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李丹慧：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3）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发布时间：2007-09-05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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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的针锋相对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发函，建议利用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对此，除中共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都通知表示同意。
"[100]这时的毛泽东已从U-2事件后赫鲁晓夫立场的变化中看到了中共压力的作用，精神振奋的他不可能按照苏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进一步宣传推广中共的理论观点及方针政策，确立起中共的领导地位。
6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住地王庄约见康生等人讨论苏共的意见，提议改期在11月7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理由为六七两月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苏方同意，中共则于8月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两党共同起草文件。[101]两天后，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6月2日来函。10日，他复函苏共中央说：收到你们6月2日和6月7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两个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提出：在罗党三大召开时，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根据商谈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即之，毛正式建议：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扩大为举行世界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共同讨论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像上次莫斯科会议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签署发表共同宣言。会议召开前成立起草委员会，准备宣言草案。[102]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历史似乎重演了当年毛泽东一再推迟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时间的那一幕。
但是，苏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与中共商定的意见时，表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时除不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各党对此均表示同意。[103]这实际就为以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斗争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如果没有6月初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苏共向中共意见靠拢之势，或许还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阶段，至少中苏两党能够以比较平和的方式，寻找到一个缩小分歧的结合点。但是，中共不仅要在国际共运政党的讲台上树立自己的形象，而且还要在世界国际组织的论坛上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前述中国方面在开辟第二战场时实际对苏联构成的突然袭击之势，改变了事态的走向。
中国工会代表团全面展开反对半修正主义苏联的斗争、“打翻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指挥棒”之后，中国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传攻势，对苏方可能进行报复这一点已有了思想准备。6月14-18日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毛泽东读到了一份报告，其通报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四十周年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报告认为，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中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中共的影响。他们给中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三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104]
6月17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参加罗党“三大”，其担负的使命就是对赫鲁晓夫进行劝说。[105]所谓“劝”，即在于说服苏方修正自己的错误。途径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举行了长达八九个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的意图其实也是一个“劝”字，希望通过会谈，让中共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错误，避免双方的争吵延续至罗马尼亚的首都。由此，会谈开始后苏方首先提出的就是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的问题，指出中国的措施极端危险，违背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责问彭真等人：“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接着便又是提出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路线等中国内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等等。中共代表团则除了对此做出回答外，重提斯大林、和平过渡等苏共“二十大”的有关问题。[106]两党的互相劝说变成一次交锋，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此时在赫鲁晓夫看来，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当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已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而中共领导人却断言，在国际共运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并以此为借口，试图推翻莫斯科会议两个宣言的重要原则，这就不仅是对苏共，而且是在同所有兄弟党相对抗了。[107]于是苏方表示，到布加勒斯特可以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此机会集体交谈一下。[108]
至此，中共代表团已明确估计到赫鲁晓夫有可能利用参加罗共三大的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扩大争论，争取宣传与舆论优势。为了落实这种估计，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苏共联络部等有关方面了解情况。摸底的结果表明，该部正在积极准备，并已通知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苏共干部中也有要开兄弟党会议的传闻。代表团根据这些迹象判断，赫鲁晓夫要在布加勒斯特开会的可能性很大，中共须按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由于这件事还需中央做最后判断和下决心，刘晓受命即日乘飞机回国，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请示应对方略。[109]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的结果则是：还得顶，无非毁灭。[110]
罗党“三大”开幕后的第二天，6月21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代表团分别向兄弟党代表散发或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分析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时发生的事件，对中共关于时代等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111]这就在兄弟党内部彻底公开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亮出了回击中共的架势。翌日，赫鲁晓夫试图做缓和与中共争执的最后一次努力，再同中共代表团进行会谈，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展开的行动是派别活动；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112]面对赫鲁晓夫继续提出的一系列指责，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寸步不让。[113]会谈成了双方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事态发展至此，对于中共代表团来说，赫鲁晓夫要利用即将召开的兄弟党会议组织对中共的批判，已是必然之势。因此，客观地说，苏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上对中共的反击，已不能算作是突然袭击。[114]出乎中共预料的实际只是绝大多数党的代表团都支持苏共，并且跟随其攻击中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仅获得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明确维护。[115]
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称布加勒斯特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以及关于国际共运战略策略问题的错误观点。苏方承认，这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会上，各兄弟党意见一致。[116]
