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年伊始，作为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的谢觉哉给中央写信，说自己已经74岁了，年老体弱，请求辞去内务部长一职。但到了1959年4月的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德高望重的谢老却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对此，谢觉哉一再表示，做这个工作，我是勉勉强强的，本来是该退休的人了，但党让我接替董老干下来，我想要干就得干好。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了1956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刑案，必须报送案卷的做法，改变了1958年以来电报报案的做法。他说，“不看案卷，还要最高人民法院干什么？……人就一个脑袋，杀错了，人头落地了再也不能长出来。杀一个人容易，要做到不错杀一个人却很难。”为了纠正以前司法界的“左”倾错误，他还响亮地提出了“要大兴讲道理之风，要以判案不讲道理为可耻”的口号，批评有些地方法院压制上访、上诉、申诉的现象。

1961年12月，为了调查社会治安和基层法院工作，谢觉哉回到湖南，曾专程来到故乡宁乡，请县里干部谈谈纠正前几年“五风”盛行的情况。到1962年1月2日，谢觉哉离开长沙到广西视察，临上车时，才获悉昔时好友姜梦周的儿媳曾两次从乡下来到长沙陈家山招待所找过他，但都因为门卫把守不许她进门，而未能见上一面。

谢觉哉年轻求学时，有三个最要好的同学和挚友，那就是何叔衡、姜梦周和王凌波，他们四人“以道义、前进相勉”，并先后加入了共产党，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家。姜梦周大谢觉哉一岁，他出身农家，会各种农活，性格刚毅，无论寒冷的冬夜，还是酷热的夏日，都能通宵达旦地坚持自学，而且还喜欢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争论起来往往坚持己见，毫不相让。他还爱打抱不平，如有两派相斗，他总是站在弱小、穷苦的一边，这种敢于挺身而出，仗义为人的品行，广为人称道。1929年3月，因遭叛徒出卖，姜梦周狱中受尽酷刑后在长沙被敌人杀害，终年46岁。

对于这样的革命亲属，都因下面人拦截不得见面，何况别人？谢觉哉深感不安，立即修书一封给她，表示歉意，并指出：“人民来访不传达，是很不好的。”为此，他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