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伯：抗战时期城市地下党工作中的掩护人

建国以后，党史教材中提到，中央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时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件法宝，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抗战时期，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占区的城市工作中，吸收和团结爱国的有产者参与党的地下工作是客观的需要。他们很多人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也做出了牺牲。掩护人是其中的一种，他们在党史中一般没有记载，偶见地下工作者的回忆录中。

地下工作，由于受影视文艺作品的影响，给人的印象是如何在敌人内部进行斗争，机智灵活，利用矛盾，牺牲几个人，获得情报或策反成功。在名人回忆录中表现的则是如何爱国，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功劳卓著。其实在抗战时期敌占区的城市里，地下工作既复杂又平凡，工作人员既要工作又要生活，也有生活的乐趣。

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的工作人员，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需要有当地人的帮助。掩护人应运而生，他们往往是当地有点名气的商人、世家或与敌伪军政界有关系的人。他们以商户，作坊，世家府邸等做据点，为地下党服务，如提供活动经费、收集信息、打探军情、传递信件、代购物品，包括军用物资、联络各方人士、当保人、做铺保···等等。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的干部，不仅工作不能开展，连生存都不可能。他们可以说是革命队伍中特殊成员。他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不是党的正式成员，连外围组织都不是。何况他们只同个别的人发生联系，很容易中断关系，或是发生其他的变故，他们的经历也就无人知晓。

解放以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与党龄，军龄，级别无缘。他们以前多是富户人家，属于剥削阶级的资本家和官僚之列。阶级成分不能改变，作为工商业者自然是被改造的对象。如果是敌伪从政人员，自然是被管制甚至是被镇压的对象。曾经被掩护的人，也要与他们划清界限，甚至断绝往来，以避免有保护资本家和与敌伪人员关系暧味等立场问题之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有的又成为陷害干部的突破口，强迫他们伪造历史，诬陷被掩护人曾经被扑叛变。

这里介绍是抗战初期地下党在天津的一位掩护人的经历和遭遇。他名叫宋继华，也称宋四爷(家中排行第四)。 三十年代在当时的意租界一号路开了一家贸易行，那时叫货栈，从事棉花等商品的批发和进出口生意。他帮助地下党做抗日工作，最初也是出于亲友之情。当时在天津的河北省委的负责人中的李子实，宋敏之是他的亲戚。他开的货栈成了河北省委和以后的平津唐点线委员会与延安和晋察冀边区并由此中转东北联络的交通站，省委的电台最初也设在那里。有关这些事情，在解放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有所叙述。当时的省委书记马辉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宋家很有钱，在意租界1号路开了一家商店 ，省委用作交通站 并将电台安在那里。宋家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包括经济上的帮助。后因敌人发觉，人员撤离，电台搬走。

宋继华系河北省丰润县人，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农村。上过几年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接受的自然是孔孟之道的传统文化教育。少年时来津做学徒。学习如何做生意，同时学如何做人。宋将学到的孔孟之道与做生意这一社会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又将孔孟之道和经商之道与自己参与党的的地下工作结合起来。

闲谈中我曾多次问他，为什么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帮助共产党做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是记者或作家的访问，记录的则会是：由于接受党的宣传教育，抗日爱国，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心，尊重共产党等等。实际上不是。他说，仁、义、礼、智、信等孔孟之道是人的德性之本;也是商家之本。经商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赚挣。至于如何赚钱，那可是人人有道。他认为做买卖和与人交往也要有德性 ，与人为善，赚的是钱，不能坑人害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他说 ，当时的地下党员李子实和宋敏之都是他的亲戚。他们有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的事业奋不顾身。他们要我帮忙，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得帮忙，即使有风险，也要做。我并没有想从中获得什么，只要他们的理想能实现，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我也是高兴的。他们有时也谈起将来获得政权以后如何做官为吏，能有多大的权力和地位。对此我并不在意，我做我的生意。他们坚信共产党能“成事 ”即在全国获得政权。生意人与他们的观点不相同。做生意有赔有赚。一生下来能够以赚结束，那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混得一生的生存和对子女的抚育，下一代又回到生意的起点，这种观点就使他能从容地应对以后发生的重大变故。

他开的货栈所处地点和经营的性质，很适合做交通站。地点在意租界一号路，位于天津东站西侧百米左右，南面是海河，北面是的意租界大马路，西面是回力球场的娱乐区。交通方便，界面繁华，各类人等聚集。从货栈的内部情况讲，也很适合工作的需要。

