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胡风的人生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
1955年5、6月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亲自给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编者按语。
胡风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参加过左联，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抗战前夕，他和冯雪峰、鲁迅等人针对周扬的“国防文学”提出了“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从胡风的文艺思想来看，虽然和周扬这样的“党内权威”有着严重的分歧，但却不是原则分歧，两人信奉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都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家必须以战士的身份投身革命，只是周扬更倾向于文艺、文学创作对政治或曰政策的直接服从，而胡风却倾向于文学创作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性。按常理来说，以胡风的信仰和作为，虽不是党员，也是一个“准”党员作家(冯雪峰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宣布他已经被吸纳为党员，因左联内部纷争，夏衍从中作梗，致使胡风“几进几出”，最后作罢)了，只要不叛党，或向国民党倒戈，断不会被打成“异类”，归入“反革命”阵营的。然而，按常理不该发生的事，偏偏就发生了。
不妨先看看毛泽东的按语：“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可见，胡风的性质已经定下了：是“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毛泽东接着说：“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以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
如临大敌，杀气腾腾，如此耸人听闻、激愤夸张的言辞委实把一介文弱书生妖魔化到家了。胡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鲁迅的评价最为中肯：“胡风耿直，易于招怨”，又说过胡风“神经质、繁琐，以及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的话(《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 郑文林 《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一个耿直、拘泥、不善变通的文艺批评家，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老谋深算、大奸大恶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政治阴谋家了呢?这一切都来源于历史的积怨。而这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开始形成的积怨之所以发展到激怒毛泽东、闯下灭顶之祸的地步，实在是因为胡风的耿直、拘泥、固执、不谙世事，最后把自己弄到了和毛泽东“讲话精神”分庭抗礼的对立面的境地。
这恰恰犯了毛泽东的大忌。
三尺之冻，非一日之寒。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鲁迅、胡风等人和周扬等人发生的龃龉中，胡风并没有和毛泽东及其“讲话精神”发生过正面冲突，只是对《讲话》中的一些文艺观点有所保留。而这些保留意见，也是对自已一贯的文艺观点的一种坚持。但这种公开的保留，无论有没有经过周扬等人的煽动，已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当然，这种不满还不致于达到要把胡风置于死地的程度。事情究竟是怎样发展到那个地步的呢?说来话长，但这里只能长话短说。
不谙“帝心”，屡屡犯忌。在信仰马列主义、拥护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上，胡风绝对没有问题。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武汉、重庆，他对党的领导人诸如周恩来、董必武、冯雪峰等都言听计从，对党的领袖毛泽东更是崇拜得很。但是，汲取五四精神和鲁迅思想营养的胡风仍然保留着“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品格，这一点和身为中共党员的王实味颇为相象。像胡风这样的人，当然不懂得揣摩党的领袖那种隐秘的“帝王”心态。1940年发生的“民族形式”的论争，胡风就犯了一次大忌。
“民族形式”论争始于当时向林冰(赵纪彬)的一篇文章，中心是主张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新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的主张得到当时文艺思想界一些人的赞同。胡风从捍卫五四新文学出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现实斗争和革命的内容才决定形式，不能简单“旧瓶装新酒”。胡风为此写了长文《论民族形式问题》，还编了《民族形式讨论集》等，不仅对向林冰进行批评，还对支持和同情向的观点的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等知名人物也“直率”地进行指名批评。(见郑文林《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点名批评这些党内外文艺主流派的领军人物，胡风已积怨甚深。但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为什么党内那么多思想界、文艺界的领导者和知名人士支持向林冰的观点，其中显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了。当时的延安，毛泽东的《讲话》正在酝酿之中，延安文艺界的大气候已经开始形成，并和五四以来以京沪文化圈子为核心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镖了。
上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多有溢美之词，但对以西方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为蓝本的新文化的具体领域，却隔膜得很，生分得很。一旦有了“自已”的地盘，他是绝对不允许这些所谓的新文化在毛氏领地里泛滥的。试想，毛泽东极为赞赏鲁迅的杂文，但在延安的一亩三分地里，他会允许鲁迅式的杂文对他的政府、官员“嬉笑怒骂”吗?在延安的文艺刊物上，他会舍弃像《东方红》这样歌功颂德的民歌而去欢迎郁达夫们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新诗?他是倡导延安的作家们去创作《白毛女》和赵树理那种土得掉渣的戏剧、小说，还是倡导作家们去写周作人、张爱玲那种精雕细琢、飘逸隽美的散文和小说?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或曰解放区文学创作形式的总体特征，不是更接近于根植于中国乡土的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吗?
