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作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

——《文革中的检讨书》的读书笔记

一、文革会跟着我们走吗?

由台湾时英出版社于2011年5月出版的《文革中的检讨书》一书(作者：史实)，汇集了在文革期间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地方领导人、地方省市委、军队、以及一些红卫兵的检讨书。时间基本集中在1966年到1968年的文革高潮时期，也有林彪事件前后个别人的检讨书。

该书的序言《检查也是一门大学问》(刘石言)写道：“文革检讨书，是文革历史中的一部分，为我们研究真实的文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的史实真相。更何况检查这门大学问，也许还有用得着的时候与舞台呢?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如果你不能彻底地对文革历史进行清理、反思，文革真的也许还会跟着我们。”

在文革历史的档案基本没有解密的前提下，这本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在文革爆发50年以后的今天，再来读读这些检讨书，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二、文革，留下的是什么呢?

文革的头号对象是刘少奇。

《文革中的检讨书》(以下简称：检讨书)收录了刘少奇的四份检查：

1、刘少奇为北京市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写的检讨。这个会议后来取消了。这份检讨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

2、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3、1967年4月14日刘少奇写给中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检查。

4、1967年7月9日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

在这四份检讨以后，刘少奇基本失去了自由，一直到1969年11月12日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做这样的检讨，再也没有向伟大领袖请罪的机会了，再也没有在人们的视野里露面了。一个国家主席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于这位前国家主席的这些检讨书都是不会陌生的。那时，在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可见用大字报的方式公布这些检讨。用当时话语讲是要把刘少奇“批倒、批臭。”“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在《检讨书》一书里，汇集刘少奇的4份检查的同时，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3份检查也收录在一起。即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两份)。

令人称奇的是《检讨书》在收集了刘少奇夫妇的检讨书时，收录了他们的子女的揭发和检查书。

第一份是刘少奇与前妻王前的女儿刘涛在1966年12月写的《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这份揭发曾刊登在1966年12月31日出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上。在这份检查(实为揭发)中，刘涛主要“揭发”了刘少奇在文革开始以后是如何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

第二份是紧接着上一份揭发以后，刘涛与同母的弟弟刘允真一起写的《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在这份揭发中，把他们对于自己父亲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公开的揭发，以表示自己决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文革期间，这种亲人之间揭发批判屡见不鲜。或许，刘少奇的这两个子女是带来头的。这以后，有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揭发老子等等。更有甚至的是一个儿子揭发了自己的亲身母亲，以至于这位母亲被枪毙!文革，留下的是什么呢?

据记载，刘少奇一生共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何葆贞烈士留下二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王前留下一男一女，即次女刘涛、三子刘允真;王光美生育有一男三女，即三女刘平平(王晴)、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五女刘潇潇。

据记载：刘涛，1944年10月生于延安。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造反运动，根据生母王前的口述和弟弟刘一起写了一份所谓“揭露”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她的弟弟刘允真，1946年7月生于延安。1962年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同年考入北京郊区的良乡农业技术学校。1966年下放到北京郊外的八达岭延庆山区教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回到北京，在国家科学技术协会工作。

刘少奇在天之灵会怎样想呢?当他高举《宪法》试图最后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一切都晚了。连自己的孩子都会“揭发”他，那么他再高举“宪法”的大旗的时候，应该会反思一下自己当政的时候为何没有高举这么旗帜呢?甚至可以说，为何要助纣为虐呢?最终换来的是一场大浩劫，一个国家变得无法无天了!

所以，刘石言在前言里讲：“文革中刘少奇也作了多次检查，毛泽东也说过他的检查是诚恳的，但是刘少奇最终仍未逃脱惨死在河南开封的命运。可见检查有否用，能否求得政治对手的谅解，也是因人而异的，还有是否也因检查的水平高低而异呢?”

三、“永不翻案”是不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呢?

《检讨书》里收录了邓小平三份检讨书。

第一份是与刘少奇一起在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这份检查主要是讲了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等“对抗”、“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等。这是文革期间刘邓最初的检查。

第二份是邓小平被“打倒”以后写的《我的自述》。这份写于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的自述，全文约三万字。在这份材料里，邓小平较为全面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所谓的“错误”。从“红七军工作时期”开始，有“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讲述中不断地检讨自己是如何与毛主席唱了反调等等。

与刘少奇相比，邓小平在文革期间的这份检讨对于历史问题更为详尽。他不仅仅限于文革“错误”向毛泽东检讨，而是从自述历史着手向领袖“低头认罪”。

第三份则是著名的“永不翻案”那一份。这是邓小平在闻听林彪事件以后，与1972年8月2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在这封信里，除了向毛泽东表示支持对于林彪事件处理的支持以及对于林彪的义愤，还向毛泽东提出想出来工作的意向。并且表示对于自己的“错误”永不翻案。

看完这三份检讨书，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还会启用这位在文革中被冠以第二号“走资派”人物。

认真细读文革的两个最大的“走资派”的检讨书，再看看两个人在这场浩劫中最终的结局，令人深思。

不过，在这本书里没有收录邓小平的子女们在文革期间对于他的“揭发”，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那时，谁会想到这位第二号“走资派”在以后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实际领导人呢?