会议期间，面对苏共代表团带头围攻的紧张气势，彭真以光荣孤立、舌战群儒的姿态奋力反击。在这场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中，[117]中苏两党可谓是短兵相接，互扣帽子。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说“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彭真则反唇相讥，说如果列宁真的从棺材里出来拧我们的耳朵，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离列宁还不远，他还拧得着，但有些人离列宁远得恐怕连耳朵也拧不着了。[118]争论中双方的用语都很尖刻，颇伤和气。不过，根据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所言，会上，中共代表完全有机会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彭真发了三次言，却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只是多次重复——按他的话——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待的那些话。指责苏共中央通知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却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通知。[119]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一些兄弟党提出了发表公报的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支持。[120]这时，不论幕后是否有苏共的操纵，赫鲁晓夫都已把中共推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要嘛在公报上签字，要嘛就背负起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罪名。可谓以此报了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陷入类似被动境地的一箭之仇。会议并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21]可以说，赫鲁晓夫又刻意借此把国际共运中兄弟党大聚会的倡导权从毛泽东手里夺了回来。
中共中央此时还不能“毁灭”，不愿意成为各兄弟党的对立面，不想同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故指示中共代表团6月24日在反映赫鲁晓夫观点的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同时又布置他们于26日发表并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一面指名批评赫鲁晓夫，说他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首次在国际会议上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一面表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从中苏两党关系说来，仍属部分的性质。[122]
只是，由于会谈公报表面上是经兄弟党一致提议的产物，中共关于苏共在此问题上进行了突然袭击的指控，实际也就背上了牵强和不公之名。毕竟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世界性的兄弟党会议，不能一党说了算，无论是苏共还是中共；也不能由两个主要大党包打天下，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就可以否决掉其他党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同时，重新全文刊登了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以示公报观点与宣言之间的差距。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借强调宣言“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等论述之名，阐扬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认识，批评布加勒斯特公报。毛泽东在其中还提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123]议论虽针对反帝而发，但字里行间已满溢出一股与苏共的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豪情与气势。在他看来，“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124]
中共表面上签署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实际继续与苏共叫板的姿态，激怒了赫鲁晓夫，使他迈出了不理智的步伐，决定利用经济手段，压中国屈服。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中国政府复照请求苏方重新考虑此项决定，苏联政府拒绝，[125]以此，率先将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一时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呈现出分裂的趋势。
但是这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中共实际陷入了一种对苏政策趋向硬还是软的选择的困境：一方面，赫鲁晓夫挥舞经济武器对中国施压的行为，要求一贯不畏强权的中共领导人起而对抗压力；一方面，周边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险恶的状况，又要求中国尽可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即如周恩来所言：这场斗争“比对帝国主义斗争跟民族主义斗争麻烦，这个就是轻是不行，重要重得适当”。而对于毛泽东来说就是：既要“硬着头皮顶住”，又要“留有余地”。[126]这样，一种稳定中苏关系的“暂栖身”策略出台了。
中国国内经济衰退与中苏关系短暂的缓和
1959年初至1960年初以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从各个方向开始逐渐恶化。[127]同期，国际上还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周恩来说是“西风总还要反扑。现在的特点是从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128]毛泽东则指出：“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反华的风潮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一是美帝，二是印度尼赫鲁，三是南斯拉夫铁托，四是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29]总之，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参与其中了。
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则随着三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呈现捉襟见肘之态。超越实际的跃进行为所致的恶果，已端倪尽显。进入1960年后，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城镇人口不得不普遍减少定量，农村人口不得不以瓜菜弥补口粮的不足；市场商品匮乏；财政收不抵支，通货膨胀，为控制物价上涨，不得不采取凭证供应的措施；等等。总之，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尽管是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决定，实际在认识上却并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1961年计划的方针仍然是在“八字”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结果这一年与1960年相比较，吃穿用紧张的形势更为加剧。[130]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持续徘徊。
与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的困难雪上加霜相应的是，中国由于外贸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差，而进口计划完成进度较快，造成国家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导致对外欠帐增加，其中对苏欠帐截止到1960年12月31日，已达12.81亿元，按1961年新的汇率计算，相当于2.88亿卢布。[131]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大幅度滑坡，令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困难。[132]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中国方面不得不指示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于1960年10月31日通过苏联大使转递一份声明，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分期五年偿还对苏债务；重修已签订的1961年及其后数年供应苏联货物（包括设备）的合同；撤销中苏互相供货的合同草案；暂停生产苏联订购的设备等等。[133]
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对苏欠款欠货，严峻的现实，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研究对苏政策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顾及眼前利益。正如毛泽东反复强调和赞同的一种认识：国外争论之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我工业、农业均未过关。“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34]周恩来则指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135]
由此，毛泽东将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依然定性为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可以把坏事想足，但不能超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错误的内容，只能讲大的节目，大的问题，引导苏共注意原则性、根本性的问题。苏共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两党两国的关系总是会雨过天晴的。[136]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24字方针，其最终目的是争取两党两国重新团结起来。[137]
这时，在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国家利益的分量更重了一些，落实24字方针的重点实际被放在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苏关系改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就会减弱。稳定同苏联的关系，争取改善与加强这一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促进中苏关系迅速好转。搞好中苏友好团结工作，是中国今后的方针，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关于中苏争执的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138]
于是，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上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