当然，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毕竟是学术争论，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不好直接置喙，但心中的芥蒂是不可避免的。而更为严重的则是胡风对毛泽东《讲话》的态度。当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出炉，无论是延安还是重庆的文艺界，凡亲近中共的左派作家们都是应者如云，或赞赏有加。即使有心中犯嘀咕者，也会在公开场合表个态拥护，这既是人之常情，也是世故之道。然而，“1944年，《讲话》在延安定于一尊后传檄重庆，何其芳、刘白羽出面宣讲;当时胡风不但不表示臣服，反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姜弘 《五十年来是与非》见《随笔》2005第6期)其时胡风在重庆，毛泽东和延安那些思想文艺界的领导、“主流派”们对他鞭长莫及，但作为胡风的北大同窗、同样公开对《讲话》表示不恭的王实味就遭了厄运。可见，胡风当时好在没有去延安(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曾有过这样的安排)，他虽然逃过了一劫，但当时被延安当成“异类”而被排斥在“党的圈子”之外，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
毛泽东的《讲话》绝不仅仅是表述自己文艺观点的泛泛之谈，仅仅在延安极其解放区的文艺界树立《讲话》的绝对权威，也决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的轰响，让《讲话》精神在全国文艺界被定于一尊，在全国范围内从根本上扭转“五四”以来那种以所谓“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方向，转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为中共的政治统治服务，为毛泽东本人的“文艺思想”服务，已是大势所趋了。这是一个关口，尤其对那些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毛泽东的《讲话》思想隔膜得很、或曾表示过不恭甚至大不恭的文艺家们，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口。只要你留在大陆，就得过这个关口，能否顺利过去，就看你的态度和见风使舵的能力了。可此时的胡风却仍然浑浑噩噩，他对政治气候的迟钝，对文艺理论以外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漠视，对自己的理论见解过于固执的钟爱，使他几次错失摆脱厄运的良机。
1948年，中共的自卫战争实现了战略大转折，夺取全国政权已胜利在望。从国统区纷纷跑到香港的中共思想文艺界的精英们却在此时发动了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香港的批评针对了胡风的几个主要文艺观点：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人民大众身上负有统治阶级加给他们的‘精神奴役创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反动环境下也有可能用真诚的态度深入生活，和人民结合，锻炼自已，担负起某种积极性的工作任务，随着人民斗争的深入推动历史前进……等等。但很多地方却误解了甚至歪曲了他的原意。”这是胡风夫人梅志的一段回忆(见《胡风传》第541页)。
其实，来自香港的批判已远远不是理论批评中产生的误解和歪曲问题，而是有关胡风极其一批“同类”们政治态度问题。其弦外之音至少牵涉到两根敏感的政治神经：其一，胡风的文艺观点不能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相左，如果相左，必须纠正、认错;其二，应该维护这样的理念，只有在《讲话》精神指导下的文学创作，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由此逻辑推断，由于国统区的作家和批评家们的创作不可能按讲话精神去写工农兵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所以他们只能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情感去进行创作，其作品当然也就不可能是革命的文学。胡风的文艺理论却和这样的逻辑背道而驰。
不妨看一下当时这批文艺精英在香港出的《大众文艺丛刊》中所刊的《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一文对胡风不点名的批判：“……出现了所谓追求主观战斗精神的倾向。……他们把问题颠倒过来，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因此，就把它看成一种创造和征服一切的力量。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杀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在创作上，就自然地走向了个人主观感受境界或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追求了。……实质上，也就是向唯心主义发展的一种倾向了。”这显然是周扬关于文艺直接服务政治论调的重弹。
