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孙卿：大起大落的人生

岁月无情。

当今无锡，提起钱孙卿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哪方神圣，可在民国三四十年代，钱孙卿的大名是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他是无锡最耀眼的明星，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地方报纸的关注点，他的“粉丝”遍布无锡各个阶层--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如荣德生等）、艰难度日的小百姓、政府官员、家庭妇女、失去亲人的孤儿……

一、超高的“人气王”

1945年10月23日一大早，无锡城躁动起来。

“钱孙老今天要回无锡了，真的吗？”

“昨天报纸上都发消息了，钱孙老今天在上海坐九点钟的快车，12点到无锡。”

“太好了，八年没有看到他了，好想念他。”

“大家都想早点见到他。我们快去火车站吧。”

一传十，十传百，民众们把车站广场挤得一个水泄不通。

在日本铁蹄下，这些在沦陷区当了八年亡国奴的民众，身心饱受摧残，他们面对的是日军的高压、民族败类的为虎作伥、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正不压邪的道德破产；现在日本投降了，可社会还是乱七八糟，没有走上正轨。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对钱孙老真是望穿秋水，盼望着他尽快回到故里，“妙手回春”，让无锡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让小民们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那天在站台上迎接钱孙老的队伍来自地方各个领域：常镇指挥部孙元良将军代表、范惕生县长（时无锡为县的建制）、国民党党团领导、县保安团团长率士兵二连、县警察局长率警察二队、县银行代表、孤儿院陈汉文率全体孤儿、城区李区长、车站张站长、一些地方名流。此外还有高僧量如大师、慧鑫法师及白衣殿主持等。

站台上这群欢迎队伍，折射出钱孙老影响力涵盖三教九流，有官有民，有上层有底层，有入世的有出世的。

在一片欢呼声中，钱孙老步出车站，等候在火车站广场的人群，看到的钱孙老依旧是过去的打扮：墨晶眼镜、黑马褂、瓜皮帽、颔下留着长长的鬓须，“孙老，你好！”“孙老，我们想你！”，听着这熟悉的吴语乡音，看着这热情似火的场面，年近花甲的钱孙卿心中有暖流有酸楚，他用那高亢的声调不停地说着“乡亲们好”、“大家好”。

随即，受孙元良的邀请，钱孙老乘军车赴市中心旗杆下杨公馆将军行辕，同他聚餐相谈。

时刚过不惑之年的孙元良（台湾著名影星秦汉的父亲），仪表堂堂玉树临风，这位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高材生久经沙场，在上海、在南京、在贵州同日军拼杀，战功累累，其对钱孙老很尊重。

聚谈结束，钱孙老回到阔别八载的家。八个寒暑，鸠占鹊巢，位居七尺场的钱老私宅（即现在的钱钟书故居，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钱孙卿为孪生兄弟）为日军占据。

如今日军投降，物归原主。钱孙卿在祖宗的牌位前，虔诚地焚香祭拜，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

亲友们早早地等在钱宅，与他们话过家常后，钱孙卿来到了城中公园内清风茶墅，与老朋友畅叙。多年未见，大家有着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

第二日钱孙卿出城墙西门，到西乡祖坟前扫墓，到惠山谒钱氏宗祠，他严格遵循着传统。

第三天下午，他来到三皇街商会礼堂，举行招待地方各界谈话会。这次谈话会没有发会议通知，仅在报上提前刊发一则消息，自由参加。

会场“爆棚”了。范县长、党团领导、警察局长、教育界代表、工商各业代表不请自到，大家都翘首以待钱孙卿为地方指点迷津。

三时正，钱孙卿从休息室步入会场，全场起立，掌声雷鸣。

当年的记者在《大锡报》上这样报道：“钱氏点首答礼，即站立于会议长桌之北端，未及发言，即哽咽泣下，双目流泪。”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国破家亡无穷恨的李清照，面对沉重的人生，写下了这苍凉的诗词。