进入夏季后，炎热的天气并没有使中共的舆论也随之升温。苏联方面注意到，从8月起在中国开始出现了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的势头。周恩来8月1日在瑞士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开了这个头，他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和平共处，主张亚太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整个地区建成没有核武器的地区。[139]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这种新的宣传动态，介绍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中国报刊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言论，并特别建议苏共中央将刘宁一不久前在东京第6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的讲话与其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的讲话加以比较，指出，两个月前刘宁一与格里申会谈时还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这时的他却在强调“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140]与此同时，中国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强硬论点也开始有所松动，8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时已表示：我们如果能把战争制止，我们还是要争取制止战争的。
[141]此后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中共在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尽管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从会谈形成的结果看，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方针，也是十分明显的。
是年9月初，中苏两党决定，在莫斯科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先举行会谈。据此，从9月17日至22日，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发言时间共17个小时，表面上仍然纠缠于一些历史旧账，相互指责；实际都在侦察，相互摸底。[142]接着，10月1日至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为11月份的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做准备。邓小平再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起草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两个文件进行了讨论，围绕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43]
讨论中，苏共代表团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使起草委员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团的与会方针是一定要在筹备会上达成协议，使81国兄弟党会议能够开成开好，以中苏团结为核心，形成国际共运团结的新形势，并在这一形势下逐步改善中苏关系。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代表团要利用这次会议抓团结旗帜，对苏联采取和缓方针，策略要灵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动做出一些让步，这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苏方还是想达成协议的，只要我们灵活些，就不会形成僵局。于是决定：主动向苏方透一点底，使他们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谅互让，顾全大局之下，和苏方共同努力，使筹备会议达成协议。在谈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苏方哪些可以协商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哪些可以达成折衷方案。对于赫鲁晓夫，到一定程度时要主动采取和缓态度，对他略让些步，给赫鲁晓夫面子，让他也做出让步。[144]
而这时的26国起草委员会中，已不是对苏一边倒的局面，日本、朝鲜、印尼、越南，以及阿尔巴尼亚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党，基本与中共意见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时被孤立的形势已不复存在。[145]特别是赫鲁晓夫在第十五届联大上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裁军等问题与美国代表激烈冲突，苏美关系已降至冰点。[146]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与中国恶化关系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专家的经济杀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国的棱角。当中共摆出一副灵活身形时，赫鲁晓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为进，力求搞出一个可以通过的文件。
这样，经过激烈的辩论，如邓小平所言，起草委员会已就草案的95%达成了一致意见，[147]只留下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等几个问题，到11月举行大会时解决。[148]
此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是舆论导向、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开始强调靠发动战争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如果这样，就要引起世界大战。反帝反战力量团结起来，就有可能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革命不能输出，要靠各国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国家制度。陈毅则在会见英国客人时提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铁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国也不能够做这个中心。根据陈毅的谈话，中苏之间的分歧已不是原则性的根本分歧，中苏两党“总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体政策不一定一样”，“所谓的分歧就指这些”。中共“永远站在苏联方面”。[149]一方面则是对苏联在国际活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外交部指示中国各驻外机构，于外交场合谈到赫鲁晓夫等兄弟国家领导人在十五届联大的发言和苏联关于裁军等问题的建议时，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实，也不要为他们过分捧场而给人增加幻想。对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等错误观点，不主动评论；如有人对我攻击必须顶回，但要留有余地；区别对待，不作无条件的反对，而作有条件的支持。[150]
到世界兄弟党会议召开前夕，中国方面这种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表现得更加明确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的讲话中，实际重复了苏共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论点。11月7日毛泽东还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151]而与此相对照的是，会议前夕，苏共却向与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批评中共的6万余字的信件，这就挑起了争论。[152]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其间，中苏两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争。[153]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共代表团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修改关于战争的论点，不写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写派别活动问题，否则中共就拒绝签署会议宣言。在26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要求从草案中删除的三点则是：关于派别活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以及民族主义。[154]
这些问题中，最关键的实际还是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中共此时已认识到在国际文件中，不能对某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1957年宣言起草时中共在这点上的让步，现在看来是犯了错误，所以要予以纠正，不能再写。[155]而赫鲁晓夫则认为当年的莫斯科宣言对二十大的意义肯定得不够，因此苏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写，但这次的文件必须写入：世界各国共产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对当前国形势和国际共运的正确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156]在苏共领导人看来，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要谴责二十大。对此，各兄弟党会不理解；敌人则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至于派别活动，苏方解释说是针对所有党包括苏共而言；民族主义的指责，矛头则是对着南斯拉夫的。[157]双方各不相让，会议一时僵持不下。
为了推动会议的进程，刘少奇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张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让步，争取互相让步，以达成折衷协议，并明确示意赫鲁晓夫，81国党的会议开成功了，也就是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折，因为有了共同的基础。[158]经过反复磋商，中苏两党最终达成妥协：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取消派别活动的提法；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问题上加进了中共的观点；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说法也缓和了许多。[159]刘少奇并同赫鲁晓夫达成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然后跟主要兄弟党协商，之后才拿到群众会上去。[160]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与赫鲁晓夫、科兹罗夫、苏斯洛夫等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161]在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和中共领导人拥抱了好几次。[162]