但在这个敏感的政治时期老调重弹，是有深意的。面临全国解放，必然牵涉到对“国统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又直接关系到毛泽东《讲话》精神在全国文艺界的指导意义和普遍价值问题。显然，胡风的文艺理论已经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障碍。可胡风对如此敏感的政治问题竟然浑然不觉。尤其乔冠华对他的点名批评使他深感诧异，“使他不解的是，乔冠华自已在重庆时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现在却立地成佛，变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站出来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了。”而无论是从其立论还是从其引用的论据来看，“简直是为批判而批判。”(见梅志《胡风传》第540至541页)胡风当然不明白，乔冠华深谙党内斗争的残酷，政治敏感不知比他强多少倍，此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是为求自保，见风使舵，以求过关了。
胡风已是危机四伏了，却没有丝毫“过关”的意识。他一向以书呆子气作为武器应对政治上的挑战。“胡风认为，香港批评在思想实质上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在实践态度上是宗派主义，将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见梅志《胡风传》第541页)他不仅写了《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加以反驳和辩解，而且到了香港以后当着这些“精英们”的面也不认错检讨，由此铸下大错。在“党”的眼中，他不仅是异类，而且是属于“冥顽不化”那一种异类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全国解放后在文艺界实现指导思想的大一统，树立毛泽东《讲话》精神的绝对权威，这当然是“帝心”所望，那些党在文艺界的领导者们也自然是心领神会。他们当然会迫不及待、竭尽全力为之扫清一切障碍，以取悦“帝心”。尽管由于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和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加上他在香港批评中的冥顽不化，其思想理论的确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极大障碍，但胡风这样的“孤魂野鬼”已成网中之鱼，谅他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当然，要在全国文艺界奠定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权威地位，必然触及到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评价，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动粗”，难免和胡风及国统区的文艺家们产生冲突，于是能绕开就绕开，不能绕开就霸王硬上弓。
下面梅志的一段回忆颇耐人寻味：“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胡风对此不感兴趣，很少参加筹委会的会议。但当他看到打印好的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文艺报告草案时，真有点生气了。本来这报告是要他参加起草的，但他感到无从下手而推掉了，后来胡绳他们从香港回来，就完全按他们的认识来写了。成绩谈得很少，更多的是谈文艺创作上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的文艺理论，其中主要是针对着胡风的文艺思想。
如，‘国统区的文艺界中，一般说来，对《文艺讲话》的深入研究是不够的，尤缺乏根据《文艺讲话》中的精神进行具体的反省与检讨，因此有的借口于解放区与国统区情形不同的理由，草率地看过这文件，表示‘原则’上的同意……‘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但他们因此就抹杀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的原始生命力，看作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虽然没有指名，但实际上是把胡风文艺思想当作十年来国统区文艺工作各种缺点错误的主要根源，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实质上，这是对国统区文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总体否定。逻辑当然非常简单：国统区的文艺创作没有以《讲话》精神为指导，作家和批评家们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就进行怎样的斗争”，而所谓这样的斗争实际上只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脱离集体主义的自觉斗争”、“没有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创作。如果不对国统区的文艺工作下这样的定义，又如何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样板，又如何让所有的作家批评家们从此以后拜倒在《讲话》精神的脚下呢?
