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王进喜遭造反派批斗 受老虎凳 压杠子酷刑

本文摘自《中华之魂 星辰谱-人生的冷暖》，作者：《中华之魂》编委会，出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1949年解放北平时，她（孙维世）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带着一批人城前在她亲自指导下排练好的优秀文艺节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汇报演出。毛主席接见大家并鼓励道：“你们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苏联会见斯大林，她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世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她几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而她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戏剧工作。她翻译介绍了有关苏俄著名戏剧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著作，翻译了欧洲古典名著《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导演了名剧《保尔？柯察金》、《巡按》、《大雷雨》、《万尼亚舅舅》和《求婚》等。维世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总导演、副院长并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等职。

从1950年到1966年，她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以文艺为武器，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任务。她导演了《一场虚惊》、《西望长安》、《百丑图》、《桑洋河畔喜事多》、《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瘟神》、《黑奴恨》、《汾水长流》等剧以及儿童戏剧《马兰花》、《巧媳妇》等剧。

她热心从事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还通过为首都三个中央直属话剧院导演的许多话剧，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许多新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经常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她认真学习，立即响应。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4年春到大庆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周总理还几次指示她“学习社会”。邓颖超送给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单行本，鼓励她坚持下去。

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萨尔图已快20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也过得很充实。这些最可爱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来写他们，演他们，歌颂他们。为这个，我应好好扎下根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今天来到了三矿，这也就是说我的愿望达到了……”正如一位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声讨“四人帮”罪行时追忆说的：“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人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历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捡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庆职工家属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维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大庆党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并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汇报演出，得到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个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青一伙对大庆红旗从来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这里简单举一个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派人窜到大庆油田，在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同志的脖子上挂个大水桶，把他的头塞进火墙用天然气熏，用火烤，还用烧红的炉钩子在铁人的腿上捅了一个窟窿，又把铁人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还让铁人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铁人摔昏了就用凉水浇，又用“老虎凳”、压杠子等酷刑，硬逼铁人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回答说：“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把大庆红旗拔掉，并把《初升的太阳》这个剧和它的编导者孙维世连戏带人一齐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