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实行“包产到户”（即所谓“单干”）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时间在1978年11月。实际上，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所探索。在北京，早在1964年，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就实行了“包（山）沟到户”的政策，“单干”15年，粮食产量增加21倍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北京市怀柔县委员会改变过去用90%的精力去抓仅占全县面积10%的平原，用10%的精力去抓占全县面积 90%的山区的不正确做法，大胆支持符合山区特点、对发展山区经济有利的各式各样的做法，社队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

 

1979年晚秋，我作为《北京日报》内参记者，和怀柔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郭吉东一起，深入该县北部山区一些社队，采访到不少新做法实行后效果不错的事例，同时也就某些问题与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李明瑞同志交换了意见。然后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主标题，以“怀柔县落实山区政策的一些见闻”为副标题，撰写了一篇3700字的稿件，署名“本报记者李守仲、本报通讯员郭吉东”。文章重点放在“八仙怎样过海，各显什么神通”，一共写了八个方面，领题分别是：“‘单干’十五年，粮食产量增加二十一倍多”；“定产到户，以产计工，超产有奖，减产有惩”；“队户合造薪炭林”；“队有户管栗子树，效果显著”；“队户合植桑树林”；“夫妻牧羊，既是老伴，又是羊伴”；“户里养羊，队里代放”；“变‘队繁户养’为户繁户养，仔猪繁殖量增多”。此文开头讲的果永才的例子就是“各显神通”中的“第一通”。果永才一家九口人，两个半劳动力，住在离主村东帽湾大队十里地的砬子沟里。1964年“四清”时生产队将他家所在的一条沟交给他管理，他和家人不用每天来回跑20里路去队里干活了，平时自己干活自己记工，收的粮食、果菜交给生产队，年终全家参加集体分配。自己管理自己，果永才一家成了不是单干户的“单干”，极大地调动了全家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十几年来，果永才一家起早贪黑，打坝阶，修梯田，耕地由原来的六七亩扩大到30亩，不算应季的瓜果蔬菜，光粮食产量一项就由原来的700多斤增加到16000斤，从1964年到1979年15年间，增长了21倍多。文章的其他七个方面，内容具体而翔实，其中也不乏生动而典型的事例，可谓尽显“神通”。

 

这篇反映一个山区县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中出现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情形的见闻稿件，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40 期《内部参考》上，12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将这期内参批给了国家农委，并写下了“非常能启发我们考虑问题”的中肯批示。1980年1月8日，国家农业委员会编印的《农委简报》第十七期，除标题和个别提法有改动外，几乎全文转发了这期内参。简报的“编者按” 中引用了耀邦同志的批示内容。

 

然而，这“非常能启发我们考虑问题”的批示意见，却没见怎样“启发”北京市的领导尤其是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至少我这个在《北京日报》多年从事“三农”方面的内参情况反映和公开报道的编辑记者、“处级”干部，没有了解到什么具体情况。相反倒是在耀邦同志批示的“启发”下，我们深入采访后发现，京郊农村在落实经济政策方面存在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应当说，我们《北京日报》内参关注京郊农村经济政策的情况是从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的，1979年底学习了耀邦同志的“非常能启发我们考虑问题”的批示后更加大了关注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 1978年10月开始到1984年9月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们《北京日报·内部参考》先后刊发反映京郊农村各类经济政策落实情况的内参稿件二十七八篇，涉及经济种类有山区的畜牧业、林业，平原的农牧业有养猪、养鸡、养奶牛及蔬菜种植和经营等，还有家庭副业、队办企业和农贸市场等等。所触及的各种经济政策形态有小段包工、三定一奖、联产承包、包沟单干、包产到户及个体养殖、自营经济、私人贩运、包厂雇工等。而稿件的采写与编辑手法多数是一事一报，同时也有深入调查和组合拳。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接下来的内参报道，引起耀邦同志高度重视，不到四个月时间先后作了两次重要批示。一次批示是1982年9月17日，已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在我们内参部记者唐欣同志采写的、刊发在1982年9月15日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848期内参《一个“冰棍队”的上和下》一文上，批示写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批示不长，但话语不轻，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君毅同志：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材料，建议你们例会议一议，连读带议，有二十分钟就行了。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略加改写，在北京日报登一下。据我看，北京郊区还有一些干部对责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种借口来抵制，这一定要教育过来。”

 

