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下)

国际左派队伍形成与中苏大论战的开始

实际上，195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的发展，国际共运中赞同中共认识的左派也逐渐形成，只是还处于形单影只的状态。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当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时，只有阿尔巴尼亚、印尼和日本的党不赞成这种做法。到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时，发展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个国家的党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而苏共二十二大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进一步发生分化，有的党中“革命派”通过斗争将“修正主义派”领袖逐出领导机构；有的党因右派将左派开除而分裂成为两个党；有的党左派和右派共存；有的非党组织左，进而成为新的共产党；有的党则是领导层右，基层党员左。总之，左派党的成员已不只11个，除了亚洲的左派党之外，拉丁美洲左派队伍正在很快发展，西欧和北美等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左派人物和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出现了。这成为国际共运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18）尤其是不仅亚洲左派党的旗帜更加鲜明，而且历来变化很小的欧洲党，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意共左派和法共左派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响应一两年前中共《列宁主义万岁》之文，形成“三呼万岁”的局面，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另外，左派队伍在反修斗争中由于缺乏理论武器，许多党来向中共索要刊物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文章。[54]（P20）[29]（P56，65）

左派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向中共取经的情况，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势的出现，是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的反修斗争分不开的。中共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了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高举革命旗帜，反对和平主义；高举团结旗帜，反对分裂主义；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这种斗争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党左派的发展。由此，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愈来愈高，“要革命的就要到北京来”。“毛泽东思想日益成为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团结的中心”，成为“国际运动中广大人民的旗帜”。[29]（P65，88）[53]（P201）[54]（P21）

1962年9月，美国《现代史料》刊物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九六二年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文中指出：“北京已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代替者。”毛泽东思想“作用很大，影响很大，不能忽视。毛泽东主义已达到一定成熟程度。共产党集团升起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领导中心”。这样的估计实际呼应了中共党内的有关认识，同时也引起了中共理论家的强烈共鸣。周恩来9月26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即提到：“现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55]（P38）康生则在是年末批评中共党内“对主席领导思想，发生某种动摇”，“对主席著作估计不够”的情况，指称“这是十分危险的”，“应当引起很大注意”。[29]（P90）

在国际共运这种新形势、新动态的影响下，到1962年末时，中国党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大大膨胀，开始集中并明确地提出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谁是真正的领袖的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争当领袖，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自居。但真正的领袖不是几个人吹起来的，真正的领袖是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将新的问题提高到新的阶段，为世界人民信服，并为事实证明是胜利的学说。列宁并没有当领袖，但实际上成了国际共运领袖。列宁之后，斯大林应运而生。现在，责任落在了我们身上，“落在我们的毛主席身上”。“今天真正能发展马列主义的是我们毛主席。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说明了这个问题。修正主义自封领袖篡夺领袖是不行的，没有人能赶上毛主席”。“世界革命领导的中心转移到我国”，“马列主义的旗帜，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就丢开了，从莫斯科宣言开始，是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以此，全世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而且还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进行。[53]（P204，203，212，195）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领导人首次在1962年11月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同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并且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集中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要求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始终掌握领导权”。“要认真接受莫斯科裁军大会的教训，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降低马列主义的原则，迎合修正主义，以至脱离左派，加强右派，增加中间派的动摇”。[54]（P24）

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目标明确后，中国领导人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工作，以求在“三分天下”，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各占一部分”的世界大势[54]（P19，18）中，把毛泽东推向世界革命领袖的位置。

其一，开始以积极、主动、进攻性姿态展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此时，中国领导人已把对赫鲁晓夫是“应该斗争”，还是要“三和一少”与之“讲和”的问题，提高到了是“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的党的问题”的高度，提出：“不斗争只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要马列主义就要斗争。我们历来主张团结，但没有斗争，不可能有团结，放弃马列主义原则，是达不到团结的。”并且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进一步与国内问题紧密联系到一起，所谓“反修正主义不仅是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其性质是：“要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赫走。”[29]（P85，94）

其二，“积极支持左派的发展，巩固壮大马列主义队伍”。具体言之就是：一方面，加强和左派党的联系，不要怕人家说中国党“干涉内政”、“分裂他们党”和搞“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亚非拉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亚非拉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保证左派的领导。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扩充左派力量，坚持做好左派工作，“这是保卫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核心部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所在”，“这个工作的好坏是关系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54]（P24-25，28）[53]（P201）

