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 （2）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发布时间：2007-09-05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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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事件中的中苏互动 事实上，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战，应该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提醒赫鲁晓夫，不要在即将到来的解决柏林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妥协。结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帮了毛泽东这个忙。
正当中苏两党遥指对方，勾画不同的列宁形象时，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斯维德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搜集战略情报的。[48]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通报了这一情况，语词激烈地谴责美国军用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行为，并不无警告意味地向在座旁听会议的西方大使透露说，苏联的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装备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队总司令部。[49]
其实，美国飞机带着间谍目的深入苏联领空并非例外之事，它们侵犯苏联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库页岛、波罗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地区，仅1953-1956年就有一百多次。1958年6月27日，美国一架四引擎的军用飞机还深入苏联领空达一百七十公里；其后两个多月，美国军用间谍飞机再度深入苏联领空。[50]而苏军击落美机的事件却偏偏发生在与中共进行笔墨之争和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时，的确令一直鼓吹与西方缓和的赫鲁晓夫一时陷入了尴尬境地。他既想继续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顾及国内传统势力借此事做文章，动摇其在苏共党内的地位；既想避免就此与美国发生冲突，断送掉已营造多时的缓和氛围，又要考虑抵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的中共舆论声势的影响，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地位。两相权衡，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中国，以及同中国息息相通的本国保守集团的压力下，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措施。
而艾森豪威尔政府从5月5日一开始否认有此类事件发生；到9日被迫承认，表示这种飞行是根据总统的指示和根据包括进行“广泛空中观测”在内的计划进行的，这种观测包括采用“渗入”苏联领空的办法；再到12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转交致苏联政府照会，再次声称进行这种飞行是美国的既定政策，[51] 态度一直十分蛮横。这种情况不啻于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愤怒。苏联方面开始重新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5月11-14日举行的苏军党的基层书记会议上提出：当战争威胁还存在，全面彻底裁军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我们应当表现出最大的警惕性。[52]
5月16日，美英法苏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内阁会议厅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和美国政府坚持对苏联采取挑衅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对苏联采取这种行动和奉行这种政策，并且严惩直接参与这次事件的罪犯。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脑会议大约推迟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之外，再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艾森豪威尔则发表声明回复说，侵犯苏联领空的飞行“已经停止了，而且将不恢复”；但是，这种飞行不恢复的期限只限于他担任总统的期间。[53]实际回绝了赫鲁晓夫的其他要求。
会议就此流产后，赫鲁晓夫亮出了坚定的反美姿态。18日，他在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再次发表声明还击艾森豪威尔，指斥说：帝国主义者习惯于像古时候俄国商人的那种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说“谢谢”，并且深深施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侮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是代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衅活动都不能吓倒苏联，要我们屈膝是不可能的。对于16日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赫鲁晓夫指出：可见美国总统所答应的不是放弃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暂时“停止”飞行。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虚言搪塞和他所“赐与”的在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的“恩惠”的话，苏联人民、我国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社会舆论将不会了解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赫鲁晓夫一方面不无威胁地警告说：飞机能不能在苏联领空飞行，“这要由我们来决定，我们要十分肯定地决定——我们将击落这种飞机，将给飞机起飞的基地、给那些建立这种基地和实际使用这种基地的人以毁灭性打击。”一方面也注意留有余地，表示：再过六至八个月，如果他们不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那末，我们将同我们的伙伴重新会晤，以便讨论和解决成熟了的国际问题。[54]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从16日晚电台广播赫鲁晓夫的声明之时起，就掀起了支持苏联政府立场、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浪潮。17日一天当中，莫斯科一百多万人分别举行了五千多次集会，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政策。苏联各战斗部队的官兵也都举行集会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远东军区还有军官表示，“我们根本不能同把背信弃义和进行强盗活动作为政策的国家首脑进行谈判。对我们所有军人来说，结论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战斗准备。”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各主要报纸则纷纷发表评述等文章，揭露美国对苏侵略方针，故意葬送四国首脑会议，指出：为了要使和平共处成为政治现实，就必须要使帝国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反对苏联的强盗政策。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们如何巧妙地回避，都不能逃脱自己的责任。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等等。[55]
艾森豪威尔的霸道举措，使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大大地做了一场秀。不过就中苏关系而言，这场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中国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场中苏互动式的做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认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骂和好战态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宫的做法。[56]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配合只是表象，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进赫鲁晓夫转而向中国的目标靠拢。
事实上，随着1950年代后期以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中苏之间在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分歧、国际共运中路线斗争的展开，中国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同时，也在愈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武装斗争和革命起义，争取获得更多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反对并干扰苏联的缓和方针。不曾想，在上述《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最后一篇发表8天之后，美国方面就适时地送来了中国可资利用的“炮弹”。毕竟在中国看来，这一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中共论点的完全正确，“戴维营精神”完全垮台了。[57]
