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制造迷雾：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统计数据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无论你如何根据封闭人口和开放人口推算，你也推不出与公布数相吻合的数据。于是，这个矛盾导致两个极端观点的产生：一个是把官方数据的缺陷最大化，从而将人口损失最大化；一个是最小化，认为没有损失那么多人口。大家都围绕官方数据打转转。那么，到底1983年数据的可信程度怎么样？评价这个数据有两个角度。一是1983年有没有改动当年的数据？如果有，改动得是否合理？如果没有，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当年的数据是否能够反映真实情况？

我接触到的当年人口统计，只是1956年公安部的分县资料汇编数据。我看到，1983年数据完全没有修改1956年的原始记录。我只能说，我看到了1956年的数据，所以我相信，国家统计局在相关资料中说1983年数据来自公安系统，是可信的。但这个数据有什么问题呢？它有大量的“其他人口”，1956年这类人口多达1574万人。这1574万人口在1983年数据中是没有反映出来的。这1574万人包括港澳同胞、侨民、驻外国人员等等。大家都知道，侨民是无法计算的，而当时港澳的人口才200多万，驻外人员也不怎么多。我估计，这1574万人中有1000万人以上是军人和劳改犯，而劳改犯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找到全国性的每年的劳改犯人数。法院的一些年报很有趣，只记载五年以上徒刑的有多少人，没有细化。它把判五年徒刑的人和死刑犯放在一起统计，于是就难以确切地知道劳改营里的人数。这部分人是不计入公安系统的人口统计的，而这部分人恰好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一部分人。

关于迁移人口，我比对了1956年数据跟1988年公布的另外一组数据，后者是修正过的。也就是说，1956年的数据跟1988年的数据是不一样的。1956年公安部的资料也承认，当地方政府在人口不能“抹平”的时候，它会把多了的、少了的人口换作迁入迁出数，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现象。迁入迁出数始终是数据调整中的一个筹码。我的判断是，1983年数据用的确实是公安部的数据，但1983年数据可信不可信，在今天是没办法准确评判的。

说到人口普查数据，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数据，仍然存在有些年龄组的人越活越多的现象。例如，一个年龄组的人活了10年，从100万人变成120 万人。这种现象，主要是在低年龄组中比较明显。我们从最初的那条线（1953 / 1964）看，个别年份里人越活越多，比如12岁至13岁这个年份。我做过一个1964年人口普查的年龄推算，发现1964年普查的数据跟1982年、 1990年的数据还是比较一致、吻合的。所以，由年龄推算可知，1964年人口普查的质量还是比较好的。而1953 / 1964那条线就很离谱了，波动非常大。正常的曲线应该是比较平滑的，像1964 / 1982那条线一样，而1953 / 1964这条线是大起大落的（见图4）。

其实，1953年人口普查不应该叫做人口普查，应该叫选民登记。严格地来讲，它不具备人口普查意义上的很多要素，所以也不能指望它的质量太高。那么，当时还有哪些人口统计呢？

一个是卫生系统的生命统计。生命统计是指生下来就要登记，哪怕生下来仅一天，死亡登记还要有死亡原因。国家在小范围内推行了几年，可惜在 1954年取消了，因为老百姓有抱怨，说什么人死了还要报告政府，报告了还要派人下来看看人是什么原因死的。以前有很多人不是在医院里死的，而是在家里死的。于是，这项政策被当做“扰民”取消了。所以我们的生命统计没坚持下来，没有生命统计就容易产生婴儿死亡漏报，导致死亡率偏低。

再一个是民政系统的统计。按民政统计，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104万人。我认为，这个数据是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看，1959年才死2万人，1960年37万人，1961年65万人。1961年死得最多，这不符合事实。更离谱的是，人死得最多的省份居然是咱们广东省，安徽省的死亡数字居然接近为零。所以，民政部门统计这些数字是不可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否认民政系统的死104万人的数据，至少没人敢说非正常死亡少于104万人！

另外还有地方档案中的数据，曹树基老师就是做这块的。还有1980年以后的资料。1985年的时候，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要求各地整理历史人口资料，但要求按行政区划调整，出生、死亡等人口可以不调整。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判断问题。我和曹老师在这方面一直有争论，他认为，这次调整改变了原始数据，但我认为相对可信。1985年数据，个别省份的数据我没有见到，比如安徽的整理资料我到今天也没有见到，除了西藏跟安徽之外，我都见到有整理资料出来。

这批资料是出来了，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数据。我这里要讲一个误导和曲解的问题。导致资料出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例如广东省委当时有规定，各地死亡率不能超过2％。一旦规定了的话，地方官员在报死亡率的时候就不敢报超过2％的，道理大家都明白。1957年公安部做过一个大范围的调查，但这个调查得出的死亡率是高过公布数的。公布的全国县人口的死亡率是11‰，实际上调查得出的是大于13.4‰。

另外，我觉得，研究者在谈论人口问题的时候存在不严谨的做法。即任意选取数据，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就采用，不利的则视而不见。1983年的数据确实存在缺陷，让这种学风得以生存。你可以这样去解读，也可以那样去解读，完全取决于价值判断。

另外，我想谈一下1982年的生育率调查。因为上午的讨论中，有人就质疑过这方面资料的可靠性。调查的抽样对象是全国1‰的妇女，1‰是一个非常大的样本量。如果这套样本是可信的话，那么我认为，科尔（Ansley Johnson Coale）和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的研究是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做的，是可信的。他们已经算过了，我再算一次就没有啥意思。

最后，我讲一下“结论和讨论”，算是抛砖，期待大家的讨论。公安系统的数据大体上是相对可信的，我认为，其他数据来源的可信度还不会超过它。两害取其轻的时候，我宁可取那较轻的害。我认为，根据公安系统统计数据得出的1959～1961年人口净减少1348万绝对是当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底线。

我再讲几个有待讨论的东西，供大家批判。

第一，概念的操作化。非正常死亡是什么意思？谁能讲得清楚？我讲过一个观点：对个体而言，没到生理上限的死亡，都是非正常的，或者说这是社会死亡，即社会因素使人活不到那个生理上限。还有一个观点：退一步讲，如果某人活不到平均预期寿命，是否也属于非正常死亡？对群体来讲，超常规死亡的人就是非正常死亡。但常规死亡的水平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所以我曾经指出，是否能够考虑用“人口损失”的概念。“人口损失”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它又分几块：没有活到预期寿命就死了的，加上没出生的，再加上流失人口。

第二，统计误差和造假。我也很赞成大家批判统计学的话。但是，统计学也在改善自己，改善那些使自己挨骂的东西，使它做得更可靠，更少挨骂。统计学也被冤枉。我经常说，统计局说了一句假话，那么其他99句真话全都被当做假话。我们的调查数据肯定有误差。应该怎样看待误差呢？允许错误，但要修正错误。麻烦的是，我们一直缺乏对官方数据的公开质疑和修订，所以有些错误一直没修正，导致问题越来越麻烦。所以，我们判定数据是否造假，首先要排除它的系统误差。有些是误差，不是造假。误差跟造假是两个概念。造假是有目的的行为，误差则可能是调查的方法不对、抽样有偏。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搞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