货栈的经理也是投资人，是绝对领导人，下面是副经理，先生(会计)、店员、学徒。层次分明，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事情，领得薪水，彼此之间没有你争我夺，相互倾轧 ，大家都是为各自的生存干事，和为贵。这些情况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哪里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即店员和东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因为是货栈，做收零批发生意，包括进出口贸易，因此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很多。陌生的面孔，异乡的口音，不以为怪。来这里接关系的党员干部，自然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常来来店里的不做生意的人很多，形形色色，各有自己的目的。有的是市面上的人，闲坐坐混碗茶喝，聊聊天;官面人物也常来，结交朋友，有机会合伙做点生意。应说明，租界里的警方的人物并非都那么兢兢业业，混口饭吃的居多，不会无事找事，自惹是非。他们有的还被结交为朋友，通风报信。还有的想在这里认识八路军方面的人，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那时朋友间讲义气，互助合作。来往密切的朋友和店里的职工中，很多人都知道宋四爷为共产党做事，一般佯作不知，他们不仅不说明，还尽力帮忙。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交通站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这同老百姓的心理状态有关，老百姓对共产党从内心讲是很尊敬的，同时对八路军有神秘感也有恐惧感。对国民政府是怨恨的，因为本来就没有好感，不论谁当市长，老百姓过的都是一样的生活。日本人来了，自己跑了，老百上税养活的军队白养了。此外还同职工的社会关系有关。解放后得知，有的职工来自农村，他们家中和亲友中也有当八路军的。这可能是中国革命的特色，政治关系和家庭亲友关系交织在一起，极大地有利于革命事业。

后来出了事情。事情的经过是：有人在沈阳被扑，只供出在天津意租界工作的共产党的七个人的姓氏，没有名字。沈阳的日本宪兵队将材料转给了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北平的日本宪兵队派人来天津调查抓人。在通过意租界警务部门时，宋四爷从警署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立即通知了有关的人，使电台和人员及时转移。党的组织系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

事发之后，李子实奉命赴延安开会，临走时约他一起去延安。他说：“你们可以站起身来，拍拍屁股就走了。我可不行，官司尚未了结。如果我离开天津，日本人找不到我，事情会更麻烦。日本人没有抓到共产党，也没有搜出电台，苦于没有证据。我一走，证明了我同共产党有关系，不仅连累家庭，还会连累许多朋友，所经营的货栈也将被没收”。

据宋讲，北平日本宪兵队的人，为此案曾来天津意租界七次，每次他都以请客送礼的方式应付过去。最后，求意租界官面上的一个中国人调停。对方索要七千现洋，了结此案，北平日本宪兵队不再追究。七千现洋可不是小数目，当时一块现洋可买六、七斤猪肉，这可是他辛辛苦苦二十年挣下的全部家当。宋考虑再三，只能应允，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被抓起来，性命难保，家产也将被没收或者被讹走。救人要紧。他于是卖掉全部值钱的东西，加上货栈的资金，凑足这个数目。果然，钱给了，官司也就了结了。通过这件事情，揭露一个历史的真相。在现代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对侵华的日本军政人员的描写和刻画具有片面性。在表现他们们对中国人的残暴的同时，无意中歌颂了侵华的日本军政人员的忠于天皇，一心为国，不怕死的献身精神。还无意中回避了一个很普通的事实。在华的日本军政人员，他们中不乏酒色之徒，贪污受贿，并非一心为公。宋四爷用七千元买通他们，私了这件并非小的官司就是明证。

无独有偶，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也可能是意租界警务部门做的手脚。宋开设的这家货栈的副经理的儿子，被日本宪兵队枪杀。这个年轻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更为严重的是吸食鸦片，免不了有偷鸡摸狗，为非作歹之事。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事主怀疑是宋四爷所为，用他来代替被追扑的共产党人，但也无可无奈何。由此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官司了结以后，货栈也随之倒闭。宋虽然不是一贫如洗，也只能艰难度日。以后再没有机会与能力重新振兴。从此以后，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同他联系过，直至解放。解放以后，过去他帮助过的人，谁也没有以组织的名义来看望过他。他也不去找他们，他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送上一个与资本家的关系。连他的亲戚李子实，当时在天津工作，也没有去看望过他。他特别关注过的住在店里的电台机务人员也没有人来过。后来李子实通过河北区办将他安排在一个基层粮店做售货员，以三十几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倒也安静。解放初期的三五反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没有波及到他。他暗自庆幸，亏得这场官司，使他的财产损失殆尽，免去今日之难。

