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陈小鲁们的道歉应上升为集体反省

陈毅之子陈小鲁近日发表反思“文革”的致歉信，表示“自己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特向曾经伤害过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

之前，各地陆续有“文革”时的红卫兵及相关人员站出来，向当年遭到自己批斗、殴打、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干部、邻里道歉。如原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红卫兵申小珂，原济南市文化局干部刘伯勤，而安徽律师张红兵公开向自己的母亲忏悔——“文革”时张红兵举报母亲是“反革命”，直接导致母亲被枪毙……

因为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或纯粹出于个人恩怨，学生对老师开展“残酷斗争”，单位同事之间、职工和领导之间进行“无情打击”，甚至丈夫举报妻子，儿子举报母亲，如此种种违反法律、践踏法治甚至背离人伦、丧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文革”那样的年代却绝非罕见。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在极度疯狂、混乱的“文革”年代，普通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绝大多数人都被裹挟其中，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时也是备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个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错，主要应归咎于社会的罪错，或者说是那场运动的罪错。其实，如刘伯勤所言，“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不能用“文革”大环境之恶，为当时许多个体的愚昧、怯懦和作恶开脱。

陈小鲁们的道歉、忏悔自然难能可贵，却不应止于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每一个“文革”亲历者，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作恶？同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那样，在虚幻理想和极端情绪的支配下，对老师、同事、父母大打出手？“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文革”的反省远非充分到位，至今还有人以多种方式怀念和美化“文革”，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必须高度警惕。

“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从个体救赎上升为集体反省。去年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唯有全面揭示“文革”的实质，深入剖析“文革”的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的历史悲剧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