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瑞金，为什么不再用“皇甫平”发表文章

原标题：专访周瑞金，为什么不再用“皇甫平”发表文章

撰文 | 桂田田

1991年农历新年的第一天，《解放日报》首次刊登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令原作者没有想到的是，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激烈交锋就此展开。

当年的“皇甫平”曾被广泛解读为“黄浦江评论”。署名背后，是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时任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和时任《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凌河。

23年后，周瑞金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期撰写的反腐“万言书”——《终结腐败》在网络流传，从论改革到论反腐，署名“皇甫欣平”的他又试图在这个过程里探究什么？

谈文章

希望提出如何从治本角度终结腐败

政知局：为什么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推出万字长文《终结腐败》？

周瑞金：十八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整顿官场作风。把整顿党的作风同整顿党内的腐败现象结合起来，这个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一个大的动作，也是和推动深化改革相互配合的一个大动作。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以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写这篇文章，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发表了。我们两年以来的防腐败的斗争，主要是治标式的、闪电式的反腐，就是王岐山书记所讲的“为治本赢得时间”。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作为一个总结，同时提出来怎么从“治本”的角度、从法治的角度来终结腐败。

政知局：发表前，对文章可能取得的效果有什么预期？

周瑞金：腐败的问题它不是一般的官场的腐败的问题，它蔓延开，涉及到我们整个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你看看买官卖官这种例子的腐败，还有司法的腐败，已不是单纯的经济腐败，这就是《终结腐败》的背景。

所以我今天从制度反腐的角度，提出来自己的看法。今后署名“皇甫欣平”的文章就是一种策论性的政论文章，给中央提供我的思考的成果、推动深化改革的意见。

谈署名

“这个‘平’非那个‘平’”

政知局：这次文章的署名是“皇甫欣平”，为什么不再用“皇甫平”？

周瑞金：1991年，我们遇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不是能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往阶级斗争的老路上走。

我当时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主持人，很了解整个舆论的态势，中国到底能够往前走搞改革开放还是往后退，这个是很关键的。

我们当时决定写4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要宣传邓小平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传达了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时候的讲话的精神，要推动改革开放。那么今天当然形势已经完全改变了，“皇甫平”作为一个历史的署名，它是有历史条件的，所以此后，我基本上再也不用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文章。

政知局：这次取名“皇甫欣平”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周瑞金：“皇甫欣平”不同于“皇甫平”，因为历史时代变化了。

当时“皇甫平”的这个“平”是属于邓小平，是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今天我同样要写政论文章，我针对的是我们新的领导集体，这个历史条件变化了，所以这个“平”非那个“平”，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呢，就是我这个“欣”是欣喜的“欣”，以皇甫平名义发文的时候我是很郁闷，因为当时一片批判自由化的声音，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感觉到改革开放遭到这样一个大的挫折，好象要往回走了，当时的心情就非要冲破这个关口不可，非要突破这个阻力不可。今天我来写这个反腐的文章，我已经感到有一点欣喜的心情，因为看到新一代领导集体有这样大的决心反腐，端正党内作风，给我们深化改革带来新的希望，给人一种鼓舞的力量。

第三个就是写作班子也变化了，写“皇甫平”系列文章的时候有三个人，这次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写作班底。

再有一个文章的风格也变了，皇甫平属于传达性质，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就可以推动改革了，而今天呢，我不必要再传达什么。

谈反腐

从周永康到徐才厚 贪腐路径高度类似

政知局：为什么说“一个腐败案件实际上大多都是在重复呈现同样的故事”？

周瑞金：同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从我们抓出腐败的案例来看，包括周永康到徐才厚到苏荣，这三个国家级领导的腐败，他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路，以权力进入市场，以权谋私，谋取自己包括家族的最大的利益，这个是有着同样的腐败的特征。

所以他们重复做的就是我们制度上，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使权力进入市场，这样子搞的权钱结合为腐败制造空间。

所以我讲基本上腐败这条路子我们看的很清楚，也就是十八届以后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这个不处理好的话那就是为寻租创造了空间，为腐败创作条件了。

政知局：你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当河里面捞出几条死鱼时，你会说是可能是鱼病了，当捞出成千上万条时，你觉得那可能是水的问题了。”从反腐的大环境层面来考量，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周瑞金：这就牵涉到制度的问题、体制的问题，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生态领域，推进五位一体的体制改革才能够把水搞干净，否则这个“水”是脏的。

参照国际社会，我们付出的“贪腐成本”属于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大，我们又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里面问题更多，当然这也是一个改革的成本，我觉得一旦治理好了，迈过了这个坎就好了。

政知局：你觉得“迈过这个坎”大概还要多长时间？

周瑞金：很难用时间来限定，要根据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