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他困惑不解，巨大的政治暴力居然也落到他的头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他属于牛鬼蛇神之列，资本家。斗后抄家时，却引出一件笑事。红卫兵本以为能抄出大量四旧财物。走进的却是一间斗室，室内家什陈旧简单。红卫兵怀疑他将财产转移。严加审问，宋详细讲述了破产经过。倒也合乎情理。作为资本家所必备的条件，是有所经营的工商企业及所需的资本。如果资本没有了，所经营的企业倒闭了，也就不成为资本家了。小将们可不愿意缩小和影响横扫的范围和破四旧的成果。经过研究决定，定其为历史资本家，待遇等同于一般资本家。他们说，既然有历史反革命，也就有历史资本家，红头文件中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可视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发明创造。

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群众性的内查外调，参与调查的人越多，有问题的人也就越多。文化大革命中，掩护人又时兴一阵，那些与掩护人有工作关系的地下党员的那段历史，需要他们说明真相。作为掩护人也要对自己的经历说清楚，尤其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与日伪人员的接触 。宋的问题又提出来了，而且更为严重，涉嫌杀人。有人揭发，宋为了使李子实等人摆脱干系，而将一年轻人送入日本宪兵队。造反派审查好久，没有什么线索，曾寄希望于本人的交代，以口供定案。宋对此完全否认。幸好，李子实没有被打倒，反而升做京官。单位中审查他的那派群众组织又忙于夺权和掌权，无暇他顾，便不了了之。

自从李子实等人撤离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未从有人以组织的名义同他来往。他以为，他掩护过的人早已忘记他的存在和那一段经历。后来发现，他们在需要他的时候都记起了他，用他来证明那一段历史的清白。宋由于这段经历又经受了一次磨难，有的来调者企图利用他来提供假材料，抓出叛徒来。此时的宋四爷，已今非昔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当前的处境，已经是无所畏惧的人了。

有一次来人调查李子实的那段历史。来者以为宋不过是一普通商人，解放后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文化大革命又是批斗对象。以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斗争的经验，可以随心所欲，想要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一见面，便摆出一副威严，庄重，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犹如面对一个尚未涉世的小小偷。

——“我们是北京来的，调查李子实的历史问题，有材料证明，他曾被扑，这你是知道的。现在你必须老实说情楚事情的经过，否则对你没有好处，你保他也没有用。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处境，立功受奖”。

宋沉默了一会，安定一下情绪，知道了来者的目的，不做正面的回答。反问道;

“他什么时候被扑的?在什么地方?”来者一下子便处被动状态，无法直接回答。根本没有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可是自己又说过“有材料证明”。只好另辟话题。

——“你先把这段时间他在天津工作的情况说一说”。

宋将他所知道的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没提被扑之事。

——“就是这些吗?他被扑的事情为什么不说”?

—— “ 在这期间，未听说过，他曾被扑，我们时常见面。去延安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临走时我还给了他一些路费”。

来者无以为答。只好说：

——“日本人逮他时，他事先得到了消息，跑了，没逮着。”

宋心中暗笑，没有逮住，算什么被扑。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李子实离休了，在他回忆往日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时，才感到自己也有不公正地对待他人之处。他想起那些亲友，冒着风险帮助他从事革命活动。胜利以后，为了使自己的社会关系清白无暇而与他们断绝往来，更谈不到给以帮助。这时，他突然想起，也许是受人提醒，宋四爷，他的这位亲戚，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曾内定为秘密党员。于是便同宋敏之一起写了证明材料，以期地方组织能给以合理的安排和照顾。

可惜的是，太晚了。这个材料发出时，宋四爷已经死去两年多了。与他终生相拌的老太，在他死后，无以为生，再嫁一退休老工人。但经不住对前夫的思念和对后夫的厌恶，不久也离开了人世。遗陋室一间，由后夫继承。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那些革命的参加者，坦然地以自己的功绩而自豪，并获得了参加革命时所想得到的一切，除了政治理想的实现以外，还有官和禄，即使到了老年，也以离休区别于众。但我们也应该尊重历史，缅怀那些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