悲剧就在于“党”已经认定是胡风的文艺观点给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理论支撑，挡了他们在全国文艺界奠定《讲话》至尊权威地位的路，而更大的悲剧则在于此时的胡风对其中的利害居然浑然不觉，不认错，不检讨，不屈服，“第二天，见到沙可夫，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拒绝参加会议。”……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周扬、丁玲等都来动员他发言，但他觉得由于前面的那些情况，说什么都不合适，文艺上的负责同志既然对他不信任，还是不开口的为好。所以，只是迫不得已时在小组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此外再没发过言。可是，在重阅了好几遍国统区的文艺报告后，他还是写下了自己的意见交了出去。”(以上引文均见梅志《胡风传》561页至565页)
如此顽劣，胡风已在劫难逃了。
不识抬举，作茧自缚。当时，对胡风这样在全国文艺界都颇具影响的人物，中共如从组织上进行处理，是非常棘手的事。尤其胡风和鲁迅的亲密关系，在文艺界已形成约定俗成的看法，至少在坚守五四文化运动的大方向上，胡风是继承了鲁迅的立场和精神的。而鲁迅这杆大旗，中共文艺界的主流派们是万万不敢砍倒的，一来这样会触犯众怒，二来毛泽东本人也自称赞赏鲁迅，把鲁迅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因此，尽管胡风如何“执迷不悟”，在建国前后的组织处理上，中共还是给胡风留足出路的。
这个出路的底线大致是这样：1、给胡风安排工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让他在一些重要的文艺单位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把他置于党组织严密的领导和控制之下;2、只要他收回原来的理论和观点，不再坚持，转变立场，拥护党的文艺主流派们的理论观点，或保持沉默也可以;3、在对待《讲话》的态度上，做出深刻检讨，并明确表态从此拥护《讲话》精神，脱胎换骨，保证今后在任何场合下都站在《讲话》的立场上，和自己过去的理论观点彻底决裂。如果胡风是个软骨头和投机家，这几条太容易做到了，简直是举手之劳，但对胡风，却难上加难。建国前后，周恩来、胡乔木、乔冠华、周扬、林默涵等曾轮番找胡风谈话，给了他太多“站过来”的机会，可惜胡风无从领悟对方的深意，固执地抱着自己的想法不放，不领情，犯糊涂，不识抬举，作茧自缚，屡屡错失良机，最终酿成大祸，毁了自已，害了别人。
试举几例：梅志回忆道：“一次，在由茅盾主持、周扬不在场的文代会筹备会上宣布了要出版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为胡风、茅盾和严辰。胡风的名字在茅盾的前面，他立即提出担任不了这工作，拒绝了……几天后，在一次会上，总理见到胡风，很高兴地问他，看来你要忙起来了。他茫然不知所云，后来方知是指《文艺报》的事。看来，这事是总理的意思。”既然是周恩来的意思，岂有不领情之理，但这个胡风此刻却犯了大糊涂，居然以怕琐事缠身影响创作为由坚辞了。
动员胡风参加工作，中共的头面人物可谓一而再，再而三，而胡风的不识抬举也到了常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最后把事情弄僵。1951年1月，胡乔木亲自找胡风谈话，提出三个工作任他挑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总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从这三项工作来看，是给胡风留有充分余地的：如果你想继续清高孤傲，不愿意当“领导”，那么去教书也可以。而胡乔木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胡的推荐是否有毛的旨意在里面，也是大有可能的。这是中共表示愿意接纳胡风发出的又一个信号。此刻胡风如见风使舵，当场拍板表示接受其中的任何一个工作，那么事情的发展或许就会有另一个结局。可胡风却一根筋，竟迂腐到想和中共的头面人物讨价还价。
请看，他说胡乔木提出的三个工作“要我决定一个，并用书面答复，而且提出了‘共同生产，创造经验’的工作原则。和我一直以为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情况的估计相反，是要解决我个人的工作问题了。当时，我一方面感到了失望，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是难于计划的，工作愈重要就愈无法做;另一方面觉得，对我说，要能够多少实现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原则，就非好好考虑不可……”胡风的“同志们要全面研究一下文艺情况”是什么意思?说穿了，就是要中共重新评估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对国统区文艺工作下的结论和对他胡风本人文艺理论的批判结论，重新制定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就是说，希望能采纳他胡风的意见，或文艺工作按照他胡风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否则，他无法从事具体的文艺工作。