这场景在众目睽睽下重演了。

一位经历过人生数不尽的喜怒哀乐、年近花甲的老人，有着怎样的复杂心情，要当众未语泪先流呢？

“八年来，未能与诸位身同甘苦，自问遗弃地方，是个罪人，深深觉得对不起地方，对不起自己。”在场者闻之，无不为之动容。

战前的钱孙卿，担任无锡县商会领导十多载。在其领导下，县商会迎来了其全盛时代。

时商会不仅“具有调查商性、处理破产及商务诉讼、受理成立公司或行号、申请专利权、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发行标准账簿等职权”，而且还兼有地方自治行政的职能，参与大量地方事务的处理，为地方的发展出钱出力献计献策。

民国时期，无锡完成了从一个平凡小县城到全国第五大工业中心的巨大跳跃（名列上海、广州、天津、武汉之后），在这一过程中，官治软弱无力，政府严重缺位，钱孙卿所领导的商会在地方的发展中居功至伟。

正当无锡经济如日中天时，日本的铁蹄给其巨大一击，街市被焚，工厂被炸，企业家们流落异乡，一些乡绅被拉下水，上了侵略者的贼船。钱孙卿始终不为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所动，寄身于上海复兴路一民居里，这小小的公寓中曾聚集着众多的钱氏家人，其中他的侄子钱钟书在此写出了经久不衰的大作《围城》。

息影沪上的钱孙卿始终牵挂着家乡的一切，他组织旅沪同乡会，通过各种渠道对地方政治进行遥控，以助铁蹄下的民众纾困解难。

荣归故里的钱孙卿，发现一切今非昔比。市中心繁华区八年前被日军的一把大火毁于一旦；众多的工厂伤痕累累，大量的工人没有工作，嗷嗷待哺。

如何才能使地方从乱转治？如何才能在一团乱麻中找到问题的解决之径？钱孙卿的发言拔开了重重迷雾，让人们在迷惘中看到曙光，在困难中见到了光明。

当年的无锡各界把钱孙卿当作“定心丸”和“指路神针”。

没有功名没有产业也没有上过大学，钱孙卿竟能在地方上有着超高的人气，成为众多老板们服膺的领袖，百姓心目中的良绅，政府的左右手，他的秘招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把镜头切换到20年前那场持续八天的围城之役。

二、“带头大哥”的诞生

1925年1月18日，离除夕只有五天时间了，锡城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年货，“老小”们更是扳着手指，盼望着放鞭炮的时刻快点到来。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祸使这个80多年没有销烟的城市愁云密布，年味顷刻间无影无踪。

第二次直奉战争波及无锡。苏督齐燮元的溃军乘火车来到无锡，兵临城下，四处打劫。繁华的无锡顿时危如累卵。

间不容发，上任仅两个月的无锡“市长”钱孙卿（时称市公所总董）果断下令全市五个城门紧闭，全市进入紧急状态。

溃军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不仅勒索生活用品，还狮子大张口，索响十五万（时一个工人的月薪在10元左右），并不时发出攻城的威胁。

高2丈1尺左右、长5560米的无锡城墙，虽内外皆有护城河，但阻挡不住齐军的强攻。为此，钱孙卿同地方公团领袖们商定，一方面依托城墙严防死守，并布置电网，防止溃军入城；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安抚齐部军官，使他们稍安勿躁，不至于狗急跳墙。

带着由十公团出立借据、由薛南溟、荣德生等大佬作保，从银行借来的一万多元，钱孙卿等三人缒下城墙，来到火车站齐部，同溃兵讨价还价。

溃军的胃口没有满足的时候，不久，他们又提出了更高的价码。钱孙卿不得不再一次缒城，与蛮不讲理的军官杀价，谈完条件后，他冒着刺骨的雨雪，绕道西门入城，回到家中，已是子夜时分。

大混乱中，溃兵们在城外不时烧、抢，恐慌的民众们流离失所；粮食、燃煤的供应都出现非常大的困难，为此，要避免哄抬物价、要防止电力中断，要给衣食无着的难民提供吃住；要赶快组织力量扑救溃兵引发的火患，以防火烧连营；一些误触电网的溃兵尸体要处理……当然最难应付的则是齐部的不停勒索，索饷索物，还要地方帮他们拉差拉夫。

除夕那天，齐军除要地方提供牛奶、咖啡、糖果等好吃的外，还要求送几个大厨到军营，帮他们做年夜饭，可厨师们都不敢深入虎穴，钱孙卿无奈只好委托公园饭店准备两桌佳肴，由他带人亲自送到城外齐军司令部。

