了八个月，到9月2日，毛泽东就把时间缩短“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因为他陶醉在一个比一个激动人心的粮食、钢铁“卫星”当中。他真是相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

环江县“大炼钢铁”的高潮是在十月份，全县总人口才十六万多人中，有九万多人投入钢铁战场。

9月9日，中共柳州地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确定9月份全地区产铁万吨，钢万吨。环江县委决定将当年炼铁任务，由4万吨增至8万吨，县设钢铁办公室，洪华亲自挂帅。县委提出口号：“要让铁水奔流满环江！”10月1日，《广西日报》向国庆节献礼的套红标题赫然醒目：《我区钢铁产量猛增，罗城、环江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柳州地区的罗城和环江这两个“卫星”搭档，双双夺得广西“钢铁卫星”桂冠。像环江这样从来不曾有过炼铁炼钢作坊的县，凭什么炼铁炼钢啊！就是烧石灰也不能这么便当。毛泽东他把近乎石灰窑里炼出来的铁渣炉渣，真是当作了可以制造机器的钢铁。他越来越鄙视知识分子，认为只要搞群众运动什么都能办到，所以他总结出了一句风传天下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前者指劳动人民，后者指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越来越低贱。

这个观点到了文革发展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的外号叫“臭老九”。强烈的反智，深恶痛绝的反知识分子，成了现代农民革命领袖毛泽东不断深化的思想。我亲自见到的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在召开全公社干部会议的时候，他总是把守大门，只让进不让出，由秘书代劳传达文件，因为他念不通。文革时期，县里不时召集中小学教师集训，每次集训，少不了县里的领导讲话。那时的县委书记们，大多是小学初中学历，他们开口闭口都是以“土包子”、“大老粗”自居，以自贬之名，行自褒之实。有一位领导，坐在台上作报告，一边唾沫横飞，高谈阔论，洋洋得意地嘲笑讽刺挖苦知识分子，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一边舒舒服服地抠脚丫子。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在基层主要就是依靠了这群文化不高，在知识分子面前难免有点自卑的干部，盲目地愚昧地野蛮地响应跟进而风风火火地发动起来的。

大跃进只是三面红旗中的一面，还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呼拉拉地飘扬起来。当时人人都吃不饱饭，但是谁若说“吃不饱”就是攻击“三面红旗”，罪莫大焉！象我这样打过右派的人，说话可要小心，只要涉及到吃的问题，就怕“失言”惹祸烧身。

一夜之间，全国农村实现了生产资料完全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化。当时向全国人民，尤其是向农民展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境界：建立人民公社是构筑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于是全国人民展开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竞赛。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读到《1958年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全国各地的粮食高产，频传捷报，大放卫星，毛泽东舒心开怀地指点着说：“粮食产量这么高，要组织人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

毛泽东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甚至要按捺住激动告诫党内：“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是啊，中国不能抢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人家是老大哥嘛，总得谦虚一点呀！1958年11月开武昌会议，会上许多人谈论两、三年到五、七年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龙心大悦，但没有发昏。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讲要“中国早过渡……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一定要让老大哥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但是这时饥荒已经在城乡漫延，象济南这样的省城，饭店里已经缺肉少鱼，中饭晚饭营业时间也就一二个小时，饭菜卖完拉倒，吃饭要凭粮票就不必提了。

毛泽东还有搞笑的事。1958年11月，八届六中全会召开，要印《参考消息》上的杜勒斯的一个讲话。毛泽东认为编辑拟的标题不好，于是越俎代庖重拟标题《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毛泽东进入了一个心造的幻象世界，在期望中，超英赶美，指日可待，连美国反共头子国务亲杜勒斯都“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那真是到了世界一片红的时候了。他将要主导世界的沉浮！

春节过后，网上流传了一篇显然是伪造的胡锦涛的内部讲话，但这个讲话却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该讲话说，毛泽东“他的目标是，这整个地球要由我们党来制定统一计划，统一安排”。1958年的毛泽东大概是做过这样的梦！

人民公社彻底剥夺了私有财产，连农民家的铁锅都收走了。为了大炼钢铁，把农民家庭的铁锅全部收走砸烂扔进了炼铁炉。农民因为成了一无所有的社员，连铁锅也没有，于是家家吃食堂。办食堂倒也不是因为砸了铁锅，而是为了彻底消灭私有制，为了走集体化道路。毛泽东本以为粮食产量已经多得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农民的口头禅是“放开肚皮吃饱饭”。除了公共食堂，还有托儿所、养老院、缝纫组，取消了自留地，取消了自养家禽家畜，取消了家庭副业。

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修公路等等，使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转移，使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造成1958年普遍的“丰产不丰收”的后果。至上而下的全国规模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把农村、农业、农民折腾得死去活来。本来粮食产量实际上并不高，一方面使劲地吃，另一方面掉在地里烂在地里收不回，从1958年冬天开始，饥饿开始在广大农村弥漫。

“金桥”之说，成了黑色幽默。人民公社成了通向共产主义地狱的桥梁。

处在大山深奥里的环江县，这时在洪华的领导下，亦步亦趋地追逐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人民公社建立后，公社实行高度共产化，对生产资料实行无偿调拨；劳动力则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统一调度。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当时环江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干部军官化，社员战斗化。”“并一度推行伙食供给制、工资制，同时以自然屯或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县的男女老幼，无不囊括其中，无一例外。

大跃进时期倒行逆施的事情比比皆是，诸如弄虚作假吹牛撒谎的试验田，毁坏森林劳民伤财的土法炼铁炼钢，砸锅炼铁的吃食堂，动辄万人上阵的修水库办水利，如此等等，环江县和全国大体也差不多，只是许多方面做得更极端，就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