5月初，当坐在苏联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旁听席上的西方各国驻苏使节，面无表情地倾听赫鲁晓夫通报苏联击落美国U-2间谍飞机的经过时，中国大使已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深信这件事终于向赫鲁晓夫证明了他的错误，目前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强硬态度。[58]消息随即传回北京，与此前对苏联纪念列宁诞辰活动做低调报道大相径庭的是，中国方面迅速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一轮新的大规模宣传战蓄势待发。
5月9日，《人民日报》即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指出，U-2飞机事件是“美国统治集团长期以来一贯奉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继续。这种政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衅”“也就是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挑衅。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当局的抗议和谴责。”[59]这大概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最先发出的支持苏联对抗美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5月7日至14日连续五次会见应邀来访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谴责美国进行积极的战争准备，介绍中国的反帝斗争经验及革命和武装斗争经验。[60]会见中，毛还在外国客人高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时打着拍子，而后鼓动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坚决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运动。[61]如此频繁地公开谈话，使得16日的美国报纸评论说：毛泽东在十天中发表了五次讲话来迎接重要的最高级会议，这对一位通常每年只发表两三次政策讲话的领袖来说，显然是太喜欢讲话了。“毛在口头上的攻击使巴黎前景暗淡”。[62]
在第五次讲话，即5月14日四国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在武汉接见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虽然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63]却又同时强调：事实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在谈起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情况时，他指出：苏联人做得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国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应当存有幻想。[64]毛泽东还隐射赫鲁晓夫1959年9月访美后曾说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旧事，讥讽和提醒说：“过去，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同日，新华社、北京广播电台摘要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之后，西方媒体，如共同社、美联社、美《新闻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等，旋即在15和16两日纷纷就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述。[65]《人民日报》也于16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措词激烈地提出反对向美国人让步的警告，宣称“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66]
可以说，作为国际共运旗手地位最强竞争者的毛泽东就此事件的公开亮相，以及中国方面的舆论压力，对赫鲁晓夫决定在四国首脑会议上做强势表态，采取强硬的反美对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赫鲁晓夫开始重拾已经放弃了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等词语，一时间，莫斯科的时钟好像被拨成北京时间了。
随着毛泽东态度的明朗化及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领导层明显兴奋起来。5月16日，周恩来飞抵武汉，于会见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接见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团之后，当晚与陈毅进见毛泽东，商谈了中苏团结等事项。[67]翌日，邓小平在北京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后者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通报苏联对召开这次首脑会议的立场时，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邓并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表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中共中央已审议了在中国国内开展支持这一声明的运动。邓还请契尔沃年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说：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68]同日下午，杨尚昆见到毛泽东，毛就赫鲁晓夫在巴黎提出强硬声明事再次发表了议论。与此同时，穿梭于武汉和北京之间，商议并传达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最近的国际形势等问题。[69]这时，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强硬姿态与中国的反帝方针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经站到了与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标相统一的基础上了。
从巴黎这次会议召开到5月17日宣告失败，中国国内的宣传声势也与苏联同步展开。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宣称欢迎四国首脑会议召开的同时，强调中国“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议，在揭露美国战争政策和促进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70]即之，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责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重申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不可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自5月18日至25日，《人民日报》还连续摘要报道苏联各主要报纸的评述文章，报道赫鲁晓夫16日的声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众集会情况，于头版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等等。[71]
当中国国内反美舆论宣传文章铺天盖地之时，5月19日下午，遥控指挥的毛泽东在车过株洲时进一步指示坐镇北京的邓小平，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并明确要求北京的集会要在20日即举行。[72]于是，翌日，首都3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会。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警告说：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每一次挑衅，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击。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他最后并高呼：“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打倒战争挑拨者，世界和平万岁！”等口号。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示威集会情况，同时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国各地城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已达五千三百多万人。[73]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中，毛泽东导演的这幕声援苏联、反帝反美的戏剧，无论规模还是声势，都极大地超过了当事国苏联。以此，中苏互动做秀的结果是，毛泽东的风头盛过了赫鲁晓夫。以至于西方媒体评论说，在四国首脑会议前夕，毛泽东把他的手指戳进了赫鲁晓夫的肋骨。会议召开时，赫鲁晓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现有毛颀长的身影。认为世界共产主义战略中的中国路线战胜了赫鲁晓夫的路线，U-2飞机事件大大加强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对待世界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的明显分歧现已消除，中苏裂缝弥合了。甚至预测有可能形成强硬的莫斯科-北京轴心。[74]总之，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等事情，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占了上风。1960年前半年总的情况，就是事态同中国分析的一致和赫鲁晓夫因此站到北京的理论上来。[75]