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莫斯科声明的签署，似乎是中共主张获得全胜；逼得苏共不能不退让，显示了中国党的威力。这在近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破天荒的例子；证明了国际间的大事，没有中国、中共的同意，是难于办通的。[163]但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赫鲁晓夫在被迫承认中共对国际共运的决策拥有真正发言权的同时，也把国际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国际共运的中心这一点明确联系到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声明是一份调和的文件，中苏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强调和宣传，实际上却是中共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实质性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码。尽管声明只是重复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价，性质却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
莫斯科声明指出了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明确阐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的立场。在评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的同时，强调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形成，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提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和各国的民族利益，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点明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它可能成为某些党在这一或那一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危险。声明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个国际共运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164]
可以说，这个声明的核心贯穿的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重申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进而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12月7日，《真理报》即以《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为题发表社论，宣称：这次会议仿效1957年会议的榜样，再次指出我们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对国际共运动及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会议对国际共运中心的这一崇高评价，将更加鼓舞苏共为共同的斗争做出新的努力。会议的声明是整个国际共运的纲领性文件。[165]赫鲁晓夫这时实际已认可了“以苏共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开始明确以国际共运中心的身分示人了。
其实在声明签字前的11月末，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说，这次莫斯科会议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再版、连续，就是对中国党进行斗争的一个会议，反华的会议。中央还拟订了一个《关于在声明草案上签字问题给代表团的指示》稿，提出，不论签字与否，我们必须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的恶劣做法影响下，造成国际共运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恶例。我们保留对二十大不正确部分的不同意见，并且也反对把不同意见强加于人。毛泽东阅后批示：原则同意。[166]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发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这种态度，显然增强了莫斯科对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团结前景的信心。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应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进行了6天访问。此时不论是刘少奇本人还是中国其他领导人，都进一步呈现出了一种向苏共观点趋同的态势。
12月7日，莫斯科12000多人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苏中友好群众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由于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依靠当代维护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的联合斗争，在我们的时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刘并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强调了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运共同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67]
而在中国国内，尽管舆论宣传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168]但是中共的方针已表现出明显的让步倾向。12月18日，陈毅在中宣部国际宣传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一种新的宣传基调。他指出：莫斯科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用来打击帝国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自己，增强自己。这样说，并没有机会主义，这是中央的方针。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纠缠于莫斯科会议之前的争论，向后看。提出：前一段我们挺身而出，舌战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站起来讲话谁能站起来讲话。现在争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应挺身而出，加强团结，成为团结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顾大局，照顾团结，能吃亏。但又能坚持原则。强调：斗争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团结约束。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要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声明就是团结的新基础。陈毅在讲话中全面总结、批评了过去宣传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说：你们不要以为“声明”不符合你们的口径，其实你们过去的宣传，如在战争可不可以避免、和平过渡与非和平过渡、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平共处、联合国的作用、裁军、大国首脑会议等问题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径的东西。同时，陈毅还要求宣传毛泽东思想时，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69]
与此同时，一股浓浓的亲密友好的空气在两党两国间氤氲。12月9日，刘少奇率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亲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70]26日，契尔沃年科进见毛泽东，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给契尔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谈话中，毛泽东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是件好事。”毛还谈到，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并对苏方邀请他访苏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这次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出门一直把契尔沃年科送到了汽车旁。[171]
显然，中国此期面临的困难局面，使毛泽东不得不从更为务实的角度去考虑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确立了对苏让步方针。而毛的这种态度，使得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能够放手去具体实施这种让步政策，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与苏共等多数党达成妥协，避免了国际共运的过早分裂。[172]
进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陈毅的话说就是，“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即，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陈毅还高度评价莫斯科声明“又是个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声明之后，不是斗的阶段，我们应该服从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点我们要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托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173]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174]彭真则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继续肯定莫斯科声明说：“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有人说，内容这样说可以那样说也可以，妙处就在这里”。“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不光是忠诚”。“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他还给过去的争论定了性：“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为什么吵了几十天几十分钟就解决了？原因是谁也离不开谁，两个刺猬都在冷风中取暖，谁都有刺，但还送有暖气，分裂还分裂不了。我们从未这样设想”。强调说：“我们对苏联的问题，是世界头号的问题，左右都不好，要严肃谨慎。”[175]陈毅于招待苏联经贸代表团的宴会上谈及莫斯科声明时更进一步赞扬说：“这个声明显示了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声明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的团结。”[176]