此刻的胡风，还把自己放在和中共对等的地位，还梦想着能像当年那样和冯雪峰、鲁迅结成同盟平起平坐地和周扬之流所谓“党的领导”对抗，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要知道，中共建国后，在文艺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已完成，对党和领袖铁定的历史结论和文艺方针，是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文艺界任何人不管其影响多大，名望多高，对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和方针只能奴仆般地服从，根本没有对等讨论的资格，更何况提出非义，要“党”改弦更辙。其实，早在1949年开国大典过后不久胡乔木找胡风谈话，已经“委婉”地暗示党已经把他当作“异类”了：“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
胡乔木的潜台词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你虽然追求过共产党，但现在你的立场和党相左，已不和党一条心了，如果你还想有一个比较好的下场，就必须放弃原先的立场，不要和党内的个别人计较，而要和整个党“配合”，否则……对如此杀机毕露的诛心之训和严厉警告，这个胡风却浑然不觉，大或不解：“……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一个个人并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这也是我想和周总理谈的主要意思。胡乔木同志当时断然否定了……”(上述引文均见梅志《胡风传》《时间开始了》一章)胡乔木是硬要把胡风拉向“党”的“光明之路”，而胡风不仅不领情，还把这“光明之路”诬为“灰色时期”，其顽劣迂腐、不识抬举已是不可救药了。不知胡乔木此次谈话是否奉了毛泽东的旨意，如果真这样，如此结果非得把毛泽东气得吐血不可。
既然给脸不要脸，胡乔木或曰毛泽东岂能一味让一个“撼树蚍蚨”忽悠。于是便有了这样耐人寻味的场面“……可是，再见到胡乔木时，胡却简单地问他，要做工作还是要做作家?并要他立刻回答。他想解释，胡却用愤怒的态度打断他，这种态度和提法使胡风本能地产生了抵触情绪，感到了失望，再也不愿和他谈了。”
更糟糕的是，在周恩来总理和胡风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中，胡风对总理含蓄而具有深意的点拨、提醒、引导、劝戒，居然置若惘闻，浑然不觉。从胡风本人的一段回忆(见梅志《胡风传》第593至594页)中可以看出，在谈话中他至少在以下几个关键处误解甚至拒绝了周恩来的点拨和好意。1、在谈到开创新的工作局面时，周恩来提醒他：“应该和同时代人合作”。实际上已指出了他一意孤行、“孤家寡人”的危险局面。可胡风却毫无警醒，一味懵懂。2、总理不得不把“探针”再刺深一点，希望对他麻木的神经有所作用，提出：“关于文艺理论，有的同志对你有意见，你自已怎样看?”睢，总理把反省自己、检讨错误、改变立场、端正态度的机会给他了。不料胡风却反其道而行之，借此机会大倒苦水，辩解中似乎自己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文艺理论外，没有什么错误可检讨的。
不仅如此，还借机“奏”了一本：“现在的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包含不少问题，使文艺这一线陷进了苦闷状态里面。”如此，总理无奈，只好再次奉劝他“和同时代人合作”，学“毛主席的伟大”。3、得意中“将”了周恩来一军，还自以为是。为了强调他文艺理论的正确，胡风引用毛泽东的一名话证明：“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周恩来立即问其出处，胡风当然也就当场指出出处。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当然恶毒得很，但周恩来的心态也许是复杂的，他或许对毛泽东在文艺工作上的一系列做法也有看法，但在胡风这样的“异已分子”面前，居然被当场戳穿他竟不知道毛讲过这样的话，那是免不了尴尬的。周恩来肚量大，涵养好，如胡乔木等人遇此尴尬，可能当场就被激怒。4、再一次“忽悠”了总理劝他靠拢党组织、尽快工作的好意。
可以说，和周恩来的谈话，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佳一次的良机。胡风却麻木不仁地错失了这次良机，其愚钝之极，恐怕在周恩来总理眼中，也是一块冥顽不灵的顽石了。
“大逆不道”，自取灭亡。西汉宣帝时的杨恽因告发霍氏谋反有功，曾被升官封侯。后因过失贬为庶人。杨恽在与友人孙会宗的书中发泄不满，结果获“大逆”之罪被腰斩。从1952年春天到1955年初夏，对胡风文艺理论霸王硬上弓式的批判可谓步步升级，胡风也检讨，也退让，也规避，但在胡乔木、周扬、何其芳、林默涵、乔冠华等人的轮番上阵中，胡风除了对毛泽东《讲话》的“大不恭”作了比较认真的检查外，对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立场却始终没有按批判者的要求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有时甚至“检查出成绩来了”。而胡风对自己文艺理论和立场的坚守，恰恰成了在全国文艺界奠定《讲话》精神权威地位的最后障碍。如何搬掉这个绊脚石，中共领导人也颇费周章。
