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跃：许良英：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一生

一个月前，是我把中国近代史家王来棣先生去世的消息传给了在中国科学院的朋友熊卫民（见熊卫民：“右派妻子的苦与痛”，《南方周末》2013年1月17日）。1月28日，卫民告诉我，王先生的丈夫、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我的恩师许良英先生（1920-2013）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消息传来，悲痛不已。尽管从许老师去年10月底摔了一跤、于12月31日（师母去世那天）住进了北京海淀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之后，大家已有一些思想准备，但噩耗的到来，还是令人无法接受。

多年来许老师的身体一直很好，只是近两三年有点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但自一年前安装人工心脏起搏器以来，他又恢复到了身心状况俱佳的状态，脑子敏锐，十分健谈。2012年10月份我回国讲学，一下飞机就直奔许老师家里，给他和师母看他的海内外亲友学生们为庆祝他九十寿辰所编的祝寿文集。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是由他当年在浙江大学的老同学、中国著名冰川学家施雅风先生所写，其标题“许良英：呼唤科学自由民主的大家”，对许老师坎坷的一生、杰出的贡献作出了精辟的总结。

确实，许老师从青年时代就受到爱因斯坦影响，热爱科学。他于1939年到浙大攻读物理，师从物理大师王淦昌，体现了很强的科研能力。但不久他就转而投身革命，担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1947年后担任中共杭州地下党青委委员，领导杭州大学和中学的所有党组织，推动民主学生运动。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撰写《科学与社会主义建设》（与范岱年合著）阐述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却因反对“反右”运动而被打成中科院第一个大右派。此后他回浙江老家当了20年农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编译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文集于1976年以后陆续出版，对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对那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无数个青年学子科学甚至民主启蒙的读物。

关于《爱因斯坦文集》，许老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主要是科学哲学方面的论述）一出版，就吸引了正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1977年，胡耀邦向人推荐这本书，说里面有些文章他读不懂，但读懂的对他都很有启发。1980年，在胡耀邦倡议下，中共中央书记处请科学家讲授科技知识，第一讲是科学史，许老师参与讲稿的写作。通过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史、近代科技史的反思，他在讲稿中特意提出：“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同时，他在“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这篇著名的论文（《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1986年，他在杂志上发表访谈“为‘自由’正名”，提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这些概念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思想界引起深远的反响。后来，他又以敏锐的目光、以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发表“驳民主缓行论”（1988）、“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1992）和“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1993）等影响广泛的文章。

多年来，正是许老师对科学、民主、自由的不懈倡导使得他赢得了国内外科学界、知识界的敬重。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罗夫奖”。2010年，在庆祝许老师九十寿辰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国际著名物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Gerald Holton）曾托我转致他对许老师的问候，说：“像他这样的人，实属罕见：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公民，更是一个堪称为典范的人。”

对我来讲，许老师不仅是我在国内读物理学史研究生的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我永远不会忘记，1986年，当我在启程赴美留学前向许老师告别时，他是如何引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描述他对自己和我们这些学生的期望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这段话又对应了许老师最喜爱的爱因斯坦对民主社会理想的表述：“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今天，在悼念许老师的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到，他，像鲁迅、爱因斯坦一样，真正做到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促进科学和民主的发展，为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得到尊重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许老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