总之，如果说1960年初以来中共采取种种举措，竭力促使赫鲁晓夫向中共方针趋同，而赫鲁晓夫也从某种程度上向中共观点靠拢的话，那么到1960年末期以后，情况却发生逆转，中共方针开始向苏共纲领趋同，中苏两党观点出现新的接近迹象，这种认识的统一之势，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由此，1960年夏季以来逐渐显露的中苏关系缓和的迹象，以莫斯科会议为转折点，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此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没有发表一篇涉及两党分歧问题的文章。[177]在政治、外交领域，从1960年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在苏阿关系问题上，采取了克制、调和的态度。两国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进行了配合。[178]1961年8-9月，中国政府声援苏联政府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性爆炸的行动；在柏林危机期间，支持苏联，支持华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立场。[179]即如邓小平所言：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国际舞台上，中苏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80]在军事、国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提出苏联政府已有可能在中国生产米格"EN-US">-21ф型歼击机方面实现技术援助。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运输机的协定。[181]中国政府还应苏方请求，允许苏联飞机一架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182]3-7月，中国陆续向苏联递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术装备的申请清单，苏联政府指示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满足中方的这些请求。[183]在经济、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渡过困难。中国接受了50万吨蔗糖。[184]4月，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185]对此，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186]苏联方面还对中国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年由于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困难的情况，表示合作和谅解。[187]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作为偿还，1962年中国方面向苏联供应15万吨稻米）。[188]是年，苏联向中国贷款3.296亿卢布[189]；中苏两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成效显著，科技新成就得到进一步交流。[190]这种情况使中苏两国似乎看到了双方之间进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方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191]
只是此期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192]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虽然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决出胜负后得到发展，却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中苏双方如果能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还是有可能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的。[193]
但是，对苏让步绝非毛泽东的真实心愿，向赫鲁晓夫做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对他来说无异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两次莫斯科会议事实上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194]毛泽东的抱负已容不下苏共二十大的纲领。中共领导人在国际会议中追求话语特权、显示自身威力的态度，以及要当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议论，事实上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情怀。由此，中苏关系缓和短暂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刘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永远也看不到中苏两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分离”[195]的话说过没有多久，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自然奇迹就展现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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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
[1]陈毅在《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一文中提出：“只有实现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的同盟，才能反映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才能反映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崇高理想，因此它才是牢不可破的和最富有生命力的。”《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2]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3]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结果的最新研究，可见沈志华：《蜜月的隐忧：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即将发表。
[4]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13卷，第3288-3324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1、233页。
[7]林克日记（手稿），笔者收藏，第124-126页；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7，第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80、281、283-284页。
[9]1959年9月13日陈毅向苏联方面转交了一封抗议信，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分歧，使亲者痛，仇者快”。见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РАН.，2000，с.292；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香港，1996年1月）论文。以后，邓小平又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上和1963年7月中苏两党的会谈中明确提出，1959年9月9日的塔斯社声明第一次将中苏分歧公布于世。见邓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UK，1985，pp.21-22；中苏两党会谈第二次会议邓小平发言，1963年7月8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5卷，第3827-3864页。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国方面公开提出了这项指责。见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1页。
[10]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9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
[13]关于中苏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政治合作，详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21-22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8页。1959年4月，康生在华约国政协会议的发言中声明：“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中国人民抱有敌视的态度，在国家关系方面对我们国家持蔑视的立场，因此，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声明：关于裁军的国际协定，以及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参加和没经其代表签字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将不可能产生任何应有的效力（见中国观察员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27日）。在1960年2月的华约国政协会议上，中方只是继续重申了这种立场。
[15]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页。
[16]《人民日报》，1960年2月6日。
[17]福建省档案馆，101/2/374，第172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333-334页。
[18]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19]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3页。
[20]1998年3月沈志华、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21]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11/14/272，第14页。
n lang="EN-US">[22]《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是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确定出版的，于1958-1991年期间，在布拉格用34种语言出版，并在145个国家发行。
[23]《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46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7页。
[2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2-23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51-253页。
[25]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3-495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139-142页。
