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主动跑出“洞口”的“毒蛇”
-----副市长樊宛农主动鸣放成“右派”的事
有人说,整风时所有的“右派”都是上了“引蛇出洞”“阳谋”的当了,我觉得也不尽然。时南阳市副市长樊宛农的鸣放就不纯是“阳谋”驱动的结果,而是主动跳出“洞口”,“大鸣大放”而成为“毒蛇”的。樊宛农的悲剧是中国“忧国忧民”型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哀。
关于樊宛农主动鸣放的事,2011年8月86岁的原南阳市文化科科长(那时候没有文化局,科长就相当于市文化局局长)马俊乾是这样给我说的,1957年6月初,樊宛农要去省参加教育系统可能是有关高考问题的会议,因知道我也将赴省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有关文教系统如何鸣放的座谈会,便约定乘坐一趟班车同赴省会郑州。由于我参加的会议比樊宛农参加的会议多开了一天,按来时的商定,樊宛农便到我开会的河南饭店找我。当时,这个会议正在进行着鸣放,可能有的人已经从北京、上海方面听到一些风声,揣测下一步要搞“秋后算账,”鸣放气氛并不浓,多是在主持会议的人再三催促下才被迫鸣放,不过一旦发起言来那可都可以说是语惊四座,慷慨激昂,也带着些偏颇和纸上谈兵般的抱怨情绪。譬如,开封师范学院和郑州大学两位教授的发言,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是思维超前,敢想敢说,但不敢苟同。樊宛农聆听多半晌后激情难耐,便问我,你在会议上发言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也根本就不想发言,也不敢在这大雅之堂上出丑显眼。樊宛农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怎么恁自卑呢?常言说,位卑不敢忘忧国,我们来自基层,有许多专家学者们不可能拥有像我们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有有责任利用今天的场合为现今农民们说点公道话。还有一点是,在现今在许多省里的人眼里,南阳简直就如中国的西藏一样,很闭塞和落后,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也不应该放弃一切直接宣传南阳的契机。大致上就是基于以上几点认识吧,樊宛农决定要在鸣放会上演讲一通。鉴于樊宛农的经历和学识影响,因为整风前樊宛农不断在河南报上发表文章,已经在河南省小有名气,会议的组织者自然喜欢这位主动请缨的发言者,于是他就在会上大放了一通。樊宛农在省里鸣放些什么,马俊乾老先生已经记不清楚了,笔者从南阳“右派言论集”中找到了当时的鸣放内容。好家伙!原来这位芝麻官,在省里会上竟“单刀”直“刺”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刘鸿文的。马先生说,刘鸿文就在现场,这也是他即兴而“放”的原因,樊宛农的鸣放题目叫,“质问省委统战部部长刘鸿文”:
“刘鸿文:你说全省农业增产了是啥根据?既然竲产了为啥农民们都吃不饱?刘鸿文,你说:农民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一般平均折合0.7元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5元。为啥现在如今农民们都没有钱花?刘鸿文,你说,农民一般每年吃粮400斤左右,有的甚至高达700斤,可据我所知,不仅南阳专区内的农民,包括全省我所知道的农民们为啥都吃不到这个数字的粮食呢?是谁克扣了?还是谁贪污多占了?刘鸿文,你说;河南农民基本上没有发生讨荒要饭的,可是今天河南的许多农民为啥逃荒到陕西、湖北去了呢?刘鸿文,你说,河南基本上没有发生耕牛瘦饿死的现象,可是现如今许多农社的耕牛少了一大半,过去那么多的耕牛为啥见不到呢?难道是农民们把牛都藏了起来,或者活吃了吗?刘鸿文,你说,现今农民三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烧。可据我了解的情况完全与你说的情况是颠倒颠。或许你并非这样吹嘘,而是印刷厂在编印你的讲话时多印了‘不’字?刘鸿文,你说,现今河南的农村基层干部都在勤勤恳恳的工作,可这样的农村干部到底有几个?你能不能给我们找出几个或找几批呢?刘鸿文,你说,自从有了合作化,再不常年吃粉渣,可是你知道不?现今的农民们实际上都很想吃粉渣,可连粉渣也弄不到了。”
马俊乾老先生看了上边的文字后说,不在说再好的脑子不如笔,就是这!就是这!论学问,人家樊宛农可是南阳数一数二的大学问家,你看看人家的鸣放言论,有啥说啥,质朴的很哪!用“清水出芙蓉,天然无雕饰”来比喻樊宛农的鸣放发言,准确的很哪!我问马老先生,当时刘鸿文在场没在场?马老先生沉思片刻后说,记不清楚了,很可能就在现场。因为根据我对樊宛农的了解,如果不在现场他不会用这样的口气鸣放。大鸣大放时期,各级领导人都低调出席各种会议,会前不宣布,会后不总结,最后多由主持会议的人说几句,大家都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一定会向领导反映好等,这可能使马老先生对刘鸿文出席没出席记得不太清楚的原因。
我又从《南阳右派言论集》中,还找到了樊宛农的其它鸣放言论:
在南阳市委召开的“党外干部座谈会上”及会后的大字报鸣放中,樊宛农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战线使用干部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写道:”我上历史课时曾提到古时候百里奚喂牛的方法,我想党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办法就如同百里奚当年使用的办法一样,先鞭策,再关怀,不想走时狠狠抽打你。有人说这叫改造知识分子,可我觉得其实这就如驱使牛干活一样,先给牛扎个鼻圈,找个人牵着,挥动着鞭子抽打着你,叫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有的人愿当任劳任怨,忍气吞声,一言不发的老黄牛,而我的观点历来是,士可杀而决不可辱。我今天讲的要是真反动的话,开除我回家都行!”