梅志回忆道：“他并不知道文艺领导对他的态度很是不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53年2月15日交周恩来和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胡风仅仅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而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错误，始终没有什么检讨，相反的是极力辩解，仍然企图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不过态度比以前好了一些，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接受大家的意见……'下一步的计划是，‘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胡风传》第614页)可见，只要不从根本态度上反对《讲话》精神，或者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示拥护《讲话》精神，当时胡风的问题在中共看来还属于思想认识问题，顶多集中火力批判一通，胡风如识相，缴械投降，低头认错，也能如俞平伯那样“过关”。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风不仅不买账，居然还引发了他上书和《讲话》直接叫板的念头，并且“联络”一帮人“谋划”犯上，这就像当年的杨恽犯了“大逆”之罪，触怒“天颜”，毛泽东本人便无法容忍他了。
先看胡风30万言“上书”中关于“五把刀子”的说法：“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胡风所指责的“五把刀子”，不正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核心内容吗?这岂不是说，讲话精神正像五把刀子架在作者和读者头上，一有违逆，刀子落下，便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吗?对领袖的思想如此恶毒诋毁，实属大逆不道!难怪毛泽东看了胡风的“30万言书”后悖然大怒!
再看“30万言书”是如何出笼的。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会会公报发表了。“这本是针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所以，提到了党内有的干部滋长了骄傲情绪，必须提倡开展党内正确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不了解内情的胡风认为，既然中央发现了问题，号召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应该把几年来文艺界不正常的情况直接地详细地汇报给中央，把对理论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报告，这才是响应党的号召，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胡风的书生气也太迂腐了。他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几乎没有任何敏感和嗅觉，只是以自己的心性和想像来揣摩政治事件的发展，以致把形势完全估计反了。接下一来就是一步步走进自掘的坟墓。1、高、饶事件的发端，是高岗挑起事端想“清君侧”，取代刘少奇党内二把手的位置，并排挤掉周恩来。饶涑石配合高岗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这违逆了毛泽东的本意。加上高岗企图依仗苏联的势力对毛泽东施压，这使毛非常恼火。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提出的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上是针对高、饶“反党联盟”及其成员的。而胡风是什么人?胡风是建国前后数年来，以自已的文艺理论来对抗党在全国文艺界树立《讲话》的绝对权威的一只“撼树蚍蜉”，一个在文艺界执迷不悟、死不悔改的挡车螳螂。而他在此刻抛出的“30万言书”，实际上是“向党”清算几年来“党的领导”在文艺界犯下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总根源，当然是霸王硬上弓地将《讲话》精神定于一尊，并扫除一切不同意见。实质上，胡风上书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本人和他的《讲话》。这对本来就被高饶事件弄得很恼火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2、在炮制“30万言书”的过程中，胡风“常给绿原、路翎、芦甸和谢韬等人看，”还和南京一个叫欧阳庄的人交换看法，事实上，这份上书是胡风在自已的圈子里经过“朋友”们的反复讨论、斟酌后“集体”炮制出来的，有梅志的回忆为证：“从3月到7月，经过大家的努力，几经修改斟酌，总算完成了这共计28万字的意见书，并装订成册，总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上述引文均引自梅志《胡风传》《时间开始了》一章)就是说，胡风的上书已非纯个人行为，这种在自已的“圈子”内进行的组织串联活动，在中共实施一党专制的政体下，往小处说，是“非组织活动”或“宗派活动”，往大处说，则是具有“颠覆”性质的“反革命组织活动”，是“大逆”之罪。而胡风的上书显然是和党内文艺界的“领导”以及毛泽东的《讲话》“霸权”叫板的，在客观上已经具有“政治派别活动”的性质，这对中共的政治统治而言，在任何时期都是犯大忌的。而胡风及其“朋友”对此毫无清醒的认识。3、舒芜的“交信”行为，引发了逼胡风及其“同伙”交信的大规模的行动。这些被迫交出来的信件，尽管被断章取义，或被歪曲颠倒，或被无中生有，但毕竟被胡风的对手们“坐实”了胡风进行“反革命组织串连活动”的证据，否则，中共媒体就不会“胸有成竹”地一批一批公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了。