至于说翻不翻案，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翻了，否定了，只要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就行。

翻案，就是否定!

平反，也是否定!

否定文革是翻案，否定计划经济是翻案。为刘少奇平反，就是翻案，为一大批在文革以至于再向前所有的冤案平反，也是翻案。如果看看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回顾一下胡耀邦勇闯禁区为数不清的人翻案，或许“永不翻案”是不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呢?

历史啊，有时真的难以捉摸。

所以，刘石言在前言里讲：“邓小平就不同了，他‘永不翻案’的检查，得到了毛泽东当时的认可，获得新重用，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成就否定毛泽东的部分社会主义路线，实行他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宏图伟业创造了机会。‘检查’的历史作用，真的也蛮奇妙的。”

四、我们还要相信什么?

文革是什么?

毛泽东说过：全面内战。

斗!阶级斗争!七斗八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七八年来一次!

就像这本《检讨书》一书一样，当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都检讨了，唯独没有毛泽东的检讨。书中提供的资料里看到了这些政治人物们的互斗，毛泽东似乎只是在旁观。

在收录了刘、邓的检讨书以后，书中收录了几份附录，有点意味深长。

朱德的检查是文革初期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里召开的。主持人是刘少奇。

没有标明时间。但是从会议批判朱德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消极态度来看，应该就在5·16《通知》的前后。因为在附录的会议记录里，有邓小平最后宣布中央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

书中没有收录朱德检讨的全文，只是注明朱德检讨了自己在高饶问题、彭德怀问题以及历史上的问题。在这个章节里，以附录的形式收录的是周恩来、林彪、陈毅等人批判朱德的发言记录。这份附录在网络上有所闻，真实性值得探讨。但是从这些发言人的批判言辞里，可信性较高。大家在义愤填膺中对于红军总司令揭发批判，以显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是紧跟毛主席的。看后，对于那个时期高层党内的政治生活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了解。

与会者讲了些什么?与会者自己的结局是什么?

林彪从井冈山谈到文革，指责朱德有野心。结果，真正有野心的或许是林彪自己，1971年摔死在温都尔汗。

陈毅问朱德：你是不是要搞政变?结果，自己屡遭批判，被打入冷宫。1972年病逝。

乌兰夫批评朱德反对批苏联，揭发朱德要与苏联搞好关系。结果，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

周恩来做了较长篇幅的批判，翻了不少历史老账。这位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从井冈山、南昌起义讲到今天。结果，自己在文革后期被作为“大儒”批了一通。1976年1月病逝。

邓小平的发言没有看到。记录中他是最后发言宣布中央对于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没过多久，自己成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

刘少奇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没有看到他的发言。结果，朱德在文革中不吭声了，刘少奇很快被打倒，并且惨死在河南。

这场“革命”在疯狂的斗争以后留给中国人民心灵的创伤难以磨合。七斗八斗，毁灭了无数人的青春、生命，毁灭了无数家庭，中华民族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从“文革”开始，甚至更早一些，我们听过太多太多的说教，听过太多太多的许愿，看过许多言行不一的举动，看过许多前后矛盾的做法，心凉了，心寒了。

不能否定过去，意味着过去是正确的?坚信“宇宙真理”，意味着我们无需独立思考吗?参加“考试”已经60多年了，至今是否及格了?

问谁呢?

五、这一幕我们记忆犹新

个个检查，人人过关。在文革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单位的工厂、街道、农村，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几乎都经历了写检查这一关。除了几个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人以外。

在《检讨书》这本书里有时任副总理的陈毅、李先念的检查书、有毛泽东秘书胡乔木的检查等;

有国务院部委领导人的检查，如粮食部的陈国栋和副部长吴波、商务部王磊、新华社穆青等人的检查;

有地方父母官的检查，如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北京李雪峰、湖北张体学、湖南华国锋、东北宋任穷、西北刘澜涛、中南王任重等人的检查;

有军队中陈再道、杨得志、龙书金、腾海清等人的检查。还有49军、湖南省军区、衡阳军分区、河南省军区、广西军区、宁夏军区等集体检查。

应该说还有很多很多。真的要把文革期间属于这样级别所有领导人的检查书汇集起来，一定是一本几十卷、几百卷的大作了。限于眼下这段历史档案无法公开的原因，我们是不可能看到这些检查的。

对于这些前人的检查书，怎么看?