其三，就是要克服左派运动中没有理论、纲领的缺陷。世界革命要求中共有马列主义纲领，在国际舞台上打出鲜明的旗帜。对于中共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过渡理论已为时7年，但是，有哪一个国家实践了这一理论呢？目前的国际局势，既不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也不是修正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只能说是“冷战”和“热战”、斗争和谈判互相交织的“僵持共处”的局面。因此，修正主义的政策已经破产了。中共领导人这时认为苏共的新党纲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指出，这个纲领“政治上是反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经济上是取消思想教育的福利主义”：“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全民国家、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苏联要把这个纲领强加给兄弟党，作为国际共同纲领，中共就要反对。而“批判他的纲领，我们工作做得不够”。要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彻底地、系统地批驳修正主义的谬论。[29]（P64，49，80-81）[45]（P110）[54]（P21-22，28）至此，中共中央实际已在酝酿着要拿出自己的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了。总之，就是根据毛泽东此时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决定于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做革命的促进派，利用当前有利形势，掌握主动，抓紧时机，发挥效能，调动全局，以展开新的局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以我为中心开展工作”，在国际活动中，“冲破修正主义的圈子，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54]（P28）

是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11月5-1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11月20-24日）、意大利共产党“十大”（1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12月4-13日）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1963年1月15-21日）相继举行。中共中央联络部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保、匈、捷、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分管资本主义国家党的副部长赵毅敏率团出席意共代表大会。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分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五党会议。会上又形成了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以及对中共的直接攻击或影射批判。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在苏共组织并指挥之下，对中国党进行的有计划地的围攻。“是修正主义者发动反华运动的一个新步骤”。（19）

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在任何情况下，一直参加会议到底，不退场，不作抗议表示”的与会方针和“在目前形势下，公开展开争论，是有益无害的”思路，[56]（P35）一方面，针锋相对地回应一些党的攻击和批判，其间由于苏共代表未指名攻击中国，中共代表团也不点苏联的名；[57]（P66）一方面，把这种国际会议作为宣传中共主张、提高中共威信、争取并团结左派力量的重要时机，充分利用来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如在意共“十大”上，除中、苏、南之外，30个与会外国代表团中，不反华的党已达半数；赵毅敏的发言迎来了热烈的掌声。在保、匈、捷三党大会期间，有的党公开发言支持中国，一些左派党代表还不避嫌地与中共代表接触，到中国大使馆聚会，或公开在会议休息室围坐议论。[58]（P72，70-71）[59]（P9）

面对左派队伍得到发展的局面，赫鲁晓夫在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显露出来。不看到这一点就是害怕正视事实，回避现实，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我们时代所肩负的全部责任。”[41]试图以此稳住阵脚，抑制共运各党对苏共的离异趋势。

这时，尽管欧洲五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共“明显的恶毒的攻击”，[60]（P531）[61]（P1）实质上都没有超过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势，中共中央却把它看作是“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公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益无害的”，“它有利于我们更充分地阐明我党的观点和主张，有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力量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于提高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觉悟”、“揭露和孤立现代修正主义，推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61]（P1-2）

不过，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中国领导人继续认为，国际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主要还是应靠“国内工作的支持，要把国内工作搞好，这是基础”。[29]（P92）由此，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国际斗争的方针应该是：“善于利用僵持状态，争取相对的缓和局势，赢得时间，加速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世界革命力量”；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三者有主有从，必须把反帝斗争放在第一位”，“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的斗争服从于反帝斗争”。指出：建立反修统一战线的提法是错误的，要尽量推迟大分裂。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依然是：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积极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的孤立美帝国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和反动民族主义，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54]（P25，24，26-27）是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了对苏留有余地的方针。翌年初，中共中央又要求在对国际共运左派之外的宣传中，“尽可能避免指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实在避免不了时，可以指出其错误，“但是不要给他们戴修正主义的帽子”。总之就是给赫鲁晓夫、苏共留有回旋余地，不直接点名，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60]（P530-531）[61]（P3）

但是，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已是斗争而不是缓和，着重强调的是“以斗争求团结”，“只有不怕紧张，才能争取缓和”；[54]（P26，25）具体步骤也是以真正马列主义代表的身份，积极主动地投入国际共运中的路线斗争，扩大左派队伍，实际亮出了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架势。如此一来，避免与苏共关系破裂、推迟国际共运分裂的设想，其实只能成为一张空头支票，一厢情愿而已。

由于中国领导人把争夺国际斗争领导权的途径确定在了反对美帝和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上面，通过反帝斗争进一步揭露修正主义，事实上也就把反帝反修两个目标紧密结合到了一起，所谓的“主从”关系已为相辅相成的关系所取代。这样，中共中央1950年代确立的建立反美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国际政治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至此，实际上已调整为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战略。

是年末和翌年初，毛泽东写就《七律。冬云》和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吟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字里行间满溢出一股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中苏两党关系朝着分手的方向无可挽回地延伸下去，大论战的气息已扑面而至了。

