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陆定一双百报告再解读

——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之五）

陆定一双百报告的历史的重要性，已经由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现在我挑出三个问题，从补充史料角度，做一点再解读。
                       
一、关于陆定一报告的由来
                           
一九五六年六月七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因为有二百个科学家集中在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少奇同志指定我去讲。起草了讲稿，在中宣部讨论了两次，把主要内容向恩来同志报告，恩来同志提了意见后，又加修改。五月二十六日作了报告，到会约二千人。会上请大家提意见，共收到来信七十封。根据意见，又加修改，就成现在的稿子。现将稿子送上请阅正。同时送上郭老、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学佛学的）来信五件。稿件中引用了杨肇燫的来信，杨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积极分子，现在科学院出版社工作。
                            
    在大学哲学系、经济学系的高年级，我们的意见，应当设黑格尔哲学、杜威哲学、罗素哲学、凯恩斯经济学等课程，以增长知识，知己知彼。要学点唯心主义，才能在反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反出些名堂来，而不是越反唯心主义越僵化，越学越教条主义。这个主意，如中央同意，那么，现在开始准备，秋季开始就可以做了。
                            
    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两同志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这段不妥。但因为这一段的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当否，请酌。
    专致
敬礼！
                           
毛泽东批了：
    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
                            毛泽东 六月八日
                           
毛的批语发表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但毛泽东在第九页上作了什么样的修改，《文稿》失注。
    我猜想，可能就改在关于俞平伯的那一段里。这一段的发表稿是这样的：
                            
    现在检查起来，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错误和缺点还是有的。例如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
                            
    如果把陆定一的双百报告，按现在《陆定一文集》的版本抽出来印成单行本，以上这一段恰恰是在第八页之末尾第九页之开头。如果排印得再松一点，可能就正在第九页。在没有看到毛泽东当时的批改稿的情况下，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一条有利于我的猜想的“考证”呢？
                            
    不管这一条“考证”人们承认不承认，陆定一的信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中宣部长陆定一在批判俞平伯的问题上作这样的检查，虽然已经极尽委婉之能事，有些人还是不赞成。大概是怕党的领导机关作检查，“影响不好”吧。但陆定一有比较清醒的头脑，知道如实地作检查，“影响是好的”，决心不予删去，并得到毛泽东的赞成。
    我以为，保留这样的检查，并公开发表，表现了陆定一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学术的勇气。
                       
二、关于中宣部不要为学术问题做结论
                            
    陆定一双百报告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在学术问题的争论中，党不要作结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要让学术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即：“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讲这么多自由干什么？目的就是一个：发展和繁荣学术，以利于人民的事业。
                            
    党需要做什么呢？要做很多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为发展和繁荣学术，以利于人民的事业，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好的指导。党介入学术争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用党和政权的力量，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如同苏联支持李森科、压制摩尔根那样，结果一定是阻碍了学术的发展，毁坏了党和政权的威信，毁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陆定一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了。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来当部长，恩格斯来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不知道《陆定一传》的这段话，是陆对传记的作者讲的，还是从档案记载里引来的。时间的记载有误差，因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九五五年才成立，而这事肯定在这以前。但基本的事实是可靠的。我作为中宣部的干部，当时就听说过这件事，并且印象很深。我的同学和同事何祚庥，作为当事人，在他的一本书的后记中也说过这个情况。他说：
                            
    “（范文澜、郭沫若）这两位前辈史学家在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上，有着不相同的见解。范老认为自西周以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而郭老却认为始于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为了探讨这一分歧，中宣部科学处便将他们两位请到中南海，由胡绳同志主持了一个小型的交换不同意见的座谈会，他们两位各自讲了有关材料，后来分歧越来越大。范老于是说了一句：‘中国在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这在毛主席的著作里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明确讲到，自周朝以来，中国便进入封建社会。’郭老也就反驳说：‘是不是中央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决议?如果做了决议，那我就不再争下去，否则我还要坚持。’胡绳同志急忙调解说：‘你们两家都不要以毛主席的话为根据。’
                            
    “后来中央宣传部把他们两位的意见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请马克思、恩格斯来当中宣部部长，也不能对所有学术问题做结论。在学术问题上，还是要百家争鸣，郭老和范老的这场争论，就成为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背景材料之一。
                            
    “直到六十年代，我兴之所至，读了郭沫若所撰写的有关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等一系列著作，才恍然认识到郭老的意见其实是更为有理一些。同时，在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里，也把‘自周朝以来’的那句话改成了‘自周秦以来’。可是，这一字之改，就上下移动了八百年！”
                            