这是无锡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除夕，整个夜晚，锡城听不到一声鞭炮响，许多家庭都无法团圆，大量青壮男子正顶着严寒，在城墙上巡视，不敢有任何懈怠，市中心七尺巷钱绳武堂新居里，十多口围坐在堂中，那昏暗的光线，映照的是每个人脸上焦急的神情，尤其是钱孙卿77岁的老父亲，更是坐立难安，这位饱经风霜的秀才，幼年时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乱，流离失所；晚年则又逢大军围城，儿子去虎口捋须，他为儿子的安全担惊害怕。

正月初三，奉军张宗昌部到锡，齐部弃逃。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配有白俄人员的张宗昌部队也不是省油的灯，钱孙卿又不得不应付张部的勒索，有一次张部军官要1000元的下乡搜查军火费，钱筹措了500元送去，即遭丘八的高声痛斥与恫吓。

初五晚上，从北方来的张部士兵不耐南方潮湿严寒的气候，生火取暖时，引发火灾，惠山之麓的钱氏宗祠与寄畅园的部分建筑片瓦不留，钱孙卿的老父亲看着化为灰烬的祖宗牌位与画像，老泪纵横，悲从中来。

自围城到正月十九奉军离去，无锡损失惨重，先后被提军用款项二十六万五千一百四十余元，代办给养、酬劳等九万七千六百四十九元。二百七十多户被烧掉，四万六千余户遭抢，共计损失银六百余万元。

尽管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城区及近郊工厂区保住了。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钱市长功不可没。

围城事件前，钱孙卿担任过小学教师、县议员，负责过无锡城乡的教育行政，出任工商中学的校长，在地方上已有一定的名气，由此他能为大佬们所看重，接替掌管无锡16载的薛南溟出任无锡第二任“市长”（市总董）。时钱“市长”管辖范围包括无锡县城及周边地带，面积为92.3方里，辖区人口有十多万，管理的领域则涉及治安、财政、教育、卫生、实业、赈济、市政建设等诸多方面，上班地点在中观前街恒善堂内，但其手下并没有多少兵，仅有副董2人，办事员10余人。

围城之时，局势大乱，草木皆兵。面对接踵而至的棘手难题，千头万绪中，38岁的钱孙卿颇有大将风范，他临危不惧，敢于担当，善于用人，折冲樽俎，以他的大智大勇，带领地方民众化险为夷，从而赢得上上下下的广泛好评。

应地方人士的热烈请求，江苏省长韩国钧特书“梓里蒙庥”四字扁额，由无锡县长亲自送至七尺巷钱家悬挂。获得如此高的嘉奖，在无锡历史上还是较罕见。

围城事件后，钱在地方上的权威与声望大增，他积累了超高人气，开始成为无锡城区的“带头大哥”，掌控地方政治几十载。

三、带着遗憾的离去

1948年底，新的一次改朝换代即将来临，文人与绅商们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

时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钱孙卿与荣德生都劝其留下，迎接解放，可钱穆还是毅然决然地南下香港，离开了大陆，对新政权寄予很大期望的钱孙卿，发起成立无锡县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作为应变机构，自任第一召集人，布置应变事项，使无锡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社会稳定，工厂与档案都完好保存。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重视钱孙卿的影响力，安排他担任了诸多重要职务：无锡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苏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建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年过花甲的钱孙卿虽厕身于政治，但其影响日趋边缘化，毕竟士绅左右地方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7年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一年。东方风来春满园时，各级政权组织鼓动人们消除顾虑，大胆“鸣放”，5月24至31日，江苏省委统战部两次邀请省工商联的负责人座谈。钱孙卿保持了他一贯敢言的作风，对党的政策与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春去夏来，整风运动的方向突然发生变化。6月13日至7月22日，钱孙卿在出席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先后23次与章乃器、毕鸣岐一起受到批判，7月15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同诸多右派代表一样，检讨自己--“我做了人民罪人”是其发言的题目。

北京对钱孙卿展开批判的消息传到江苏。6月18日，省民建、工商联召开联席扩大会议，150多人参加，在钱孙卿不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言论进行了批判。钱孙卿也是江苏省最早被划为斗争对象的“异己”，是当时《新华日报》发文批判的重中之重。