为了回应欧洲五党会议提出的挑战，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定稿并确定标题[60]（P514-517）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正式揭开了国际共运中公开论战的序幕。此后至翌年3月8日，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导下，[32]（P231，245，246-254，260-261）[60]（P525）中国方面又陆续发表了6篇文章，（20）回答各国党的批评和攻击。这七篇文章虽然没有采取公开点名批评苏共的方式，但其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苏共领导集团。即如3月7、8两日毛泽东、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中共领导人所指出的，文章在阐述我们观点时还是针对苏共的观点。这样做既鼓舞了左派，也争取了中间派，促使许多党独立思考究竟对世界形势怎么估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对我们来讲，公开论战好处很大，形式上是防御性的，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面目。[60]（P552-554）

面对中共摆出的公开论战的架势，莫斯科也亮出了因应的姿态：于1963年1月7日发表近两万字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中共高傲地以一切共产党的导师、列宁的真正继承者自居，把自己置于列宁的地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处方强加给兄弟党，宣传国际共运中存在坚持错误的多数和坚持真理的少数的论点，分裂共运。强调维护团结和统一是共运的“最高法则”，要承认“国际无产阶级的纪律”，执行集体制订的莫斯科会议决议：“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突出地成为共运中的严重危险。并在2月10日发表的长篇《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中，指名批驳《人民日报》1月27日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社论，同时打出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和停止公开论战的旗帜。[62][63]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停止论战举行会谈，共同筹备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其后，3月30日，苏共中央又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的问题。不过，既然两次莫斯科会议实际已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纲领确立为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赫鲁晓夫自然也不会真想就一条新的总路线的问题，引起共运中各党的大讨论，给中共提供争夺领导权的机会。因此，苏共中央信中所说的总路线，仍然是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确立的共同路线。即如其在信中指出的，“最近几年世界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正确性”，因此，“我们深信，没有任何理由来修改这条路线”。赫鲁晓夫所能接受的，只是在筹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最近几年来实际生活丰富了这条路线的新的东西交换意见。[4]（P250）[12]（P462-463，476）苏共中央这时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只是要将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为是“总路线”罢了。由于共同纲领经过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讨论，为各国党，包括中共所接受，所以，它转化为总路线，当然也是合理并且合法的，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中国党此时已不能再接受把苏共的纲领确定为是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即如前述，中共中央此时已认定赫鲁晓夫由半修正主义沦落为彻底的修正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苏共已是修正主义政党，苏联也已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领导国际共运的责任已落在了中共、毛泽东的身上。于是，当赫鲁晓夫送来这一契机时，中共中央迅速抓住，于6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并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信。[64]中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纲领大相径庭的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设想，（21）正式迈出了夺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步伐。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实在是赫鲁晓夫所始料不及的了。

7月5日至20日，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与由苏斯洛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就国际共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各自阐释自己的论点，指责对方的立场观点，[65]（P3823-3977）[66]（P3982-4018）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评价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对中共进行了指名批判。[64]

至此，中苏两党谁都不愿、也不能再做出实质性让步。对于苏共而言，让步的结果就是让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其只有继续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才能巩固由列宁传下来的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而对于中共来说，让步则意味着向修正主义投降，放弃掌握国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其只有占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言人的位置，才能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因此，当意识形态的斗争承载了太多政治斗争的内涵时，两党之间也就没有了妥协的余地。

于是，从是年7月中到10月末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莫斯科方面仅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的批评、攻击中共的评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七百多篇。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苏联报刊转载的其他兄弟党反对中国党的文章。后来，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停止论战。但是在他说这话后的半个月里，又有38篇反华社论和文章等在苏共中央和地方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0月底至11月下旬，各种刊物则发表此类社论和文章65篇。[67][68]中国方面围绕苏共中央公开信，从9月6日到12月12日，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紧锣密鼓地连续发表6篇重头评论文章，（22）全面否定苏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这就是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前六评。其他各类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也是铺天盖地。中苏两党以这种形式，正式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国党在论战中斗志昂扬，已无意、也无法再刹住对苏共口诛笔伐的气势。

1964年1月初，刘少奇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说，现在不能够停止公开论战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许多左派兄弟党正在兴头上，已经尝到公开论战的好处，正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苏共。我们要像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这样，2月4日至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继续发表3篇长文，（23）从标题上就鲜明地突出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甚至把赫鲁晓夫称为“假共产主义”。7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应将反修斗争做通盘考虑。针对其他常委关于以后不要再批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党，首恶必批、胁从不问的议论，他明确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60]（P660-662，799-800）中共中央领导人随之在8月指出：目前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已进入新阶段，应该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4]（P255）

应该说，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范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先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社会主义各国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

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进行口诛笔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存在较大差异。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于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两党分手的大局由此而确定。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中苏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24）