[26]铁托1959年底在萨格勒布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今天世界已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它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我们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就经济合作而论，也还有经济竞赛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列宁所提出的“旧概念”已经不适用了。">“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和列宁没有预言月球火箭、原子弹和巨大的技术进步。”见《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
[27]《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
[28]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1996，c.71。
[29]1960年6月16日美驻香港领事哈拉尔德•雅各布森致国务院电，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older 661.93/6-1660，The National Archives, US；《人民日报》，1960年4月19日。
[30]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71。
[31]《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
[32]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页。
[33]《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22日。
[34]《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
[35]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提交1997年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6]《人民日报》，1960年4月24日。
[37]1960年6月16日美驻香港领事哈拉尔德•雅各布森致国务院电，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older 661.93/6-1660，The National Archives, US；新华社编：《内部参考》（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1960年第3041，3044号，第20，29-30页。
[38]《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1号，第21页。
[39]《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24、27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40]1960年6月16日美驻香港领事哈拉尔德•雅各布森致国务院电，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older 661.93/6-1660，National Archive, US。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7页。
[42]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的发表和苏共中央库西宁的报告，不仅在西方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苏联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受到极大震动——他们第一次知道双方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为是翻译出现了错误。详见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0、3041、3042、3043、3044、3046、3059、3062号；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01页。
[44]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45]陈毅：《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
[46]《杨尚昆日记》上，第607-609页。
[47]《内部参考》1960年第3042，3046号，第28、27，30-31页。
[48]张金发：《中苏共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背离》，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86年，第94页；《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19日，8月21日。
[49]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44页；《内部参考》1960年第3057，3059号，第25，27页。
[50]《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
[51]《人民日报》，1960年5月19日。
[52]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第544-545页。
[53]《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20日。
[54]《人民日报》，1960年5月19日。
[55]《人民日报》，1960年5月18<>pan>、19、21日。
[56]《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7号，第17页。
[57]《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页。
[58]《内部参考》1960年第3059号，第27页。
[59]《人民日报》，1960年5月9日。
[60]毛泽东在1960年5月7日会见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5月8日会见拉丁美洲外宾，5月9日会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宾，5月10日会见古巴军队总督察加尔维斯夫妇，5月14日会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外宾。
[61]《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1号，第23页。
[62]《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7号，第17、16页。
[63]《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64]《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7，3060号，第17，23页。
[65]《内部参考》1960年第3060，3061，3063，3067号，第21-23，23-24，12-13，16-18页。
[66]《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战胜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67]《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9、320页。周恩来在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建议阿临时政府夺取敌人武装来装备自己的军队，进行长期斗争。外交谈判是一种手段，不拒绝谈判是对的，但要发展武装。武装力量不能削弱，没有武装，政府也是空的。毛泽东于17日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嘱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说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68]《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34-3342页。
[69]《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9、320页。
[70]《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日。
[71]《人民日报》，1960年5月16-25日。
[72]《杨尚昆日记》上，第503页。
[73]《人民日报》，1960年5月21日、25日。
[74]《内部参考》第3061，3063，3067号，第24、23，12，20页。
[7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63页。
[76]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0-201页。
[7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0-201页。
[78]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0、271-272页。"
[79]毛泽东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记录，1960年5月28日。
[8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44页。
[81]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次会议的总报告文本。
[8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83]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6月6、7日。
[84]根据苏方材料，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85]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6页（书中所记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由刘宁一致词说明中共的基本观点，应有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87-488页。
[86]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
[87]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88]《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89]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90]2002年6月5日沈志华、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笔者自存有关报告。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刘宁一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没有记述。见刘宁一：《历史回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
[91]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14页。所谓“搞党纲”，指1961年苏共准备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通过新党纲的事情。
[9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
[93]АПРФ，ф.3，оп.65，д.597，л.154. 转引自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94]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74页。