8月7日，省民建、工商联联席扩大会议继续举行，这次是对钱孙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和斗争，责令他作交待。钱承认自己犯了许多错误，“已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向人民低头认罪”，但“会上，钱孙卿的检讨刚一谈完，大家对他的狡猾态度、过‘关’的敷衍手示，表示极大的愤慨”。

8月13日，联席扩大会议在休会两天后又开始了。会场四周贴满了各地工商界和与会者声讨右派分子钱孙卿的来信、来电和大字报，会上，钱根据领导小组的决定，重做了检查交代，承认了自己是一贯站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这样的上纲上线还是被说成避重就轻，根本过不了关。

8月22日，钱在大会上又不得不作了第三次交代，把“屎盆”扣到自己头上：“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过去做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解放以前，在无锡地方已成为一个封建霸头，代表大资本家利益，一贯骑在人民头上。……尤其在最近鸣放阶段，到处点火放毒，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已达极点。”

在钱孙卿把自己为人的所有尊严彻彻底底踩在脚下时，这场马拉松的面对面批判才鸣锣收工。半个月间，每个与会者都要张口，都要找来几发“炮弹”打中钱孙卿；而这些与会者，钱孙卿都熟稔，这中间有他相识多年的老友，有他提拔重用的干部，有他的助手，有他的次子……他们的发言有名有姓的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以此来反复论证钱孙卿此人的无耻和罪大恶极。如钱几十年的老朋友，76岁的省工商联副主委陆小波在媒体上著文大骂：“钱孙卿看起来是‘道貌岸然’，揭开来原来是个‘人面兽心’的右派分子。”

对这场声嘶力竭、声势浩大的批判，也有一点“杂音”--“钱孙卿胡子一把，哪里还会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最多不过是思想问题罢了。”“钱孙卿几十年来，为人正直，肯仗义执言，在旧社会里敢讲，在新社会里也敢讲，他是个老好人，就是脾气梗一些，封建地方观念浓厚一些罢了。”但这些声音立即遭到了批驳与围攻。

11月省工商联、省民建会正式转入领导层整风，钱孙卿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批判。次年1月，他被定为右派分子，撤去本、兼职，回到了无锡，闲居在家，其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也被终止。

1957年是钱孙卿人生中最为心酸的一年。除了自己在反右的漩涡中反复呛水外，他的后代中也是多人受创。二子钱锺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无锡市副市长及市民建主委职，与其一同窝在家中；其三子钱锺毅是留美的博士，在上海同济大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调往福建等地；时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的长子钱锺韩也受到了多次批判；五子钱锺彭在燃料工业部工作，后选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西固热电厂建设。因电厂领导瞎指挥导致锅炉管爆炸，却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直到1961年才获“教育释放”。

但这场霹雳万钧的批斗，并没有击垮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只是，他从一个忙碌者变为孤独的思想者。

1966年夏，文革风雷席卷全国，作为“死老虎”的钱孙卿虽不是重点打击目标，但家还是被抄了，他几十年所积累珍藏的不少书籍被没收，一个秋日的黄昏，这位八十岁的老人独自彳亍在无锡街头，眼前处处都是醒目的红彤彤的大标语，耳膜中时时听见喇叭里播送的革命歌曲，时有几片落叶在风中飘荡。

物是人非，城中公园的茶馆还在，可同他一起喝茶谈古论今的老朋友却大多阴阳相隔；中山路教堂边许国风老师家的华屋还在（八佰伴旧址），但老师已弃世六载，老师当年最看重的三杰中--徐彦宽只活了45岁，叔兄钱基博墓木已拱。自己所熟稔的亲朋好友，大都已相聚在九泉之下，那里有他的父母、有他的几个哥哥姐姐与妹妹，有他的诸多朝夕相处的挚友、同事，有他早殇的第七子、第八子，想想这些仅在世上停留几年、十几年与三、四十年就匆匆而去的亲人，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他内心有一种渴望，希望能早一点来到九泉之下，同他们会师。

