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岁月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杨德中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卞志强大夫说：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a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年的4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说，她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

然而过了草坪，走近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

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里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子。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马晓先到朱德家做护理工作时，朱德的处境就不是很好了，因为在中南海里，也能看到批判朱德的大字报。属于马晓先护理对象中的有些人，例如陶铸等，已经被划入了“黑”的范畴，即使是像董必武等领导人，在当时也都不怎么“红”了。所以对被派到“黑”了的领导人身边工作，她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最后期间，医务人员对他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卞志强、马晓先感到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疲惫的黄宛大夫把果酱都抹到拿面包那只手的袖子上了；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北京赴河南的医生、护士即奉命全部返回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的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片一片十好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只不过他没长期跟在某位领导人身边，做专职的保健大夫。

也许是因为黄宛大夫年纪比较大，经历的政治斗争也比较多，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极为不正常的环境背景下，承担起被视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刘少奇的医疗工作，因此马晓先说，在与黄宛大夫的接触中，能感觉到他显得心事很重。

虽然，那个时候领导上一再说：“不管怎样，不管是‘红’的‘黑’的，我们只做好我们的工作。”但真把你派到所谓的“黑”的那里，你的思想就不可能不感觉到压力重重，许多事如何处置，要特别谨慎小心，如履薄冰。

而且当时刘少奇的生命也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病情反复，抢救起来又不分白天黑夜，所以黄宛大夫常常睡不好觉，要靠安眠药的作用才能入睡。有时候，工作得比较晚，他就先吃了安眠药再去吃饭，吃完饭正好药效上来，可以更充分地休息一下。

有一次，可能是太疲惫了，黄宛大夫一手拿着面包，一手往上面抹果酱，抹着抹着就迷糊了，把果酱都抹到拿面包那只手的袖子上了。还有的时候，饭还没吃完，他就坐在椅子上呼呼地睡着了。

马晓先说：“我们当时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工作的心理，其实我们当初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也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激烈斗争的情况啊！实际上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心理始终处在很大的压力下，老是心情紧张。即使是在‘红’的身边，也不是那么舒畅。像后来的护士小周在江青身边，江青老找麻烦，使她受到迫害，我们看在眼里能不紧张吗？而且在十年的过程中，又有多少个由‘红’变‘黑’，又由‘黑’变‘红’的？在那种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老处于那种不安的心绪下，人的各种生理状态就不可能正常，所以你看我们这些搞保健的，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没有一个胖的，主要原因就在这儿。”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

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着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马晓先对医生、护士们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较准确的。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