    何祚庥回忆中所说“一字之改”，是没有的事。我查了，无论是毛选第二卷，还是以前在解放区印的单行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写的都是“从周秦以来”。但也有一点影子。毛选第二卷对过去单行本的确作了许多文字的修改。“从周秦以来”这五个字固然没有改，但在另一处地方，过去的本子里说：“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毛选第二卷中把那个“周”字改为“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毛选第二卷是一九五二年出的。这可能就是何祚庥有那样的记忆的一个原因吧。作为胡绳召开的那次会的一名旁听者，何祚庥所说的基本情况显然是属实的。胡绳做中宣部科学处长是一九五四年，如果何祚庥记得不错，那就是发生在一九五四年的事，也就是中宣部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一九五三年之后不久的事。
                            
    我很想为这个说法找一个更加正式的出处。曾经请教了好几位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逄先知，冯蕙，陈晋，都没有解决问题。有人说，红卫兵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书中好像有，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但至今没有查到。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当中宣部长、恩格斯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法，表达方式是风趣的、调侃的，所含意义却是极其深刻的。不单是因为学术问题繁多，管不胜管，而且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从遵循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说，这样的学术问题的对错是非，中宣部就不应该管。
                            
    如果把这个调侃再引伸一下，副部长再加两个，一个斯大林，一个毛泽东。他们在所有的学术问题上都能够达到统一吗？列宁与斯大林时有分歧，斯大林批评恩格斯晚年关于俄罗斯的观点，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和理论也有诸多不同意见，他们如果在一个宣传部里任职，有可能在各种学术问题上都形成一致的意见吗？有必要在各种学术问题上都形成权威的结论，让大家一致遵守吗？

    三、关于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
                          
陆定一双百报告在阐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时，讲了这么一个具体决定。他说：
                            
    “近代史是社会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部门，但是近年来成绩不多。据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在近代史的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中共中央这个决策，不知道经过了怎样的过程，有过怎样的讨论。除了陆定一这篇报告的公开宣告以外，没有见到过别的什么文件或什么人的回忆涉及此事。这个决策明显地是针对苏联出版经苏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模式而来的。
                            
    中宣部原来有个由黎澍主持的党史资料室，后来合并到哪个历史研究机构去了。也没有听到中宣部组织编写党史教科书的事。编党史文件汇编的事，则是的确进行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三个口袋的党史文件的单篇印本。为什么是三个口袋？为了表示是先行选出的三批文件的单行本，还不是选定编定了的“党的文件汇编”。当然，后来这三口袋还是装订成册，并且还增加了内容。看来都是按陆定一报告宣布的方针办的。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这个方针发生了变化。十中全会上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这是一部党史题材的小说，据说毛泽东在会上说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与闻过这本小说的习仲勋等由此而受到专案审查。陆定一那里传下来消息，说：“我们不写党史，别人就来写党史”。给人以“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的决定已经改变的印象。记得当时就听说，要请党的元老董必武来主持编写党史之事。但一直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
    为了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我查阅了《董必武年谱》和新出的《董必武传》。从年谱上得到三条材料：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 
    对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写《武汉工人阶级夺回汉口英租界斗争史》的有关人员谈话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历史，千万不要主观地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件事或那么一件事。要多搜集材料，引用材料和回忆录都要十分慎重。指出个人记忆难免有主观成分。不少人写回忆录都多少夸大个人的作用，这是不好的。个人只是在革命浪潮推动下起了一定的作用。还指出：“一九二七年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中，湖北省委没有起什么作用，主要是党中央的决定，领导斗争的是刘少奇，不要提我。”
    这番话，不知道董老是以当事的老同志的身份讲的，还是以即将负责党史编纂工作的领导身份讲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担任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九六六年八月 
    为编写党史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党史编委会由中央各部委、中央办公厅、检察院的负责人，工、青、妇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国务院各口负责人以及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组成。还建议中央调省级以上各党校的教员（每校一人）参加，请中央作出决定。
                            
    《董传》洋洋两大册，没有一字涉及编写党史的事。党史编纂委员会是不是成立了？当时已是“兵荒马乱”，越来越乱，恐怕是根本顾不上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九八○年一月又成立了极高规格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八人组成。在这个极高规格的党史委员会领导下，同时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等十二人组成。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附设于中央党校（后分立出来）。一九八二年二月成立党史工作小组，一九八八年三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副组长后来又相继加上了邓力群、胡绳。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已经不清楚了。
                            
    从一九五六年的模式，到一九六二年以后的模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模式，到底那个模式合乎实际和行之有效，或者还应该另创模式，我看，是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加以研究和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