在那个年代不检查能行吗?这些检查中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个字都是自我真实思想吗?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以后的觉悟吗?都是出自于真正的内心世界吗?都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结果吗?

很显然，那时不检查不行。

问题在于文革结束以后，这些曾经痛哭流涕检查过的人大多数都忘记了这些检查。这笔账统统算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头上。好像在那个时期是这几个为虎作伥的人逼着自己写得检查。于是在否定文革的时候，都是义愤填膺的，都是慷慨激昂的，都是一副受压者的姿态亮相于世人面前的。

这一幕我们记忆犹新。

折腾来折腾去，斗来斗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已经有五十年之久了。那些写过这些检查的人基本都离开了我们。这一段历史已经是尘封的历史了。

可是，这样的土壤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呢?这恰恰是我们最为担心的。

所以，今天再来看看这些历史的记忆会有许多启示。可惜，有些人不愿意回头看看，生怕影响了伟大与正确。

六、检讨书，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真实一面

感兴趣的是在这本《检讨书》里专门收集了文革期间“特殊”人物的检讨书。

一是中南海大管家汪东兴在1970年9月15日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书。

二是文革前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大红人，写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批刘少奇的戚本禹的检查(摘录)

三是那些文革“造反”人物的检查书。有当年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清华的蒯大富，有发明“血统论”的谭力夫、有时为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的一把手朱成昭、有时为清华红卫兵“4·14”组织成员、“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缨、有时为长沙高等学院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詹先礼等人的检查书。

各类人物的检讨书，折射出那个年代的真实一面。

汪东兴的检查是这本书中唯一的在1970年的一份检查。这份检查的核心内容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与林彪及其同伙们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立场。在遭到毛泽东的批判以后，立即作出的检查。设立国家主席，无可厚非，是不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学界还有争议。在检查中，汪东兴重复着那时的习惯性语言：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骄傲自满、遇事不冷静等等。表示拥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事后，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检查。而其他鼓吹设立国家主席的人基本都没有好下场，一个个随着林彪的倒台而倒台。所以，对于这位当年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事先与林彪一伙的种种是非之事，至今应该说是一个谜。

戚本禹的检查只是一些摘录。这份1967年9月4日写的检查的背景是文革小组里关锋、王力被毛泽东下令抓了起来。这时的戚本禹已经感到末日的来临。他迫不及待要向伟大领袖表示忠心。在检查里他说“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犯了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他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这些话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毛泽东下令抓王、关的时候，只是留下戚本禹观察一下。事实也是如此，没有多久，戚本禹的使命结束了，也被抓了起来。到了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陈、江、张、姚，还有顾问康生。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这些人都被扫尽历史的垃圾堆了。

《检讨书》里收录的那些当年红卫兵头头的检查，有些代表性。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把工宣队派进了清华大学，但遭到了蒯大富的红卫兵的抵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生气了。他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这班人紧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警告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蒯大富是在遭到毛泽东的训斥以后，写的这份检查的。其实这是一份发言稿。在这份检查里，蒯大富承认了对于工宣队的抵抗的错误，并表示向死难的工宣队员“低头认罪”。蒯大富表示要制止武斗，上缴武器等等。

最终，这位红卫兵标志性的人物与其他几位一样，难逃覆灭的下场，被抓，被判刑。

那个发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对联的谭力夫，这份写于1966年11月7日的检查就是对这条对联的自我检讨。作为一个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儿子，他承认自己有着“自来红”的思想等等。这条对联对于当时文革运动的极左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是极为恶劣的。这样的一位人物，以后参军了，读函授大学了，被国务院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之突出贡献的文化行政管理专家和高级工程师了。最后还担任了相当职务的领导。

你能看得懂吗?你还能发现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如今是如何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吗?

转了一个轮回，依旧如此。

七、研究文革的重要资料之一

这本出于台湾的书里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例如，周恩来没有专门的检讨书。但是在一些专门的附录里有这样的检讨。批朱德的时候，周恩来顺便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错误。在文革期间，尤其是林彪倒台以后，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周恩来都在做“检讨”，向高级干部们忏悔自己在中共历史上的种种不是。为什么?值得深思。

又如，这些检查中，有的曾经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的。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张体学同志书面检查”的批示(中发﹝68﹞23号·196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中发﹝68﹞13号);还有一份是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用中央文件的方式留下这些检查，什么用意呢?也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的前言开场白引用了四句话——“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作不完的检查，请不完的罪。”

因为有了这四句话描述的情景，所以才会生产并留存下这些检查。

因为有了这些检查的留存，使我们对于那场浩劫才会有了清醒的认识。

这些检查是研究文革的重要资料之一。

50年了，我们研究了多少呢?

尤为可惜的是，这样的书是在台湾出版的。