在怎样选校长的大字报中,樊宛农建言道:“专署对校长人选应该慎重一些。譬如校长人选应该对党群关系,民主作风,办学常识起码应该懂得一点,最起码要知道知识分子政策是啥?在业务上一定要略知一二,弄一个不称职的校长实际上是毁一个学校。校长跟教师不一样,教师不称职时可以随时调整调动,而动一个校长犹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这里希望专署选校长时要特别慎重”。
在“怎样爬上校长宝座”的大字报中,樊宛农用反话讽刺式的语言写道:“一、要趁年轻,打向上爬的基础,切莫蹉跎自误。二、且不可当教员,因为教师一词,意味着另类,标志着落后层,不易入党。三要争取当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最容易入党。四、要学会写总结材料。因为现在的校长们都是从善于写夸大其词,精于捏造数字的“秀才”们选拔出来的。五、工作要积极,对上级要学会吹吹拉拉,对下级要敢打敢骂,善于搜集整理他们的反面材料。六、要善于体会上级的真实意图,譬如:统购要透底,统销要少许;要紧勒裤腰带,不够吃要说成吃不完等”。
在“当了校长怎么办?”的大字报中,樊宛农写道:“一、运用好阶级路线,牢记‘非党员即是右派’,青壮年教师即是中间派,老教师即是落后派的宗旨,不能有半点越雷池之处;要依靠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打击落后分子。二、要培养一批打手,吸收一部分‘勇敢分子,’以便于在群众中搜集动态反映,在大会上耍威风。三、要善于吃政治饭,因为政治运动一来,当校长的才会有活干,就可以借政治运动整人,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四、要紧贴地市委宣传部,且不可考虑学校里的教育业务,更不必考虑上级政策法令,在文教工作历来说了算的宣传部的领导们面前,叫咱咋办咱咋办,管它适用不适用!”
其实,樊宛农早年就是一个积极革故鼎新,胸怀大志,嫉恶如仇的有志青年,后来就成为不顾杀头危险,毅然投身革命的有胆有识之士。一个文化型的革命领导干部,在解放初期那几年,像樊宛农这样的基层领导干部,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但也很稀少,南阳地方党组织也确实就把他当作了宝贵财富,委以重任,不仅当了重点中学的校长,还兼任南阳市主抓文教的副市长。
樊宛农为什么志得、风光却意未满?我猜度,要么是“己贵更要为民呼”的责任感驱使他鸣放?要么是因自己这位副市长只是个“花瓶”,而胸有怨气?要么是他多次写入党申请书,未得到批准而感到很失尊严?从他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和“可以把我开除”的气话来看,他的怨气还真不小呢!也许都不是。只是他过分笃信“反对党内三大主义是整风的宗旨”这句话了,真的以为通过此次整风运动可以“正党风,正府风,正民风”,便以“大勇”的气魄,以“大儒”的身份教训起从省到地方的党组织了。谁知,党组织不仅不领情,反而把他当成了“毒蛇”,把他狠狠批判一阵后打入“冷宫”。有句话当时党组织没有说,我这里替他们说了:共产党给你樊宛农的已经够多了!你不知好歹,不感谢隆恩浩荡,还主动向党进攻,离了张屠户,不吃连毛猪,离了你樊宛农,地球还不是照样地转?客观地说,在那种情况下,南阳地方党组织对樊宛农还算很宽容的,只把他划为“右派”,降了4级工资,让其在市三中图书馆当了多年图书管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