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专家”文革“造反记

当“文革”狂飙席卷中国大陆时，不仅中国民众满怀革命激情投身其中，甚至连当时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也被卷了进去，参与了这场历史悲剧和闹剧的演出……

美国专家写出“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

著名记者斯特朗和其他一些外国专家也深感荣幸，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她于1946年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在同她谈话时发表了“一切反革命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文革”初起时，斯特朗已80岁高龄，但她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

当时，有许多外国专家在北京的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外文局、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出版部门工作，此外还有许多留学生，他们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了“大辩论”、“大字报”。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四个美国专家，给外国专家局写出了题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咄咄逼人的大字报：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是没有体力劳动；二是没有思想改造；三是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是不搞阶级斗争；五是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大字报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10天后的9月8日，对四位美国专家的大字报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如何请酌定。

“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美国专家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批示立刻在全国引起重要影响。

大字报的四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阳早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就到中国，决心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寒春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曾参加过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1948年追随阳早来到中国。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20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外国专家纷纷“造反”

毛泽东为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队”、“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为被污蔑为苏联当局的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被逮捕，含冤入狱6年零3个月之久……出狱后，他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弃了这一要求。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的激烈造反派系，李敦白由此也成了活跃于北京群众组织间的风云人物。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成为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7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这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

外国专家“造反派”的凄惨结局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专家们参与“造反”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对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与信任。

这些左派外国专家把“文革”当做一场真正的革命来看待，如此天真的想法必然会与那些另有企图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发生冲突。无论这些外国“造反派”如何“紧跟形势”、如何“革命”，在毛泽东信任重用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眼中，他们却始终是值得怀疑的“革命对象”。

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就诬陷那些外国专家“造反派”是“苏修、日本、美蒋特务”，并斥责红卫兵们“甚至和敌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责中国的红卫兵们欢迎外国专家“造反派”参加其活动是“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放个屁也是香的，外国月亮也是大的”。

1967年9月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

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院内贴出了大字报：“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一些外国专家甚至把批判李敦白的大字报贴到了友谊宾馆，如“爬得高摔得狠”、“李敦白是个投机者”等。李敦白于1968年2月被逮捕入狱。滑稽的是，中国“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这个激进的外国“造反派”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狠狠批判过刘少奇的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发展了王光美，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直到“文革”结束整整2年后的1978年10月，李敦白才获无罪释放。据调查，“文革”初期，中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直到1981年，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专家才全部得到彻底平反。据《一个美国人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