“30万言书”的出笼过程和舒芜引发的“交信”行为，“证实”了胡风在文艺界对“党的领导”的对抗，已经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在胡风周围，已经形成一股“势力”或“派别”了。这是中共难以容忍的。而最后下决心搬掉这块绊脚石的，应该是毛泽东。上面说过，对付像胡风这样的人，是比较棘手的。他不是共产党的对立面，反而一直追随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他的那些理论，也是冠冕堂皇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光凭这些，是找不到充足的理由端掉他的。一般的手段是，先把他“妖魔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推到中共政治对立面那一边去，就像当年把王实味推到“托派”那边一样，激起党内和民众的“公愤”，然后“名正言顺”地把他打倒。当时，由高饶事件引发的饶漱石、杨帆、潘汉年“以特反特”案件正好为胡风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政治背景和参照物。而从胡风及其“朋友”这些人的历史中找到一些他们和国民党的瓜葛，那真是太容易了。于是，胡风的“罪行”迅速由“反党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便“顺理成章”了。
对胡风一案的最后定性，是由毛泽东亲自做的。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毛泽东说道，胡风及其小集团已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及其伙伴们的行径被说得如此耸人听闻，他们的灭顶之灾，也就在劫难逃了。
和在电影界批判《武训传》、学术界批判《红楼梦研究》一样，反“胡风集团”终于从一场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转化为波及全国的政治斗争。但这场“政治斗争”在促成中共和毛泽东实现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度垄断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功能”。其一，在毛泽东的理解中，所谓无产阶级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实现统治，并不是指一般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占领了这个阵地，更不是指一批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文艺家、哲学家、史学家等我行我素、自行其事地在这个领域称王称霸，这样的情形更糟——而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版本和理论模板在这个领域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尤其是党内外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文艺家等都必须对他本人的思想理论定于一尊，无条件地服从他，维护他，推崇他。而反对胡风集团的胜利，他的《讲话》所取得的“霸主”地位，使他在文艺界初步达到了这个目的。其二，通过胡风事件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要想在思想文化界扭转那些知识分子们固有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所谓“改造运动”往往是压而不服，口服心不服。只要不服，便仍是隐患。通过反胡风，终于找到一条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说，对这些人思想批判过后，完全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以釜底抽薪，“永绝后患”。胡风一案牵涉两千多人，其中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人，所有这些人都被永久地打入冷宫，其中被入狱判刑、开除公职、劳动改造甚至迫害致死的人不在少数，如此规模的文字狱为此后更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分子及其政敌的运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预演。其三，反胡风所反的实质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对立面，而是同属马列主义思想理论队伍中那些毛泽东的对立面。这个极佳的范本为毛泽东在今后的党内权力斗争中提供了一条捷径，可以先从思想文化领域里发韧，从而引发对党内政敌大规模的攻击和清洗。
至于反胡风集团对全国文艺工作者个人创作产生的压抑、窒息以致扭曲等巨大影响，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