人生的终点都是相同的，此刻钱孙卿羡慕起那些早赴黄泉的亲朋好友，他们不需要经历太多的人生折腾与煎熬，不需要经历太多的世道反复；有时他痛切地感到，对这个生活了八十春秋的城市，越来越陌生：城墙没有了，城内纵横交错的河流与桥梁消失了，大多数延续百年的石牌坊不在了，东方红广场、工农兵广场、长征大学、崇武区（原名崇安区）这些新的名称让他很不适应。

1970年无锡市有关部门成立“七三一专案组”，将钱孙卿钱锺汉父子和李惕平等大批人员集中隔离审查两年多，硬说“无锡人民公私社团联合会”迎接解放是伪装的，是企图潜伏的反革命行动，钱孙卿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73年12月31日，钱孙卿戴着右派与反革命的双重帽子，怀着满腹的委屈与冤愁离开了人间，他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87个寒暑，其中绝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无锡度过的。这个城市处处有他的履痕：他在城中公园品茶、在寄畅园留影、在龙山顶眺望太湖、在公益中学与荣德生促膝相谈、在西乡家坟前扫墓、在惠山宗祠里祭祖、在商会上班、在市公所掌舵、在街头看见瞎子阿炳卖唱，那悠扬的琴声浸泡了人间无尽无止的苦难和哀伤……

这位无锡昔日妇孺皆知、人人崇敬的政治明星永远地离去了，死时他的双眼没有关闭，死后他的丧事冷冷清清。

他没有等到还自己清白的那一天。虽然他坚信那一天肯定会来临：

1979年9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复查批准，对钱孙卿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的错误结论予以改正，恢复名誉。1987年江苏省暨无锡市分别召开会议，纪念他百岁诞辰。江苏省委对钱孙卿爱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党的诤友，是一位爱国志士。

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将他在“文革”后至去世前应补发的所有工资捐献给他生前曾任副董事长的江南大学，设立了孙庵奖学金（钱孙卿晚年自号孙庵老人），以资助江南大学的学生。

遗憾的是拿到孙庵奖学金的江南大学学子们，根本不知道孙庵是何许人也，更不清楚孙庵的人生是如此大起和大落，他的名字与人们久违了。

徜徉在七尺场巷钱钟书故居，我总会想起那位雄踞无锡三十年的钱孙老，想起这位在此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地方政治家对学问的痴爱，无论工作怎么忙，每晚他都要在家中大声读书，钱基博深夜醒来，还能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的朗朗书声。

正是这持续几十载的书声，使无锡拥有了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德艺双馨的地方领袖。

1946年，为庆祝钱基博钱基厚两兄弟的花甲之寿，由无锡众多名流发起，在风景如画的鼋头渚风景区筑二泉桥表达敬意，时人认为两兄弟“产同胞貌同型幼同好，学长同以学行树誉于时”，“子泉先生（钱基博字）贯彻经子博览坟典著述等身，弟子满天下，蔚然为东南国学大师；孙卿先生（钱基厚字）洞达时务，从政地方，为民众解痛苦，为邦国争献替，当世贤豪长者皆愿虚衷就教，晋挹风采则其树立，虽各有所诣而其为施利于公众，植名于方来则又似异而实同”。

是全国有影响的大学者也好，还是对地方有贡献的绅商领袖也好，两兄弟都是无锡的骄傲，都是文人的楷模，家乡人民并没有厚此薄彼，只是时变岁移，如今钱基博盛名依旧，而知道钱孙卿者已寥若晨星。

2011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常常来到市图书馆文史阅览室，从那些发黄变脆、字迹日渐模糊的旧报纸上，寻找与打捞着这位“雄踞无锡三十年”的人生轨迹，心中存有一分浓浓的期冀--希望这样一位与我们同有一片天空、同踩一片热土、让后人难以思议的、对无锡贡献卓著的绅商领袖也能像他的孪生兄弟钱基博一样为今人所熟知。

钱基博培养了一个有名的儿子--国学大师钱钟书；钱基厚的儿子钱钟韩，自小聪慧，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工程热物理与自动化专家，长期担任东南大学的校长。钱家之所以人才辈出，离不开家族文化的积淀和传承。

（作者赐稿，原载蒋伟坚主编的《书香无锡》，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中心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