一次飞机事件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突然加剧，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振奋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精神，使他们看到了赫鲁晓夫向中国政策趋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国压力所起的作用。此期新华社《内部参考》多选发外电关于中国影响的评述，实际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恶倾向，表明中央领导层及毛泽东本人十分看重中国意识形态压力和种种举措，对赫鲁晓夫及苏共中央所产生的作用。只不过，一波宣传运动高潮尚未完全过去时，毛泽东已冷静地看到了事态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两种评估：
一是认为赫鲁晓夫转而采取强硬立场，有被迫的成分在内。5月21日，毛泽东向金日成指出：赫鲁晓夫“一时指挥欢迎艾森豪威尔，一会儿又指挥不要欢迎。搞得神魂颠倒。5月1号打下了美国飞机，活捉了驾驶员。2号艾森豪威尔说‘U-2’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这就逼使老大哥再无考虑的余地了，这才下了决心，到巴黎去不是开会，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会。”即如他认为“说得很好”的中国驻英代办宦乡5月28日对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的国际形势的分析：十九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间谍飞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76]
一是看到赫鲁晓夫还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77]实际对中苏关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较乐观的估计。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分析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维营会议后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这次为了U-2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毛认为：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将赫鲁晓夫定性为半修正主义。[78]
总之，毛泽东这时一方面敏感地觉察到了赫鲁晓夫的三心二意；一方面仍然认为此人还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摆出了准备重新拿起意识形态争论武器的架势，开始批评1959年11月罗马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十七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修正主义的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难道你们十七国党已经得到政权了吗？一点政权没有，就急急忙忙宣布连根铲除战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资本家高兴，起了欺骗作用”。再批和平过渡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民族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叛变革命的，对这类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实际的”。表示“将来要算算帐”，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还要不要。“现在我们要公开谈了”。[79]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实际直接促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对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方针的确立。中国要继续向苏联加压，再拉赫鲁晓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转”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苏两党在第二战场的角逐，分歧终于公开化了。
两国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斗争
既然当年中共接受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签字的、更多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64国《和平宣言》，[80]事实上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国际共运的指导原则，随着苏共与中共思想、方针上相悖的距离逐步拉大，而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并且都要争取对方向自己趋同，中共将争论的触角伸向国际组织就已是早晚之事。鉴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运中大多数国家和政党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中共尤其需要争取更多的追随者，以提高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在中共看来，对于亚非拉国家中那些尚未取得执政地位的革命党、那些赞成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团体来说，中国激进的口号和纲领比苏联谨慎的缓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借着U-2飞机事件所造的反帝反美声势，中国开始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开辟与苏联进行角逐的第二战场，从全方位对苏共进行批评和帮助，压其在中共的原则基础上达成双方新的团结。
1960年6月5-9日 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中苏双方围绕世界工联书记处准备的总报告展开了争论。
中国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6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则性错误，并且认为报告中对中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加引号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不友好态度。6月1日，中苏双方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和格里申举行会谈，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这种种指责，并且表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加引号只是苏方行文的一种习惯性表达方式，丝毫不搀杂感情色彩。翌日，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会党员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中方仍然声明对其中某些错误论点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理事会讨论。[81]刘宁一并表示，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82]
6月5日，会议开幕，世界工联书记处书记马赛尔•布拉代表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做了会议第一项议程报告。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则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对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事件做了呼应，都谈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带有某种程度的强硬色彩。[83]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并不表明世界工联书记处会彻底放弃总报告中的论点，改变其在苏联主导下制定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路线为宗旨的工作纲领。苏共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它们的正确路线。
为了避免在大会上形成争论，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国工会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员负责人40余人举行座谈会，进行内部交换意见。[84]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中共领导人说明各国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见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希望他们回国后把中共的意见转告各自的党中央。邓小平开始在会上阐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苏联代表团来说，中共中央的举措无异于是以“托洛茨基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强听完第一个问题“关于我们的时代”之后，即表示反对，并且拒绝邓小平的解释，拒绝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带头退场，东欧国家的代表也纷纷跟着站起来，座谈会以此中断。[85]
苏方这种不容争执的态度，使得中国根据自己意见修改报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国方面认为不能再期望关起门来与苏共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于是决定积极展开活动，直接与各国代表接触，宣传中共的观点。[86]根据这一方针，6月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各国工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说：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87]翌日的《人民日报》即几乎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专刊。