何谓“冰棍队”，“上”和“下”又是怎么回事？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唐欣同志采写的内参稿件中是这样说的：“北京市大兴县和河北省固安县交界处，有一个全北京市拔了尖的穷队——南各庄公社石佛寺大队。1979年，这个队改为大队核算，当年人均分配只有五元三角七分，劳动日值是四分七厘。由于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的收入还买不起一根冰棍（当时一根冰棍五分钱），人们就给这个大队起了个外号‘冰棍队’。”“1980年初，有位同行采写了有关这个队的一篇‘内参’，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冰棍队’问题才引起市、县、社各级领导的重视。”上级重视，“一是肯给钱，这一年共贷给该队三万二千多元；二是副业上肯给支持，这一年县外贸局、县财政局和市有关外贸公司先后拨出周转金共五万元，帮助这个大队建成了一个羊肠加工厂，并保证工厂的活源，当年全厂纯收入三万二千多元；三是肯给水，这一年这个队供水有保证，六百多亩水稻收成好。到年底，奇迹出现了，全大队粮食产量比一九七九年翻了一番，人均分配一跃达到一百三十三元，劳动日值提高到六角六分，还破天荒地第一次上缴国家三万多斤粮食。”1981年，“兴许大家都以为石佛寺大队摘了穷队的帽子，应该与其他队一视同仁了吧，公社负责人不再住队了。”其他方面，贷款大幅度减小，羊肠厂活源不足，纯收入下降一半还多。这一年又正逢大旱，水无法特殊供应，仍然坚持种了四百亩水稻，再加上大队干部推翻了上一年的水稻生产奖励合同，干部得的奖励粮大大超过壮劳力，社员怨气冲天，不再卖力气干活，水稻几乎没有收成。“这一年下来，仅农业一项，就亏了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元。在跨空分配的情况下，全年人均分配为二元六角三分，劳动日值二分，比一九七九年还穷了一筹。真是，上来得快，下去得更快！”

 

在刊发唐欣同志采写的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作为当时内参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决定将手头上的一份市统计局关于京郊八个区县的45个生产队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调查的简报一起编发。情况调查简报表明，被调查的45个生产队中，实行当时效果较好的“联产到劳”责任制的仅有4个生产队。其他一些生产队有的实行的是“小段包工”、“承包到组”，还有10个队未实行生产责任制，仍在“吃大锅饭”。这篇由简报编发的内参稿件，除内容翔实、对比鲜明，并有综合分析外，“四十五个队仅四个队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这一直白的标题也很醒目。在编印发送上我们动了点脑筋，此期内参与前面的“冰棍队”一期都在9 月15日同一天印发，“冰棍队”一期属于一事一报的典型，排号在前，为第2848期。而由统计局简报编发的这一期，带有综合调查、研究分析的性质，排号紧随其后，为第2849期。两期合装一个信封，一同报送中央和市委领导。别看这小小的编辑技术处理，还真吸引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眼球。9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对上述两期内参同时做出批示，写在第2848期内参上的批示是：“希同同志、王宪同志：这个队我曾在六十年代去过，就是因为穷，我才去看的，现在看来还没有解决问题。从材料看，这样的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为宜。从这两个材料看，北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真正执行，请检查一下。”写在第2849期内参上的批示为：“学习一下杜润生同志在十二大上的发言，登在16/9（9月16日）人民日报上。”

 

说到编辑技术处理与中央领导人办公室同志指出2848期内参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纰漏，一时让我汗颜，但也获益匪浅。事情是这样的，1982 年9月16日下午，刚上班不一会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我一听电话是耀邦同志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的，心里多少有点紧张，电话中又提出第2848期内参第二自然段中有个数字有疑问，悬起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额头开始冒汗，怕是数字上出了错儿。当我找出付印前的签字大样和发出后留存的正式内参一对照，明白了一大半。原来是签付印大样中有个“倒空”字按错了位置，在“全大队一百一十户，五百一十八口人”这句话中，“五百”的“百”字，当时字架子上缺字，打了 “倒空”，正式付印前铸出的铅字“百”，放错了位置，按在了“十”和“八”之间，成了“五一十百八口人”。于是，我赶忙在电话中向耀邦同志办公室的同志说：“这是我们粗心，造成了差错，请帮助改正。”并表示以后一定认真做好校对工作。“天天和文字打交道，出个小错儿也难免。”听了耀邦办公室同志这句话，我平静了许多，顺口和对方搭话问道：“我们一起送了两期内参，您觉得怎么样？”“你们这两期材料配得好，一个典型具体，一个综合分析，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是‘冰棍队’那期，一看标题就想看看全文，我会很快送给领导。”听了这一番话，我释然了。说完“谢谢！”放下电话后，不知怎的，我已平静的心又激动起来。一方面赶忙向报社领导汇报耀邦同志办公室来电话的情况，检讨我们工作上的毛病；一方面和部门的同志们议论起我们这两期内参的内容搭配、标题制作及编发上的小小技术处理，虽然对文章中出现不应该出现的差错有些懊恼，但对这两期内参已经产生作用和还将产生更大的作用，不禁沾沾自喜起来。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先后传来了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对这两期内参的正式批示。这次中央领导同志对内参的重要批示，一时间在报社上下引起对内参的议论和好评。很快也传来了市委的举措。1982年9月21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同志将耀邦同志批示批“请常委同志阅”，并写出“类似的情况还不只这一个队，我们必须下决心搞好责任制”的重要批语。10月8日，市委以《中共北京市委文件》“京发〔1982〕48号”的形式，印发胡耀邦同志对《一个“冰棍队”的上和下》一文重要批示的通知。通知发给“各区委、县委，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通知指出：“这个批示指出了北京市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有指导意义。”通知进一步指出：“我们一些干部至今还没有从‘左’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思想很不解放，对某些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大包干式的责任制，顾虑重重，思想不通……”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耀邦同志的批示，议一议这个问题。切实检查一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对那些不落实的单位迅速进行整顿”；“对那些实行责任制思想不通的同志，要进行耐心的教育，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跟上形势”。据了解，在学习和贯彻落实耀邦同志批示的过程中，市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都认真思考并检查了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差距。这些无疑对推动全市各种责任制的落实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