[95]中苏战略、军事、经济关系及前景，1960年8月9日，Fiche 64，Item 255，NIE 100-3-60，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和控制，1961年8月8日，Fiche 84，Item 318，NIE 10-6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96]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对于苏方的此类指摘，在后来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刘少奇曾经否认并反驳说：“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派别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在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派别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派别活动呢？”刘少奇并要求苏方把中方的这种意见转告其他各兄弟党。见1960年11月26日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不过刘的谈话内容与事实略有出入：6月5日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开幕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刘少奇、周恩来则均在京。刘此处应指6月1-3日时他不在北京，但周恩来6月1日已从蒙古国返回京。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24页。
[97]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pp.18-19。
[98]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
[99]《杨尚昆日记》上，第544-545页。
[10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第310号，1960年12月13日；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3-234页；《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1]《杨尚昆日记》上，第509页。
[1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04-205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0页。
[10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1-212页。
[105]彭真后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主席指示劝说，我们6月17日到莫斯科谈了9小时，主要是劝，无结果，后又和光头谈6小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劝，最后他还是围。”见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页。
[106]《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页。
[107]《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0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83-84页。
[109]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3-84页。
[110]彭真在后来的报告中曾谈道：中央从1959年10月杭州、上海会议，就考虑这个问题，主席说，一个是一切照光头办。考虑的结果是不行，还是坚持原则。到1960年6月，考虑的结果还得顶，无非毁灭。见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3页。
[111]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第175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1-522页。
[112]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3]赫鲁晓夫6月22日同彭真会谈时，就以下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指责：1.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2.中国发表了康生在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发言；3.中国在东欧国家散发文件，宣称苏共不同意“百花齐放”、“纸老虎”等观点；4.关于中印边界问题；5.关于中-印尼纠纷；6.关于斯大林问题；7.关于朝鲜战争问题；8.关于批评南斯拉夫问题；9.关于“纸老虎”；10.关于东风压倒西风；11.关于战争与和平；12.关于和平共处；13.关于兄弟党会议公报；14.关于中国内政问题(人民公社、大跃进、干部参加劳动、军队参加生产、民兵、关于彭德怀等)。中共代表团驳斥了赫鲁晓夫的攻击。见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不过，当时参加会谈的苏共领导人说：对苏方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4] 196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表书面声明指出：赫鲁晓夫破坏会议之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只交换意见、不做任何决议的协议，事先不征求兄弟党意见，也不经正常讨论，“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00页）。时隔月余，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此事时又说：突然袭击，骗我们的人，要求两天时间，开始还不答应，争了后才答应，商量更没有，拿个公报出来，一个字不肯改（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21页）。这大概是“突然袭击”说法的源头。不过，这里指的都是提出会议公报草案一事。此后，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明确提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谈中，有人竟然挥舞指挥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国内各种有关文章、论著，以及回忆录等等，基本都延用了这一说法。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115]不过根据俄国解密档案文件，会上通过解释，卡博也谴责了中共的非党行动。见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6]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17]《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3-75页。
[118]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15
[119]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Mon>th="7" Year="1960">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0]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1]科兹洛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0年7月13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346-3417页。
[12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43-1544页；《杨尚昆日记》上，第514-515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75、100-103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85-86页。关于中苏双方公开点名批判对方最高领导人问题，有材料称：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据说赫鲁晓夫曾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p.20)。但就笔者目前所见的中国文献资料，尚无此记载。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会谈时，米高扬提出：你们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使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很屈辱。有这样一种印象，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给我党制造分裂。这使我们痛心。须知，在我们的队伍中，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要求你们停止这样做。例如，我们在发言和文件中，没对毛泽东同志和您——刘少奇同志作任何攻击（《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96页）。1960年7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在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时，点名批评了毛泽东。但这是在苏共党内会议上。1950年代末以来中共党内会议、内部谈话中也多有点名批评赫鲁晓夫的情况。据苏方文件，苏共于1966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真理报》，1966年12月14日，见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四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不过这仍未越出苏共内部的范围。
[1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26-227页。
[1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54页。
[12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5-236页。
[12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546-1547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8月10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9，第21页。
[127]详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3、63、33、50、70-72、75-76、25、13页。
[128]《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7页。
[12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34页；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28、30-40页。
[1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84-887、892-893、899页。