为了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成员宣传中方的观点，6月8日上午，中国工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在工联理事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强调说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都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提出：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要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揭穿帝国主义的丑恶的原形，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明确表明了与会议总报告不同的认识。刘长胜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注意，他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许多亚非拉国家代表发言予以支持。[88]
与此同时，在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三个起草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代表也与苏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尖锐斗争”。中方代表还劝告各国工会代表“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并且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支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斗争、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争、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失控的局面，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理事会休会和举行紧急代表大会。经过中方代表的力争，书记处放弃了休会的建议，苏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点可以不写”。此后又经中方代表的反复争执，终于达成了中方认为的“比我们设想要好的决议”。[89]
会议结束后，刘宁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的斗争和把世界工联理事会这个表决机器的指挥棒打翻，在工会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认为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次会议虽然是工会会议，但是将发生深远的影响。[90]
短短几日，中国利用世界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之机，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于世界国际组织中继续同苏联的论争，努力获得热衷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支持，加强对苏联的压力，争取赫鲁晓夫改变方向，向中国的立场趋同。即如后来彭真所指出的：“为了保卫列宁主义，为了将来到马克思那里作鉴定，我们不得不斗争。我们向世界工联谈话不是没有考虑的，不要估计我党中央冒失，找他们谈是为了拖住他。老实讲，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雄心，当时听说他们搞党纲，不要他走的太远，为此才写三篇文章，几个月后才找工联谈话。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攻，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把他们拖住了。这以后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91]
可以说，中国通过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的论坛，首次正式对外界说明了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针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
苏联方面就此提出批评说，中国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使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不仅如此，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92]在苏联看来，中国工会代表对苏共的批评是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一系列委员会的工作中进行的，而“出席会议的有许多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93]苏联方面认为，中国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们的坚决反击。于是中共领导人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分裂步骤：他们不仅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而且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许多委员会里，批评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这些行动实质上是在公开号召世界工联开展斗争，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94]
应该说，苏方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在世界工会联合会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95]至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由党内到党外完全公开化了。
中国工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及其获得众多国际组织成员支持的情况，无疑将赫鲁晓夫推入了两难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面临艰难的选择：或者向中国的立场靠拢，或者背负起在世界国际组织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莫斯科显然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试图避免此类尴尬局面的出现。此次会议之后，被激怒了的赫鲁晓夫启动了反戈一击的步伐。
其一，苏联方面针对中国代表在会上的种种做法，竭力指责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运中使用缺乏党性的派别活动的手段，这次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期间中国的举措就是一种拉帮结派的表现。[96]
其二，莫斯科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反击。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之际，苏联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直接涉及与中国论战的文章，批评中国教条、左倾的错误。这些文章的依据就在于，列宁在他的这篇关于“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如6月10日，有舆论宣传称：“目前的左翼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局势微不足道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又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则宣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97]
其三，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如何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对于苏联方面来说，刘宁一曾明确表示不把中苏双方对会议总报告的分歧带到公开的会议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却召集17国工会党员负责人座谈会，发表不同于会议总报告的意见；尤其是在事先不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率先在大会上公开这种分歧，并且积极向其他工会代表、工会活动家进行鼓动、宣传，这种行为不啻于是一次突然袭击。对此，彭真后来在与苏方会谈时就这次座谈会问题表示：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会议参加者的名单。米高扬当即就反驳说：你们邀请他们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会议。他同时还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国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特别的观点。你们不该这么做，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央级的会议上进行讨论。[98]可以说，中国这次在国际组织会议上主动出击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经历了6月初的被动与尴尬，赫鲁晓夫决定要把主动权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个月后，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即如苏斯洛夫所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召开，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联理事会。[99]这样，中苏双方在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上的斗争转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更为激烈地展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