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改编民歌为颂曲的做法由来已久，最有名不是《交城山》，而是《东方红》。

 

《东方红》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也有人叫《白马调》）改编而成的。所谓“改编”，实际上就是重写新词，调子一点也没变。《骑白马》也有不同的版本，我打小听过的最经典的词是这样的：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顾不上。

 

……

 

根据歌词很容易判断，这首歌是流传在抗战时期的。词写得最好的当然是第一段，表达了一种生死相依的爱情。至于这歌是老百姓自发创作的，还是鲁艺学员根据抗战需要编创的，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在《骑白马》之前，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叫《麻油灯》（一说是《煤油灯》），原词是这样的：

 

麻油灯，亮又明，芝麻油烩些价白菜心。红豆角角双抽筋（呼嗨吆），谁也不能卖良心。

 

蓝格莹莹的天上飘来一疙瘩瘩云，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刮风下雨响雷声（呼嗨吆），倒叫妹妹我不放心。

 

你要走，我不叫你走，一把拉定了哥哥的手。走三步来呀退两步（呼嗨吆），咱二人没盛够。

 

和《骑白马》比较，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它既有青年女子对心上人的牵挂和依恋，又杂有害怕情人变心，临时拿豆角设譬赌神发咒的复杂心理。如果不听曲子，单看歌词，人们很难把它和《东方红》联系起来。

 

现在如果我说，《东方红》是由《骑白马》改编而来的，《骑白马》又是由《麻油灯》改编而来的，人们一定会问：这样一支哀婉动人的民间小调，怎么会变成庄严肃穆的颂曲呢？抒情对象如何由“三哥哥”变成伟大领袖的呢？这得归功于一个人。这个人叫李有源，是佳县城北张家庄的一位普通农民，平时爱红火，善表演，能即兴编写秧歌词和快板，村里人夸他有“即才”（陕北方言，指“即兴发挥的才能”）。在创作《东方红》之前，他已编创过好多歌颂领袖的快板和顺口溜，但都没有传开。1942年春节，邻村屈家庄有支秧歌队进城，伞头屈士才唱了一支秧歌，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两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他觉得好是好，但还是少了点什么。晚上回到窑里，他点着煤油灯，有意把烂毡帽从头上摘下来，罩在灯上，窑里立马就黑下来了。他说，一顶烂帽子就把毛主席遮得黑格洞洞的，还能说毛主席伟大？即使把毛主席遮不住，也不对呀！一盏灯只能照个一家一户，毛主席可是要照全中国人哪！他下决心要编个更好的。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早早起来，担着一副粪担进城——陕北农民冬闲时有沿路拾粪的习惯。快到县城时，看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得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想起前几天到县里办事，县委秘书兰川升的本子上写着“东方红”三个字，今天不就是“东方红”吗？毛主席不就是那轮红太阳吗？这下再也不用害怕帽子遮了，四句秧歌词脱口而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夜里回家，李有源想起白天编的秧歌词，心情激动，就用笔写在麻纸上。唱了几遍觉得很满意。可一想，还不对！秧歌词再好，一年才能唱一次，因为只有过年才闹秧歌啊。如果配上民歌调子，就随时随地能唱了。于是，就把这四句词套在当时已流行开的《白马调》上——《东方红》就这样诞生了。写成后，他把歌词交给侄子李增正，李增正有一副好嗓子，第二年春节闹秧歌时，这首歌就在佳县县城唱红了。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在佳县县城附近组织起一支移民队，到延安一带垦荒，陕北人把这叫“走南路”。移民队的副队长就是李增正，他根据政府宣传的移民好处编写了一支《移民歌》，首段就用了他三大（陕北方言，指“三叔父”）写的《东方红》。其他段落是歌颂移民的好处的。翌年春节过后，这支移民队在县城集中，李增正给移民们教唱《移民歌》时，歌声吸引了来此采风的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马可和刘炽等人，他们正累得疲惫不堪，倒在地上睡觉，忽然听见一阵嘹亮的歌声，一听是歌唱领袖的，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如获至宝地开始抄录。因为当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中央迫切需要“来自人民的呼声”树立威信，而在此以前，几乎没有一支像样的歌歌颂领袖，只在《刘志丹》这首歌里把领袖捎带着唱了一段，还不知道是不是赞美，歌词是这样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呀）横山，一心要共产。

 

二月里来刮春风，江西上来个毛泽东，毛泽东（来）势力众，他坐上飞机在（呀）空中，后带百万兵。

 

……

 

因为“百万”太夸张了，按古书的说法只能叫“号称”，实际只有七八千人，势力并不众。据当地老汉儿们回忆，红军从川道里下来的时候，腿都很细，不穿鞋，头都“挂”在胸前。至于“坐飞机”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如果说“后带百万兵”还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因为毕竟还有兵，那么“坐上飞机在（呀）空中”就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了。

 

马可等音乐家回到延安后，就把《东方红》介绍给了其他人，并请诗人公木和张松林填了第二段和第三段的词，完整的《东方红》就出笼了。李有源的原词，也就是《东方红》的第一段，他们只改了一个词：“生存”改成了“幸福”。因为在他们看来，领袖远远不止是要为人民“谋生存”，甚至可以说，生存 ——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他们看来，远远不是主要的。主席领导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生存只是为确保这一理想实现必备的手段而已。第二段则完全抛弃了陕北民歌自《诗经》以来的比兴传统，直接站出来说领袖就是我们的带路人。第三段写得不能算高明，因为第一段已经有一个太阳了，政党的领袖是太阳，政党本身也是太阳，两轮太阳怎能同时升空？

 

当然，这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东方红》由《麻油灯》到《白马调》，再到李有源的《东方红》和后来三段论的《东方红》，就是一个不断拔高、改造，不断政治化的过程。抒情主人公逐渐由一个具体的活泼可爱的小妹妹，变成了抽象的“人民”。最主要的是，抒情对象由“三哥哥”变成了政治人物。总之，一首哀婉动人的民间小调消失了，一支伟岸庄严的颂曲诞生了。

 

给国家领导人写赞歌，拍电影，搞交响乐，是在20世纪的苏联兴起的。而在苏联，颂歌唱得最响亮，交响乐搞得最火爆，赞美诗写得最热烈的时候，人们的尊严最欠缺；而不写赞美诗，不唱颂曲的时代，至少能让人活得舒心一些。

 

现在是21世纪了，科学昌明，信息发达，民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假如现在有人再编一首歌，说“xxx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只能徒增笑柄。时代毕竟不同了。君不见重庆市，斥资巨亿“唱红歌”，可市政领导倒台没几天，大量的黑幕就被揭开：在歌声中，好多人被冠以“黑”的罪名收监，财产被籍没，权利被褫夺，甚至有多人仅仅因为网上发个帖子就被送去劳教的。这大概可以看作是“红歌”在21世纪的回光返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