[1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2-515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с.253-254。中共中央8月10日的紧急指示中说：估计到今年年底，对社会主义国家欠帐可能达到17亿元到20亿元。其中对苏联的欠帐可能达到14亿元到16亿元；对东欧兄弟国家的欠帐可能达到3亿元到4亿元。《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第512-515页。笔者此处以苏联史料（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提供的数字为准。
[132]《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33]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53-254。
[134]《杨尚昆日记》上，第518-51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92页。
[135]周恩来在北戴河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节录），1960年7月14日；《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32页。
[1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91-293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344-345、342页。
[13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页。
[13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3-105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页。
[139]《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37页。
[140]《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3卷，第3430-3433页。
[141]《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3页。
[14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页；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60年9月17-20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2-173；《杨尚昆日记》上，第547-548页。
[14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238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16页。
[144]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9-100，97-99页。
[145]《杨尚昆日记》上，第568、569页。
[1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10-311页；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著：《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徐葵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147]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
[148]《杨尚昆日记》上，第571-573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7-238页。
[149]周总理接见加纳新闻工作者谈话记录，1960年11月3日，陈毅接见英国塞浦路斯人民委员会书记皮夫柯斯谈话记录，1960年9月25日，广西自治区档案馆，X1/27/224，第77、79-85，113、119-126页。
[150]吉林省档案馆，77/6/1，第144-145页。
[151]《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11" Year="2007">11月8日。
[152]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页。
[153]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页。
[154]《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70页；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
[155]《杨尚昆日记》上，第610-611页。
[156]《杨尚昆日记》上，第610-611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82-184页。
[157]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会谈记录，1960年11月26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85-686页。
[158]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1-102页。
[159]《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6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96-97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9-2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8页；《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476-3479页。
[160]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161]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0页；《杨尚昆日记》上，第627、628-629页。
[162]彭真在全国第五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页。
[163]《杨尚昆日记》上，第624-627页。
[164]《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5]《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72-373页。
[167]《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168]《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8日、12月27日等。
[169] 福建省档案馆，101/2/544，第18-24页。
[170]《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0、11日。
[171]《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512-3525页。
[172]陈毅后来在谈到1960年莫斯科会议中共代表团的让步方针时曾说：中央、毛主席决定的，我们党的代表团的这些同志执行的很好。参见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2页。
[173]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62、34、40、68、32、72、36页。
[174]福建省档案馆，101/12/118，第33、39页。
[175]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14-17、19、21、24页。
[176]《人民日报》，1961年2月10日。
[177]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1962年3月1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
[178]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9页；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的会谈备忘录，1961年6月5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532-3537页。
[179]《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3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11页；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0。
[180]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的会谈备忘录，1961年9月30日，《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复印件汇编》，第14卷，第3542*3548页。
[181]《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9-390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6页；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6页。
[18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39页。
[183]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8.
[18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42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94、397、400页。
[18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42页；孟宪章主编：《中苏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1年，第602-603页。
[186]《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87]《人民日报》，1961年4月10日。
[188]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5._ftn190"
[189]据俄方材料：1950-1961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总数为18.16亿卢布，按照贷款协议使用的贷款全额：1950年2.7亿，1951年4.33亿（另有2.095亿折扣），1952年2.415亿，1953年1.352亿，1954年1.882亿，1955年2.182亿，1961年3.296亿。总计18.157亿新卢布。参见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7-278。
[190]《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10月7日。
[191]刘晓：《出使苏联八年》，第1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30页。
[192]陈毅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档案馆，1/1-17/249，第34、35页。
[193]参见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80页。
[19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81-282页。
[195]《刘少奇主席在莫斯科苏中友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0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