当中国党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赫鲁晓夫，论战的调门愈益提高、气势日趋激烈时，克里姆林宫内发生变故，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基于对当前利害关系的分析，决定暂停公开论战，派周恩来于11月初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试探与新的苏共领导集团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毕竟在毛泽东看来，停止论战，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可以争取人心，中共现在需要积累资本。[60]（P849-850）其出发点还是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关注。

但是，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15]（P1785-1786）而在与苏方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则劝告苏共新领导人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4]（P261）显然，中苏双方的做法其实都是在干涉对方的内部事务，矛头也继续明确对准了对方的最高领导人，不管这个人是在位还是已经卸任。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两党分裂的创口上洒盐，其结果势必激化旧有的矛盾。

总之，伴随中苏两党走向分裂的步伐而来的是，两国关系的愈益紧张。此时，既然中国领导人已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两党关系破裂后，两国关系发展的趋向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共中央内部是否已有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否巩固？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毛泽东的新的思考，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折。（25）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1-282页。关于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的过程、双方对外方针表象上相互趋同的变化、在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中，中共调和与苏矛盾，对苏让步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等问题的考察，见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②详见沈志华：《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③见苏联政府就阿尔巴尼亚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友好行为致阿政府的照会，1961年10月31日。

④见笔者保存的林克日记（手稿），第150-151页。

⑤见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的会谈备忘录，1961年9月30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4-17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10页；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9页。不过也有俄方材料称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任何人赞同周的立场，谁也不与周交谈。见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с。316.

⑦详见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备忘录，1962年3月1日、4月9日，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⑧指1962年4-5月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的60000多边民大规模逃往苏联，以及5月29日边民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中共伊犁区党委、进行打砸抢的事件。对此事件起因的考察，详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4、5期。

⑨见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记录，1962年1月3日。

⑩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45页。

（11）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1页。所谓“三和一少”，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康生1962年11月8日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则指出：七月莫斯科裁军大会后，“有一种思想，说要同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讲和，少和民族运动左派接触联系。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83页）。以后，毛泽东曾解释说，“三和一少”是指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54页）。

（12）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记录，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144页。

（13）《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这段话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4）详见Doberynin's Cable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27October 1962，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5，Spring 1995，pp79-80；三个重要材料。《纽约时报》文章——古巴危机：一步一步的回顾，1962年12月10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53，第48页；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70-71页；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著：《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25-227页。有关的俄国档案文献见沈志华、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5）苏联驻华使馆关于中国领导人对古巴危机立场的报告，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49，卷宗530，第477、434页、435、440页，转引自M.Y.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51-257.

（16）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第85、90-91页；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91页。关于三点建议，指1962年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的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中印两国总理再举行一次会谈的三点建议。详见《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

（17）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第189、190、202-204页。“三斗一多”，这时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民族主义要斗，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支持要多。

（18）康生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50/1-18/148，第48、51-56、65页；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市档案馆，1/1-16/53，第20-21页。11个左派成员国的组成有所变化，苏共二十二大后澳大利亚党由左变右，但古巴作为左派党又加入进来。

（19）赵毅敏：《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2001年4月19日笔者采访赵老时，赵老提供了这一材料），第1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中央转发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关于保、匈党代会情况的通报，1962年12月3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66页。

（20）这些文章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第1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1963年第3、4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21）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页。

（22）此六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题目和发表时间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23）七、八、九评的题目和发表时间为：《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24）到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的邀请，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人民日报》，1966年3月24日），中苏两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两党彻底分道扬镳。

（25）关于对1964年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变化、对苏安全防御战略的转变等问题的考察，见李丹慧：《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7-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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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内部参考（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62年第3429号。

[51]中央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1962年11月14日[Z].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52]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50/3/62.

[53]陈毅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1月13日[Z].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1/31/164.

[54]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Z].长春市档案馆，1/1-16/53.

[55]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A].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C].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56]中共中央关于我党代表在意共、捷共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的情况的通知，1962年12月8日[Z].福建省档案馆，101/2/1129.

[57]中央转发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关于保、匈党代会情况的通报，1962年12月3日[Z].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58]中央批转赵毅敏关于参加意共十大的情况报告，1962年12月17日[Z].长春市档案馆，1/1-15/38.

[59]赵毅敏。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下旬保、匈、捷、德、意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情况[Z].

[6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61]中央关于在对外接触中正确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通知，1963年1月6日[Z].吉林省档案馆，1/1-19/263.

[62]《真理报》1月7日编辑部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N].人民日报，196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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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N].人民日报，1963-07-20.

[65]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5卷[Z].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

[66]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6卷[Z].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

[67]苏联报刊反华言论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N].人民日报，196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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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p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